从电影到剧集，再到综艺，纵观近些年韩国影视文化的“出圈”，颇给人一种“平地起高楼”的错觉，然而任何潮流的兴起都并非一蹴而就，也必定有其内在原因，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对于韩国影视圈的历史背景和商业运作，我们知之甚少。

　　大多数中国观众都对韩国的综艺、电视剧耳熟能详，却对他们的电影知之甚少，甚至老一辈的观众还有“韩国居然有电影”这样的质疑。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跟韩国电影此前很难进入全球市场有关，但这并没有阻碍其内在旺盛的生长力。

　　5年前，韩国导演奉俊昊凭借电影《寄生虫》，先后拿下“金棕榈”和“奥斯卡”两座电影大奖，韩国电影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现象，并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绽放异彩。

　　2021年，电影《熔炉》导演黄东赫执导的剧集《鱿鱼游戏》，在Netflix上线后火爆全球，后来还延伸出大型真人秀综艺节目。很快，这部现象级的IP剧集，又将在今年年底迎来第二季。

　　从电影到剧集，再到综艺，纵观近些年韩国影视文化的“出圈”，颇给人一种“平地起高楼”的错觉，然而任何潮流的兴起都并非一蹴而就，也必定有其内在原因，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对于韩国影视圈的历史背景和商业运作，我们知之甚少。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釜山国际电影节顾问范小青，作为21世纪之初第一个赴韩国学习电影的中国留学生，亲历了韩国电影的飞跃式发展，她用20多年，撰写了书籍《韩国电影100年》，于近期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韩国导演李沧东直白地指出，即便在韩国国内也还没有一部系统性讲述韩国电影百年史权威书籍的情况下，这一遗憾被中国学者弥补上了。事实上，这也填补了中国观众对韩国电影认知的空白。

　　为了在韩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上，洞析韩国影视产业背后的秘密，新周刊专访了范小青教授，并视图通过她的视角，找到韩国电影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且越来越火的原因。

　　范小青说，一直以来，大多数中国观众都对韩国的综艺、电视剧耳熟能详，却对他们的电影知之甚少，甚至老一辈的观众还有“韩国居然有电影”这样的质疑。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跟韩国电影此前很难进入全球市场有关，但这并没有阻碍其内在旺盛的生长力。

　　韩国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虽不长但却错综复杂。与他们本国社会的历史相似，在历经了殖民与反殖民、分裂与反分裂、独裁与反独裁之后，才最终迎来了自主的创作环境。

　　世界对于韩国电影文化的印象，也多集中在现实主义美学的表达，比如以林权泽导演的《西便制》《醉画仙》等为代表的作品，就很传神地反映出韩国社会独特的民族气质。

　　韩国电影真正开始在世界影坛上崭露头角，是20世纪80年代末，一部裴镛均导演的《达摩为何东渡？》。这部电影拿下了1989年第42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金豹奖，从此宣告了韩国电影的存在。与此同时，韩国新一代的电影人们，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让国际看到了不一样的东方电影。

　　尽管因为“好莱坞电影抢占先机”，以及各国的“本土电影保护”等原因，韩国电影很难进入全球市场，但是出于对电影艺术的热爱，世界各地的影迷们总是能找到办法，通过各种途径观看到韩国的优秀电影作品。

　　中国的电影爱好者们也经常能在微博、豆瓣等影视资讯以及迷影片单中，看到占据世界电影一席之地的韩国影片和影人。比如大家时常津津乐道的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洪常秀、金基德、姜帝圭、林常树等导演——这些像明星一般的韩国电影人，在范小青教授的韩国电影历史研究中，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386电影世代”，即出生于60年代，80年代成为大学生，30多岁进入职场的一批电影人。

　　2024年2月，韩国导演洪常秀凭借新作《旅行者的需求》荣获第74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图/豆瓣）

　　“这是一群虽出身各不同，但成长之路却相似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直面敏感现实，并就此分析社会、挖掘人性的普遍能力，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权威，敢于抵制好莱坞的侵略”，范小青说，386电影世代可以说是改造了韩国落后的电影产业基础，建立起适合韩国电影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正是这种集体的力量，促使韩国开启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可供借鉴的电影创作者体制——导演与制片人双规并行制，而电影《寄生虫》，就是这一优势的集大成者。”

　　21世纪以来，韩国电影高歌猛进，国内票房与海外口碑相映生辉，商业活力与创新能量也是齐头并进，迅速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电影研究和国别文化研究中的“显学”。范小青提到，此前与“韩国电影热”现象不相对应的是，海外关于韩国电影新浪潮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多少层代理后软件检测不到外网ip地址。韩国国内尚且拿不出权威的著作，那就更别谈有人会从中国的视角对其进行历史性梳理。这似乎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的缺失，也是一种视点的缺失。

　　“历史就是阐述，新的观点来自新的视角和方法”，带着这种初衷，范小青结合了自己在韩国留学、工作的亲历、亲见、亲闻，写作了《韩国电影100年》。在这本书中，她采访了近30位韩国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并以此为历史的佐证，把“代际划分”作为方法，不仅让我们看到了“386电影世代”在韩国电影历史中的支点作用，也是与中国影迷和观众沟通的有效途径。

　　“历史来自积淀，而非与生俱来”，这句线多年来的学术积累上，的确恰如其分。作为“华语圈韩国电影研究第一人”，范小青每次回忆起自己2003年去韩国读电影的决定，都觉得不可思议。

　　范小青，《韩国电影100年》作者，釜山国际电影节顾问，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图/由被访者提供）

　　2000年，范小青还在北京电台工作的时候，被朋友拉着去看了北京电影学院留学生们做的“第一届韩国电影展”，当她看到林权泽导演在上海电影节获奖的电影《悲歌一曲》（又名《西便制》）、许秦豪导演的《八月照相馆》、李廷香导演的《美术馆旁的动物园》等电影，韩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朝她扑面而来。后来，她又被许秦豪导演的第二部作品《春逝》深深触动，用她的话说，“怎么会有人把我身边的故事，在别的国家拍出来了”。

　　做记者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范小青结识了来上海拍电影取景的金泰钧导演，并为他推荐演员。聊天的过程中，金泰钧发现范小青很喜欢韩国电影，于是向她发出了“来韩国学习”的邀请。谁知道金导演的这句话让听者有了心，当范小青毅然辞职去了韩国之后，金泰钧大感意外，二话不说便带着范小青拜访了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创始人李庸观先生。李庸观第一次见到这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学者，便对范小青说“来吧，做我的学生”。

　　或许是出于韩国电影带给她的震撼，也或许是韩国电影人让她感受到的真诚和温度，范小青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让自己成了韩国电影“朋友圈”的一员。在校期间，她拿着电影专业学生独有的“迷影卡”，参与各大电影节，在各种“影人派对”和更多韩国资深的电影人、电影界前辈们近距离接触交流。

　　韩国的校园文化也常常让范小青感到震撼：“韩国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一般都是导师制，但不同于中国大学高校的是，他们小组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小组内经常进行学术讨论，一起发表成果，同期的学生之前保持着一种亲密的交流关系。”范小青说，比如我们经常能在洪常秀的“日记散文式”电影里，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学生与老师、前辈们坐一桌喝酒聊天，从电影聊到局限，从爱情聊到困惑——韩国的课堂不仅在教室里，也可以在小酒馆里，一杯烧酒下肚，千言万语穿肠过，如此地朴素、率真。

　　在范小青的观察中，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电影人，有着独特的“朋友圈”文化，即进行某一集体活动的时候，他们大多喜欢跟年龄相仿的同辈人搭档，这种社会习惯造成了“一拨一代”的共舞姿态。这种代际的诞生，从他们的校园时期就已经在悄悄酝酿了。

　　范小青是个喜欢沟通和交流的人，如今除了在传媒大学的教学工作，她还做策展、做评委、做讲座，做主持人，经常参与跟电影爱好者们的文化活动。

　　也许是受到韩国校园文化的影响，她也把那种轻松、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带到了自己的课堂上，以至于每学期但凡有范小青的选修课，都要被学生们一抢而空，其中最受欢迎的《外国电影史》，学生好评分更是达到了99.48分，接近满分。

　　范小青与今年刚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同学们合影留念，学生们称自己为“范门”学子。（图/由被访者提供）

　　在范小青的课堂上，她也常常跟学生们讲起在韩国学习电影的经历、韩国的电影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圈，甚至不吝讲韩国电影之所以会崛起的秘密——其中就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比如说在韩国的电影圈子文化里，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不能违背共识”。

　　由于韩国的国土面积小，人口也不算多，制作出来的电影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国内的观众群体来消化，所以韩国电影的制作费普遍都不高。每部商业片的制作费平均3000万元人民币，低预算艺术片的制作费平均是200万元人民币，韩国演员的片酬也都主要依靠票房的分红——只有片子越好，收入才会增多。

　　李沧东导演电影《燃烧》（2018年），演员（从左到右）刘亚仁、全钟瑞、史蒂文·元。（图/《燃烧》）

　　“总得来说，‘蛋糕’就这么大，所以谁也不会去打制作费的主意，韩国的电影圈从制片人到导演，从剧组到演员，大家就像是上了同一条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范小青说，这样的制作格局，也很大程度上使得韩国的电影人深谙“花小钱办大事”之道，所以无论是搞投资，还是搞创作，他们都很有“节约精神”。

　　除此之外，韩国的电影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很强的保护意识。在韩国电影史上，有过著名的“光头运动”，为了抵制抢占本土市场的好莱坞大片，韩国的电影人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团结。在进入21世纪后的20多年里，韩国的电影人也没有停止维护他们的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以及为“体制”源源不断输送电影人才的教育体系。

　　如今，在“386电影世代”之后与之共存的，还有韩国电影圈里新出现的“江南世代”，即2008年之后，韩国电影产业的地形图，从原来的“忠武路”制片人时代，跨入了由大资本大企业将投资、发行、放映整个掌握的江南时代。资本与电影的合作变得日臻成熟，一首《江南style》的音乐甚至传唱到中华大地，歌词背后，便是那个利来利往的、模式化日渐明显的“电影商业大厦”。

　　在她看来，模仿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成为经典，韩国电影之所以能够在好莱坞的“第一电影”、欧洲艺术的“第二电影”、韩国国内鼓励意识形态对抗的“第三电影”等的重重碾压下，产生融合了这三种电影，同时又具有民族性的“第四电影”表达，在于他们“善于借鉴”。

　　金度英导演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2019年韩国电影票房冠军。（图/《82年生的金智英》）

　　“这种表达既不放弃大众，也不放弃个性；不仅不放弃对眼球的关照，也没有放弃对文化内涵的关照。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韩国电影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是一个文化奇迹。”范小青评价说，近些年来，韩国的女性电影人，也渐渐声名鹊起，为韩国电影带来了新的希望，例如林顺礼，金度英，金宝拉，尹丹菲等。她们继承了韩国电影独特、多元的表达，也为韩国电影从形式到内容，不断翻新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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