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11月，国家反诈中心累计下发资金预警指令940.6万条，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1389万人次。而在20多年前，盗窃案占全国所有刑事案件的60%。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的犯罪结构已经发生改变。

　　彭越，2011年成为广东省江门市一名警察，2016年开始进行反诈工作，他目睹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多，犯罪形式和手段也不断变化，全民高风险。彭越告诉本刊，江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占刑事案件的比重，2022年不到40%，2023年逼近50%，2024年未结束，已经稳稳过半。他提到，

　　2023年公安部组织在缅北抓获了5万多名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使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减少约三成，但随着犯罪分子的转移，电信网络诈骗仍未根除。

　　我是2011年进入警察行业的，那时刑侦部门的工作重心还是以传统犯罪为主，即接触性的“盗抢骗”和其他经济犯罪。我当时做打击街面犯罪的工作，处理诸如偷摩托车、入室盗窃、抢劫等案件。

　　我刚入行时，电诈案件还比较少。我记得当时还没有自上而下的电诈统计口径，说明当时这类案件的重要性没有达到需要公安部门高度关注的程度。当时我所在的打击电诈小组只有五六人。

　　那时的案件，电诈犯罪分子大多在境内，我们办理最多的案件是“猜猜我是谁”——诈骗分子打电话给受害人，叫出受害人的名字之后，让TA猜猜自己是谁，无论猜的是谁，他们都会顺着话头，冒充熟人，编造理由借钱。

　　受害人主要有三类：一是体制内工作人员，诈骗分子会冒充他们的领导，以工作或者帮助晋升等各类理由实施诈骗；二是与亲朋好友交往密切的人，诈骗分子会对他们说，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困难，或者出了点事故需要处理，想借点钱；三是企业员工，诈骗分子会冒充其生意合作伙伴，借生意的名义让其转账。

　　当时，受害人之所以上当，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对电诈还没有那么多了解，警方打击和防范的力度也还没有那么强。我们办理电诈案的思路和传统案件差不多，以打击为主。我们那时的任务就是抓捕犯罪嫌疑人，经常出差，出差最多的同事一年两百多天都在外面。

　　当时，整个江门市一天有40-50人报案称自己被电诈金额超过3000元。在我看来，一个原因是新冠疫情暴发后，随着公安机关打击的深入，电诈犯罪分子慢慢转移到境外，疫情期间我们出境变难了，打击工作变得很不好做，工作重心开始向预警劝阻和行业治理倾斜，民警们挨家挨户拍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跟同行交流时，大家都觉得无奈：抓境外诈骗分子无能为力，抓境内的帮凶又无法对电诈形势产生实质性影响。

　　而且那时反诈法还没有出台，对境内电诈帮凶的定罪量刑太轻，比如全国从2020年10月开始开展“断卡”行动，依法清理和整治涉诈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断卡”行动中抓获的“卡农”，能被起诉判实刑的不足两成。

　　有了这个统计数据之后，我们才直观地看到，电诈占刑事案件的比重越来越高。以江门为例，2022年，江门市的电诈案件占刑事案件的比重不到40%，去年就逼近50%了，今年还没结束，已经稳稳过半。据中国警察协会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诈骗占刑案的比例上升至60%，其中，绝大部分是电信网络诈骗。这意味着，过去20多年前，以盗窃案为主的犯罪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外，发达地区的路面监控、联防联治水平也比较高，对街面犯罪形成较大的震慑，诈骗分子因而转向电诈。

　　通过大量案件的办理，我们能感受到，诈骗的沟通工具越来越丰富。一开始只有电话，那时警方追查，就找诈骗分子的电话卡。现在微信、QQ、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所有耳熟能详的社交软件和短视频平台都有他们的魔爪。如果这些你都不用，喜欢“翻墙”，他们就用境外软件，如WhatsApp、YouTube、Twitter。

　　我们现在处理的电诈类型可谓五花八门，主要包括虚假投资理财、虚假购物、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或熟人等，而且呈现紧跟当下的时事热点、生活潮流或时间节点的趋势。

　　比如，每逢寒暑假，冒充机票退订客服的诈骗案特别多；开学季，冒充补课的诈骗案特别多；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冒充订餐的诈骗案特别多。

　　比如虚假赌博经常和招嫖诈骗、刷单返利相结合：有人上网赌博，结果进入一个虚假网站。在虚假赌博的过程中，网站向他发送色情视频的弹窗。只要点进去，又进入刷单返利的套路。例如分享这个链接，到一定人数后可以5折挑选“小姐”。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变成帮凶，诈骗数量裂变。等你完成任务回到招嫖，骗子又让你交保证金等费用。

　　随着疫情的结束，2023年年中，公安部重新开始陆续组织出境集中打击。同时，广东省公安厅将今年定为侦查打击年，算是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我们的工作重心从前几年的预警劝阻重新转向重拳打击。

　　举个入室盗窃的例子，包括到现场踩点，踩完点后实施盗窃，分为开锁的、望风的、进去偷东西的。再往下走就是销赃，没有更多环节了。

　　而在电诈案件中，以“杀猪盘”为例，首先专门有人大量购买或盗窃公民信息，数量以千万计；随后有人专门负责筛选，比如初步筛选出1000万名单身或离异的有钱女性；接着有人专门负责聊天，聊前三天是一个环节，能够确定一批有钱且可能上当的女性，可能有1000人，然后他们会把这1000人打包卖出去；买到这1000人信息的诈骗分子开始实施诈骗，又有人专门负责聊天；为了骗取更大额的资金whatsapp商业版怎样添加删除标签，“杀猪盘”经常和虚假投资理财绑定，聊到投资时，有人专门负责做虚假投资网站和APP；诈骗成功后，到资金交易阶段，有人专门负责寻找隐蔽的支付方式；转账发生后，还有人专门负责“跑分”

　　（不法分子自建平台，利用正常用户的银行卡或微信、支付宝账号等替别人转账、收账，为电诈提供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

　　，之后诸如取现套利、贸易对冲等环节又外包给其他团伙。这些环节里的人大多相互不认识，无法相互指认。

　　以传统的命案为例，它有尸体，有犯罪嫌疑人，嫌疑人有作案工具、作案时间、作案动机，警方找到这些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

　　但打击电诈时，我们要先顺着数据找到人，找到人后能不能找到证据是另一回事，能不能固定证据又是另一回事。在电诈过程中，所有的证据都是可以消失的。

　　受害者可以告诉我们诈骗犯的微信号，诈骗犯发送过的链接，让TA下载过的APP，转账的银行卡号。但这些要素都可以用完即弃。微信可以注销，曾经登陆过微信或网站的电脑、手机、使用过的wifi可以销毁，大量的银行卡是境内人员提供的，转了几手才到境外，很难追查。所以即使我们追查到某个人有重大嫌疑，也缺少证据链来定罪。

　　今年上半年，我们抓获了几十号“冒充孙子诈骗”的犯罪分子，从深挖第一起案件开始到最后收网，总共耗时约一个月。

　　没有运气还完不成。“冒充孙子诈骗”简单来讲就是冒充孙子给老人打电话，取得老人的信任，然后骗钱。这类案件通常是现金交易。“孙子”们让爷爷奶奶把钱放到指定地点，例如埋到花丛，放到垃圾箱里，放在公厕门口，或给指定的人。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车手”

　　一宗一宗是处理不完的，要汇总串并所有同类案件——包括通话的时长、次数、手机号的归属地、运营商、诈骗分子的口音等等，发掘他们的特征。我们也追踪了好几个同类案件，接到这类案件的警情，就提前作现场部署，发现“车手”后，组织警力抓捕。其实“车手”是案件中最外围的人，抓他们价值不大，但我们只能追着他们跑，不然没有下一步。这次行动里，我们收网了七八十个“车手”，恰好有一个身上还有受害者的钱，手机里还保存了一些有用的线索，我们才追查到诈骗团伙，就在境内。

　　我们曾想画出受害者的人群画像，但发现受害者是离散分布的，没有固定的特征。江门市去年发生的几起大额电诈，诈骗的是在校的老师。理论上来说，老师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眼界，但他们也未能幸免。

　　我记得一位在我们本地一所大学工作的教授，他有点年纪，中了虚假投资理财的圈套。这位教授在投资群里结识了一个投资人，对方带他一起投资。一开始，他们在真实的平台上投资，有赚有亏，教授赚得比平时自己投资多一些。这打消了教授的警惕心。接着，对方让他下载另一个投资APP，它其实是诈骗团伙自己开发的虚假投资APP，教授在上面投资了两笔，每笔50万。我们发现他向异常账户转大额资金，就上门劝阻。他还不信，说之前赚到过钱，又把APP点开给我们看，说上面天天更新新闻，指数分析得很对。我们问他，为什么他会转账给不同的账户？他说有政策的原因，最后来一句，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是亏是赚跟你们没关系，请你们马上离开。

　　前面提到的“冒充孙子诈骗”，是一类针对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的电诈。江门是全国第一侨乡，海外江门人和海内江门人的数量是一样的，都是500万左右。整个广东，年轻人在国外的家庭也很多，所以有很多这样的老人。诈骗团伙会先在淘宝上购买一批外国电话卡，然后在不易被察觉或抓捕的地点，对特定区域的固定电话进行“轰炸”。打电话的时间通常是白天，如果家里有年轻人，也都在上班。电话打通以后，只要听到是老人的声音，诈骗分子就说，爷爷奶奶我回来了，过两天来看你。现在还在使用的固定电话，基本是年老失修的，来电显示可能看不清楚，老人往往又听得不太清楚，不容易怀疑。“孙子”诈骗在打电话进行两三次感情铺垫后，会找赌博、嫖娼等理由，说“我被警察抓了，爷爷奶奶快救救我。派出所民警说了，2万块钱就能搞定”。老人对孙子又关切，又思念，很容易相信。

　　近三四年来，我们办理的大额电诈案件更多是“杀猪盘”，占比超过一半。受害者更多是女性，比例能占八成以上。

　　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案子，是一位中学女教师被骗了300多万。这些钱是她借来的。她有一个“对象”，有时在国内，有时在国外，是个自由职业者。他们是在租房平台上认识的，女教师是房东，对方是租客，以看房为由，两人加了微信。对方在朋友圈展示腹肌、别墅、红酒、豪车。“高富帅”告诉她，她的房子只是他租的其中一处，他还在看别的地方，准备做一个大项目，让她好奇他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沟通的过程中，他还对女教师的生活关怀备至。

　　之后，诈骗分子就进入了“杀猪”的程序。女方跟着“高富帅”投资，她借了家人100万，借了网贷，还将房产抵押。我们监测到女教师有大额转账行为，上门劝阻了5次，她都不肯相信自己被骗了。她身边的朋友、亲戚也都跟她说那是假的，但她陷得太深，又产生了“沉没成本”——已经投了三百万，回不了头了。直到最后一分钱都提不出来，她才醒悟。

　　女性之所以容易上当，从我们的数据和实际案例来看，是因为她们对待感情更加感性，更容易“上头”，一旦进入圈套，基本上就回不了头了。

　　另一方面，结婚之后，钱基本都由老婆管。被骗的女性很多是阔太太，老公忙于工作，经常出差，对老婆疏于关心，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我总结下来，电诈其实只有两大类：逐利型和避害型。逐利型指因追逐利益而受骗，“利”是一种需求，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情感上的，虚假投资、杀猪盘都属于这类。避害型指为躲避伤害而受骗，冒充公检法、冒充孙子属于这类。

　　总的来说，我们反诈中心的工作主要分为案件研判和打击、预警劝阻、反诈宣传、行业治理和人员管控五大类。

　　江门地市级和县级都有反诈中心。地市级反诈中心约有15位民警，20位辅警。县级反诈中心的人员更少，有的只有两三位民警。地市级反诈中心除了对大额案件、系列案件进行研判侦办外，还要做更多统筹和分配工作，包括对预警数据的筛选、分析、处理，案件的研判、追赃挽损等。县级反诈中心根据我们下发的数据再次进行案件研判和分析，决定打电话或上门劝阻。他们的工作更偏向实战。

　　在我这一级，每天收到的预警数据有一万多条。我们把这些预警信息按照受害者和诈骗分子接触的密切程度分级分类，视情况开展电话或者上门劝阻。

　　整个江门市的反诈警察每天要主动发现超过500名被诈骗风险较高或正在遭受诈骗的潜在事主，约他们来派出所见面，或者我们上门。已经切实发生了损失来报案的，每天还会有十多人。

　　预警劝阻不容易。2023年电诈警情最高峰的时候，江门一天能监测到400-500人正在遭受被骗风险。我们上门做劝阻时，获得的回复像是有统一口径：已经转账的说“我没有被骗”，频繁登陆某个网址的说“我没有登录，只是好奇看一看”。这一年，我们开始实行保护性止付

　　。根据统计数据，我们实施的保护性止付九成以上都是正确的，也有一成左右实际转账的对象不是诈骗犯，而是其他行为，可能是赌博、跑分等。保护性止付实行一年后，江门市日均遭受被骗风险的人数下降到了30-40人，减少了90%。

　　在开展预警工作时，很多事主会觉得我们干预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产生较大的情绪波动，谩骂和投诉不在少数。

　　公众的不信任和不在意给我们的宣传和打击带来很大的困难。认清自己被骗以后，甚至还有人说，你们警察当时为什么没把我劝住？我们说，都上门劝了好几次，你不相信我。他说我当时正被人骗，肯定不相信你，你应该把我手机收了啊。很像吵架的时候胡搅蛮缠。一开始我们觉得很委屈，不管你有没有被骗，都是我的错。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我们认为它是被骗事主必然有的反应，它是一种懊恼羞愧的情绪，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2022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施行；2023年，公安部组织在缅北抓获了5万多名电诈犯罪嫌疑人，使电诈案件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减少三成左右。2024年7月26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电诈犯罪分子起到比较大的震慑作用。在我们普通民警看来，这些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共同努力下，江门市今年的电诈案件同比下降超过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