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ap为什么谷歌不能用whatsappp 发音原标题：伊朗的免费代理ip不是时时刻刻都好用，生活却和世界任何角落都一样｜三明治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9月 “短故事”报名中，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我从瑞士巴塞尔出发。当时，机场柜员一边输入我的护照信息，一边问：“有核酸报告吗？”我愣了一下，现在连回中国都不需要核酸了，怎么去伊朗反而需要？
我打开手机查询自己的疫苗接种报告，发现那个小程序在今年6月下线了。我又分别查了巴塞尔机场和中转地伊斯坦布尔机场的核酸检测点，也都撤销了。这下怎么办？眼看着钟表上的指针一点点接近起飞时间，我焦虑起来，问可不可以下了飞机后再补做核酸。柜员答应帮我问经理。终于，在辗转看了我的中文版疫苗证明后，他们给了我登机牌。
出发前，我听说外国游客也要遵守在伊朗全程戴头巾的规定。看飞机即将抵达德黑兰机场，我便赶紧把围巾从书包里拿出来，把头发牢牢围住，打了个结。邻座看到我这副打扮，笑了出来，伸手示意要帮我戴。我解下围巾递给她，看着她把它的一头松松地搭在我身后，系的动作很轻很熟练，给我一种小时候妈妈帮我穿衣服的感觉。我看了看她头上的丝巾whatsapp 发音，颜色很浅，有点透明，可以隐约看到底下的头发。我一直听说伊朗对头巾管得很严，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呢？我用手势再三向她确认。大抵是我太过认真的样子让她觉得好笑，她一直微笑着点头。直到排队过海关时，我才发现大家都戴着各色的头巾，包裹得也不是很严实。看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格嘛！
我顺利走出了机场，没想到焦头烂额的事情在后面。经历了去年的头巾抗议事件，伊朗全境封锁了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社交软件。入境前，我下载了软件用以“解锁网络”，下飞机后在机场餐厅边上网，边等朋友。半个小时过去，手机就连不上网了。我重启试了试，还是不行。过了一会儿，微信也登录不上去。实在没有办法，我忍着长途旅行的疲惫和刚到陌生国度的不适应，鼓起勇气去问餐厅店员。
那是个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典型的波斯人长相，浓密上挑的眉毛，大眼睛，长而卷的睫毛。我看到她用着最新款的iPhone，有些诧异，伊朗长期受到美国制裁，这边应该很少有国际商品。我询问她是否会说英语，她回复我是的。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当地都用什么免费代理ip呀？”她听后，打开自己的手机，接了长美甲的手指划过屏幕，给我展示某款最快、最好用，还给我发了一个邀请链接。
“大概多少钱一个月？五美金够吗？”她点点头。我直接把手机推过去，让她帮我操作。
过了两分钟，网络信号果然恢复了，我的心情渐渐平复，但还是忍不住小声抱怨了一句：“为什么上个网这么麻烦！”
她叫玛丽卡，在机场餐厅上夜班，一个夜班是13个小时，月薪大概是200美金。由于近些年的制裁和经济封锁，伊朗的货币里亚尔一再贬值。2020年，伊朗将官方货币改为“土曼”，1万里亚尔兑换1土曼，并将原本里亚尔货币上的四个零去掉，便于日常购买与计算货币。
玛丽卡今年21岁。她说，在伊朗，上大学没什么用，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她给我展示自己的Instagram，她晒出的照片上，自己并没有戴头巾。原来这个伊朗女孩和所有21岁的女孩一样，喜欢美丽与自由。
离开餐厅前，玛丽卡和另一位店员邀请我一起去黑海玩。来前我就听说了伊朗人热情好客，但由于自己已经和朋友安排好了行程，还是婉拒了她们的邀请。
街区人潮涌动，道路两旁都是卖衣服、果仁的店铺。我留意了下路过的车辆，大多是欧盟淘汰的二手车，似乎不太符合环评标准，让街头弥漫着有些呛鼻的尾气味。但这里比我想象中要开放得多，裹着各色头巾的女孩在街头行走，并没有出现满身黑袍的妇女。
我和来接自己的朋友一起在青旅办理入住。建筑外表有些破旧，内里却别有洞天，带一个庭院，庭院中央还有水池，水池周边摆满了盆装鲜花。夜晚在这个庭院里乘凉，别有一番风味。
我和朋友后来在街头漫步，也有奇遇whatsapp封号了怎么办。地铁上，一位胳膊肘下夹着书的长发青年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说中国。他听了便微笑道，“欢迎来到我的国家。”街上有个腼腆的女孩子塞给了我几块太妃糖。傍晚又看到长椅上一位男生，手里举着玫瑰花。我们一直都在感叹：波斯人真是很会认真生活的民族呀！
正式行程从古列斯坦皇宫开始，然后是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旧址。看过电影《逃离德黑兰》的人对这个大使馆不会陌生，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有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曾被扣为人质。如今，使馆外墙上全是涂鸦，大多有反对美国的主题，比如将自由女神像化成骷髅头。
有一位免费的讲解员帮我们做指引和介绍。他看起来二十岁出头，瘦瘦高高的，头发微微发卷，穿着带涂鸦的白色T恤，脚上的运动鞋有些旧。他说，自己是德黑兰本地人，刚大学毕业不久，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相比看历史，我更感兴趣当下。讲解员在最后一个展厅为我们讲解“被美国屠杀的英雄”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询问他，伊朗年轻人如何看待美国？问出口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紧张，害怕在这里谈论政治会冒犯到对方。他听完，脸上没有丝毫惊讶，似乎已经对这样的问题习以为常了。他说，伊朗和美国领导人表面上看起来互相憎恨，私下里有可能互相勾结，“很多伊朗高官和有钱人的子女都在美国，如果美国真这么不好，为什么要送他们过去呢？”
我继续问，年轻人用西方的社交媒体，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方的认知？他叹了口气，说，在社交媒体上，美国人用的东西都很漂亮，品种也多，在伊朗，人们的选择就很少。社交媒体似乎对伊朗年轻人有不小的影响，在Instagram还没有被封锁的时候，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见外面的世界，那时，对世界就有更多的理解与想象。说到这里，讲解员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失望。
“俄乌战争后，世界的格局会发生变化，也许会是‘东升西落’。”他又激动起来，乌黑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什么。我看着他，想起自己在很多中东国家遇到过的年轻人，他们都期待着世界格局的转变，期待着新的秩序出现，从而可以融入世界，拥抱世界。
德黑兰的商业街上似乎很少有国际品牌，甚至店内都鲜见英文标识。我见到的第一个国际品牌是富人区的真维斯，店铺牌匾上还用汉字标注了“真维斯”。这家店装修很精致，屋里却空空荡荡，少有客人光顾，服装价格则是大巴扎里价格的三四倍。我在里面逛，想起电影《刺杀金正恩》，其中的朝鲜街头也有漂亮的超市，进去却发现摆放的水果都是假的。伊朗富人区有牛排馆、汉堡店、西式咖啡厅，街头的女生把头发烫染成漂亮的卷发，张扬地裸露出来。真维斯这家店在其中，就像一个幻象。
我还惊诧地发现，伊朗人喜欢在公园里野餐。这里的夏天很热，有时高达四十度，人们在树荫下席地而坐，小孩在旁边踢球。青旅的前台姐姐说，大家平日没什么娱乐活动，爱好便成了野餐。这在我眼里竟也有一番别样的浪漫：人们在夹缝中生活，寻找每一种可能。我又走进一些餐厅和咖啡厅，偶尔还能看到吸烟的人。我几乎忘记了过去在新闻上看到的、似乎遥不可及的伊朗。它明明和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一样。
告别德黑兰，我和朋友按行程来到卡尚，似乎是从开放走向了保守。卡尚被称为“玫瑰之城”，是一座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盛产玫瑰水和玫瑰精油。在波斯帝国最繁盛的阿契米尼德朝代，卡尚民殷财阜，是最重要的财富中心。卡尚街头穿黑袍、戴黑头巾的女生明显多了。街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或许是因为我们花色的头巾，也或许是因为我们长着亚洲人的脸。
我在卡尚偶遇了独自旅行的中国男生张张。他大学毕业后在大理做厨师，他说着，向我展示手臂上的蔬菜纹身。张张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后厨工作攒了一些钱就出来旅游，花光了再回去接着炒菜。他穿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笑着告诉我，“有人还对着我的牛仔裤指指点点呢！”
在德黑兰时，我穿着比较随意，有时裙子没有到脚踝，还会戴不完全遮住头发的帽子出门，好像都没什么大问题。但这番打扮到了卡尚，便显得另类。街上的人常常仔细打量我，目光让我有些紧张。毕竟在异国他乡，我预料不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心里还是有未知的恐惧。我小声地和朋友说：“等会儿不会被风纪警察抓起来吧？”朋友安慰我，实在不行去大巴扎里买一条长裙。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让我更不舒服的事情。参观塔拜塔巴故居时，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可以露出小腿——我穿了一条及膝的红裙子。我试图和他沟通，说出去后我会换一件衣服。但他一直跟着我们，试图赶我出去。无奈之下，我让朋友继续待在里面，自己跟着他走出故居，边走边想，这不会是要带我去警察局吧？我十分后悔，为什么没穿一条长裙出来呢！
这位工作人员带着我走到门口的一家小店，和店主沟通了几句，拿出黑色的长筒袜。我摆摆手说我不需要，我会回酒店换衣服。但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俩连比带画，始终有种鸡同鸭讲的感觉。加之天气炎热，我变得焦躁。直到隔壁店主走过来，帮我用波斯语向他解释一番，他才作罢。
等他走远，店主不好意思地笑笑，对我说：“只有故居里管得比较严，你在街上这样穿其实没问题的。”他这样的安慰，让我在惊诧之余有点感动，不舒服的感觉瞬间消失了。伊朗人的友善一路伴随着我。我意识到，虽然这里有许多保守的什叶派信徒，但大多数普通民众还算开放，他们也愿意包容想更世俗地生活的人。
在卡尚，我与朋友在大巴车站结识了出租车司机哈桑。他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大叔，戴着眼镜，看起来文绉绉的，和职业身份不太符。天气炎热，他穿了一件白衬衫，看起来体体面面。他说，可以帮我们找两辆车，载我们去伊斯法罕——行程的下一站。
从卡尚到伊斯法罕，路上花了三四个小时，一路是沙漠，气温高达四十度，我一度觉得车里的空调罢工了。我们和哈桑聊起天来。我问他是怎么开始出租车生意的。他原本在卡尚大学读波斯文学，最喜欢诗人哈菲兹。哈菲兹是伊朗有名的抒情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读完大学以后，哈桑找不到工作，刚开始在父亲店里帮工为什么谷歌不能用whatsapp，后来出来跑出租车。他的英语说得不太流利，有时候提到一些词，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参观完一个景点，我回到车上，发现他竟然在学英语。车里的广播在放英文单词，一个女声循环读着单词表。这个场景我想起了自己小学上英语课的样子。我称赞他会利用时间，他腼腆地笑了，“我英语不够好，多学学才能和客人加深交流。我希望可以用英文向世界介绍我的国家。”
我们继续上路。过了一会儿，他从座位下掏出瓜子，邀请我们一起吃。我们经过一个核能设施，想起新闻上看到的伊朗核问题，我不由得好奇起来，问他，伊朗人如何看到核武器？他说，政府一直说在发展核能，但其实很多伊朗民众都对此持反对态度，觉得核能会污染环境，对身体健康不好。这个回答让我有些诧异。我试图和他解释，核能是非常清洁的能源，只要合理利用，对人类是有益的。我又问他对核武器的看法。他说，伊朗政府只是在发展核能，并没有发展核武器，国际社会似乎对伊朗有误解。
抵达伊斯法罕，我们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行程都是一样的。这也导致我和朋友两个人一路走，一路都在偶遇新的中国同胞。我们住的青旅也几乎被中国人占据了。我问了问，大多数人是从霍尔果斯口岸一路穿越中亚来到伊朗的为什么谷歌不能用whatsapp，其中有gap year的学生，有刚裸辞的职场人，还有历史学系的博士。有人是因为对古波斯帝国感兴趣才来，有人只是单纯想看看这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如今是怎样运作的，有人是为了旅行，穿越亚洲，一路来到欧洲。
青旅里还有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和俄罗斯的年轻人，大家凑在一起聊天。也许是背景相似，我第一次感觉到相比身在欧洲的年轻人，我和他们更有共鸣。我们经历着相同的政治抑郁，渴望融入这个世界，一次次在失望中重新捡起爱与勇气。
哈桑将我们从伊斯法罕送到了雅兹德。到达雅兹德已是晚上八点多，我在房间安顿好，打算去中央庭院看一看。
出了门，我看到酒店的前台姐姐给哈桑和他的同伴拿了一条干净的毯子。我很好奇，这是要做什么？他们将干净的毯子郑重铺在地上，墙边摆放了几个小桌台，上面有白色的花瓶瓷器。出乎我意料，哈桑和同伴对着墙壁，慢慢跪了下去。他们的头缓缓低垂。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他们闭着眼，嘴里似乎念着什么。
那一刻，沿途路过的许多清真寺在我眼前闪现。原来是在祷告。他们今晚开车回卡尚，路上大概有五六个小时行程。我以为他们会着急赶路，未曾想还会抽出几分钟时间来祷告一番。
我想起我和哈桑聊起的伊斯兰革命。他说他是穆斯林，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历史和文化认同，而非束缚人的工具。这让我想到诺奖得主帕穆克曾说的，“历史和文化认同的，而非信神的文化穆斯林”。这也许就是教育和文化对一个国家深远的影响。即使经济每况愈下，伊朗人依然体面且有礼貌，这里的小孩不会伸手随便要钱，大多数店铺也不会宰客。对于哈桑和同伴来说，拥有信仰和赶路一样重要。
我感到眼眶有些湿润，最终哭出了声。虽然走过许多中东国家，我对伊斯兰教仍一知半解。但我感到了一股文明的力量，并为之打动。生活压力不断挤压着普通人的生存空间，我却看到了他们点点滴滴的坚持。
在雅兹德，我们恰巧赶上了穆罕默德布道周年纪念日。广场的傍晚是最舒服惬意的时刻，告别了白天的炎热，夏夜的晚风拂过脸颊。广场上有摊铺，铺子里的人热情地给我们递上玫瑰水。
白天很热，我们喝了许多冰镇饮料，依然觉得口渴，走几步路就累到不行。在路旁等红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停下来，坐在副驾驶的人摇下车窗，是一位妇女，前排开车的也是一位戴头巾的妇女，车后座坐着两个可爱的小孩。我们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们。然而，副驾驶的女士向我们递过来三盒水果，有葡萄、李子和杏。除了一直微笑和用英文说谢谢，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更多。一路上，我问过许多人如何用波斯语说“谢谢”，轮到派上用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没有记住。
因为节日缘故，大多数餐厅都没开门。我在谷歌地图找了几家餐厅，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我眼尖地看到街上有人拿着盒饭，想去问问他们是从哪里领的，难道是清真寺在发免费的饭？我朝几个拿着饭盒的人走去，尝试用英文和他们交流，却沟通无效。我连比带画，指了指他们手里的盒饭whatsapp支持跨平台通讯。其中一个人先指了指远处，又打开手里的饭盒给我看，是扁豆和米饭。香气扑面而来，我瞬间垮了，胃里的饥饿感席卷而来。后来，他竟然把他和朋友手里的几盒饭全都塞给了我。
伊朗人总是给我意料之外的感动。那天，我未能把导游介绍的只言片语带回家，然而，我对这个节日有了新的理解，它也许意味着给予。
在前往旅途的终点设拉子之前，我们停靠在波斯波利斯。这里曾经是波斯帝国礼仪上的首都，它的名字在古波斯语中的含义是“波斯人的城市”。
在波斯波利斯入口处，有一张黑白海报，上面是一个石像模样的图案，有点模糊不清了。导游侯墨说，这是政府贴在这里的，为了告诉大家几千年以前，雕像里的女性就是戴头巾的。他说，这个说法其实是个谎言，那时候许多雕像中的女性不但不戴头巾，甚至还是的。
说到头巾，我们和侯墨聊起去年的头巾革命。他大学学历史专业，现在在设拉子和波斯波利斯一带做导游，明年要到中国贵州学习中文。原本应该在前两年去， 由于疫情，学期拖到了明年。
2022年9月，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玛莎·阿米尼因“违反着装规范”被捕，侯墨也是街上的一员。他在监狱待了一个月，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提起那段经历，他有些神采奕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社群。你能想象吗？我在监狱里这一个月，认识了许多和我想法相似的人。他们把我们抓起来，试图阻止我们，结果我们反而因此相识了。”我听着这番描述，想起《末日巨塔》里提到的埃及作家库特布，他也是在狱中结识了伙伴，完成了自己的写作。
侯墨的手机上装了好几个免费代理ip，这里的免费代理ip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好用。我无奈地笑笑，看看自己的手机，不但装了需要“解锁网络”上Instagram和Whatsapp的免费代理ip，也装了“解锁网络”回国内的免费代理ip，不然都没有办法转账。即便如此，网还是很慢，我只能和在瑞士的朋友发一些文字信息，图片总是显示发送中，更别提打电话了。由于伊朗本土没有什么自己的社交软件，大家还是会下载免费代理ip，去使用本来已经习惯了的国外软件。
伊朗的夏天实在太热，每天我都在喝汽水。有一次，我在波斯波利斯门口的小卖部买可口可乐，红色的330ML罐装，上面用白色的英文写着“伊朗制造”。我忽然意识到：伊朗怎么会有可乐呢？这不是美国货吗？
我询问了侯墨。侯墨笑着说，这不是真的可口可乐，冰柜里花花绿绿的七喜和芬达也不是我从小喝到大的那一种。可口可乐的美国配方一直秘而不宣，将浓缩原液送至每一个加工厂，却没有人知道它的配方。我在瑞士喝过瑞士的可乐，味道和以往喝过的略有不同。在伊朗的这么多天，我居然对这里的可口可乐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伊朗的可乐，本来也应该和世界任何角落里的都一样。
设拉子是诗人和美酒的故乡。我在设拉子的第一站是哈菲兹墓，它坐落在设拉子北部的莫萨拉花园。陵园里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美丽的诗句，墓碑的上方修建了一座八角亭，穹顶镶嵌着漂亮的砖瓦。陵园的广播系统时不时播放着唱诗，衬着陵园闲适的景色，更显得诗情画意。
哈菲兹进行诗歌创作时，正是蒙古人统治波斯的时期。他的诗主要揭露和批判当权者的专制和暴虐、社会道德的沉沦、人们对教会的偏见等。这些题材在当今的伊朗显得有些敏感。原本会有人在哈菲兹墓举行一些诗歌讨论，后来被禁止了。
我们在设拉子的酒店老板曾在大学学习社会学，毕业后做翻译，那时候，她觉得这份工作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多价值。现在，她经营的这家酒店是亲自设计的，风格复古，抛开传统波斯庭院特有的部分，室内装潢也很漂亮，餐厅墙壁上挂着钟表。老板还设计了一个木质结构的电梯，可以通过它抵达屋顶，在夜晚的灯光中，上去看远方的清真寺和设拉子城区，有种迷离之美。经历了新冠疫情和头巾革命，酒店现在的生意并不好做。老板说，这条路不好走，但她不后悔。
回到瑞士后，我又在苏黎世看到了纪念玛莎·阿米尼的摊位。2022年9月，她因涉嫌违反头巾法被伊朗道德警察拘留，后陷入昏迷死亡，去世时仅22岁。这也是当时伊朗大规模头巾革命的开始。我看到的海报上，背景画着伊朗国旗，文字写的是“女性、生命、自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德黑兰，旅途中的记忆，一点点在眼前浮现。
我和摊位上一位伊朗女生聊起来。她有一头棕色的长发，身穿白t恤和牛仔裤，若是没问她从哪里来，我完全想象不到她真的是伊朗人。我向她介绍说自己刚从伊朗回来。她既惊讶又激动，毕竟在欧洲，去过伊朗的人很少见。“你可以给我看看伊朗的照片吗？”，她说。我点头应允，和她一起翻起相册。当她看到我在雅兹德风塔前留念的照片，带着诧异的神情说：“你穿成这样，没有人管吗？”照片里的我穿着一件蓝色吊带，搭配粉色印花薄外套，没戴帽子和头巾。最后，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十三年没回去了，谢谢你让我看到我的国家。”
我这时才感到，我和伊朗人不同，却也有些相似性。从小长大，我在新闻和教材中读到最多的国家便是欧洲和美国。除去其中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寥寥数笔，我对伊朗这个国家知之甚少。这次旅行，让我发觉自己和伊朗人有着同样的挣扎——想要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又想在生存之外追求更多。我的欧洲朋友似乎不能理解这种处境，他们天生拥有不需要思考温饱的特权。有些人在生命一开始就打开了“easy mode”，这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指责我不愿买有机食品、为不环保的商业巨头工作。他们缺乏对世界的恐惧和抑郁。欧洲的环境对他们来说本就是个温室。许多时候，他们所谓的抗争，到头来却不知道在抗争什么。
那些经历了头巾革命的伊朗人却知道，即使每天走出同一个家门，街道还是以前的样子，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他们知道抗争有意义，知道街上行走的人们不再是过去的那些。他们仍相信理想可以战胜不公正，哪怕这公正今天没有到来，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到来。
每次旅行回来，都仿佛回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我依然想念伊朗的炽热的夏天，清凉的玫瑰水和热情的人们。我们身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为了同样的目标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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