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开始投票，投票结果有望在北京时间11月6日中午左右公布，目前开票结果显示，特朗普和哈里斯仍然难分高下。

　　选情胶着之外，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花费也刷新了历史纪录。据央视新闻报道，2024年美国大选总支出预计将达到至少159亿美元，继2020年花费151亿美元选总统后，再次成为史上最贵选举。

　　如此天价花费，使美国大选成为一场美国富豪们的天价押注。而在这场赌局背后，是候选人竞选宣传的巨额开支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在美国大选这项“烧钱”的巨大工程里，组建竞选团队、筹备竞选活动、分析数据、投放广告，都是大笔开销。

　　根据美国数据库Open Secrets预测，本次选举天价开支中，绝大多数将被用于大量电视广告、筹款活动以及一系列上门拉票活动，这一数字约占整个2024年选举周期总开支的92%。

　　在选举关键州之一内华达州，哈里斯团队在拉斯韦加斯地标建筑那160米宽、111米高的外墙上投放巨幅广告，一天就花费45万美元。

　　在另一选情“正负手”的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和特朗普在费城老鹰队和匹兹堡钢人队的橄榄球比赛期间预订了昂贵的黄金时段打广告，民主党还在涉及六个摇摆州的四场NFL（美国橄榄球职业联盟）比赛中悬挂支持哈里斯的横幅，支付费用“高达六位数”。

　　同样根据Open Secrets数据，在美国2024年的选举活动里，来自200美元以下小额捐赠者的资金仅占所有筹款的16%。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文件，超过11000个政治团体在2024年的选举周期中投入了资金，成为竞选资金的最大来源，其中不乏像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

　　10月19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一场为特朗普竞选造势的活动上，支持特朗普的埃隆·马斯克把一张10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给了现场一名观众。此前，马斯克在网上发起一项支持美国宪法的在线日美国大选选举日前，每天向一名请愿书签署者发放100万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马斯克利用其巨大财富影响特朗普同哈里斯激烈选战的证明。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公开文件显示，马斯克旗下公司特斯拉，正在接受来自政府机构的调查和审查，尤其是关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问题。特斯拉一直以来大力推广自动驾驶技术，但因发生多起事故而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密切关注。

　　此外，马斯克的企业依赖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合同，而拜登政府过去四年对其相当冷淡。过去，SpaceX曾获得了美国宇航局（NASA）高达8.43亿美元的合同，用于未来国际空间站的退役操作，和多项军事和太空卫星的发射合同。2021年和2022年，SpaceX负责将人类两次送往月球。这些政府合同不仅带来了巨额收入，还为SpaceX在航天领域的技术研发提供了强大支持。

　　在马斯克真金白银支持下，一直在公开明确“反对所有人都开电动车”的特朗普，很快改口称“必须支持电动汽车，即便将之作为整个汽车行业中的‘一小部分’”。他还承诺一旦胜选，将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委员会”领导安卓whatsapp聊天记录恢复。

　　如马斯克一样，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背后是更多富豪们的“站队”。出于对不同党派及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倾向，美国富豪每逢选举年便划分为两派。

　　据央视新闻统计，本届选举中，已有83名亿万富翁支持哈里斯，52名支持特朗普。支持哈里斯的知名富豪除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还包括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领英网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和彭博社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支持特朗普的知名富豪包括银行业富豪蒂姆·梅隆、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赌博业大亨遗孀米丽娅姆·阿德尔森。

　　根据公开数据，包括马斯克、WhatsApp创始人杨•库姆在内的至少20名亿万富豪向特朗普捐赠了2.81亿美元。哈里斯方面，至少24位亿万富豪捐赠了1.12亿美元，其中，比尔·盖茨捐款5000万美元，META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捐赠近400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自7月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以来，展现出了极强的筹款能力，特别是在拜登退出竞选后，她的竞选团队在首日便筹集了8100万美元，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美国联邦法律对于竞选捐款曾有极为严苛的规定，提出企业和工会不得向候选人的竞选活动直接捐款，只能向由公司、工会或活动团体主办的集会——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款，而每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向每位候选人提供的捐款也有金额限制，比如，在2023年-2024联邦选举中，个人对候选人委员会的捐款上限为每次选举3300美元；支持多名候选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候选人委员会的捐款上限为每次选举5000美元。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庞大的竞选开支，由于传统捐款需要明细及设上限等种种不便，美国政客们在2010年开始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一新工具进行募捐。

　　据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能直接向候选人捐款或协调竞选活动，但可以不受限制地直接花钱帮助候选人打广告、贴横幅、发宣传品。特定的非营利“社会福利”组织只要不以政治活动为主业，就可以选择不透露其捐款的实际来源，也无须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申报使用情况。比尔·盖茨就是通过“社会福利”组织方式向哈里斯捐款5000万美元。

　　富豪争相“站队”候选人，不同的当选结果也将对美国经济、股市和大类资产产生不同的影响。回顾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对美股的收益率和波动率一直以来存在较大影响，往往会在短期的市场情绪和中期的板块催化下形成独特行情。

　　中信建投证券统计了1948年后24任总统大选年与非选举年的市场数据，通过比较当年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发现总统选举年所在的24年中标普500指数的平均和中位回报率略低，但落后幅度并不大，且要视具体年份和选举情况而定。

　　此外，标普500指数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均在选前更高，选后更低，显示出尽管大选年的股市波动受大选影响较大，但股市在选后的表现依然要基于前一任总统在任期间的经济基本面和下一任总统的政策执行力。

　　在总统选举前夕，标普500指数的收益率通常高于非选举年，越临近选举日收益率收缩越快，到选举日之后的1个月、6个月和12个月期间的股市收益率则明显低于没有总统选举的年份，暗示着预期兑现后的整体回撤。而标普500指数的平均波动率在选举年前后反而低于非选举年的同期，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出于避险需求而避免激进的买涨或买跌行为。从选举年当年看，市场的整体波动率在选前不断攀升，在选后逐步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一党控制总统和参众两院反而会引起市场混乱和收益率下滑。中信建投解释，这可能是因为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往往是民众对上一任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导致的，折射出当时经济环境的可能恶化，最终反映在股市基本面上。收益率较高的情形包括“民主党总统+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或“民主党总统+民主共和分治两院”，两党互有胜负的格局避免了权力的集中和对于部分行业的偏向性支持，收益率显著较低的情形是“共和党总统+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