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亚裔主创在第81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取得瞩目成绩，讲述美国亚裔的电视剧《怒呛人生》（Beef）获得包括限定剧最佳剧集、最佳男主、最佳女主在内的奖项。这是又一部讲述海外韩裔群体的影视作品，就在金球奖颁奖典礼的两天前，另一部描述海外韩裔的电影《过往人生》（Past Lives）荣获2023年度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

　　两部关于“人生”的作品，娓娓道来海外韩裔的人生真相，一部是与过往故土断裂后的痛苦追忆搭建自己的服务器代理，一部是在新国度的愤怒压抑，似乎无论在那一边，韩裔都与安定和自由无缘。

　　“海外韩裔”已成为近年韩国影视的热门主题，韩国影视也借此话题打入国际主流影视圈。2022年，作为韩国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冲奥片”《摩加迪沙》（모가디슈）讲述了身在外国的韩国人与朝鲜人的故事；同年，苹果公司（Apple TV）、奈飞（Netflix）、A24等美国制作公司也出品了由韩国主创创作的关于海外韩裔的韩剧《弹子球游戏》和《苏里南》。2023年，韩国又出炉了《非官方行动》、《波士顿1947》、《交涉》等一系列电影，关注国境之外的韩人状态。

　　这些影视作品或从外交与国土安全出发，涉及政府级外交、国家体育赛事和国安部特工；也有时代背景下被迫选择的底层百姓；有出于个人生存选择而远渡异乡、步入无政府混沌之地的小人物；也有在全球化时代在个人发展与情感归宿间彷徨的移民。故事发生地点或在战乱频发的非洲小国、教派冲突的中东国家和军阀混战的南美，或在有深刻民族仇恨和殖民侵略恩怨的日本，也发生在政治与经济双重捆绑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这些空间中，既有在韩国国家体制内争取外交地位的官方谍战，也有国家体制外的韩人个体的政治脱离与自身主张。

　　全世界生活在朝鲜半岛以外、具有朝鲜族血统的人约900万。在半岛以外，朝鲜民族四散海外，形成世界离散民族中极具特点的一支。

　　影视作品中的海外韩裔，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与不同群体交往，从微观的个体遭遇，可一窥韩国外交关系与世界格局。

　　美国往往以不可撼动的权威与最可信力量的形象出现在剧情中。在与南美洲苏里南贩毒集团和军阀的周旋中，有美军和美国中情局撑腰的韩国情报人员才能顺利展开特工行动，韩国情报部门的行动目的也更多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在1947年尚处于美军占领下的韩国，韩国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被要求以美国队代表的身份参加，韩国运动员不仅是体育专业人员，还是身兼外交责任的谈判官。这反应了韩国在军事外交上被美国紧紧钳制，既视美国为权威力量，又在有限空间中争取小国尊严。

　　电影《交涉》改编自2007年发生在阿富汗的韩国人质绑架真实事件，韩国外交部和国家情报特工在阿富汗展开解救人质的联合行动，剧中的韩美关系更加复杂。塔利班以屠杀韩国人质为要挟，不仅要求韩国从阿富汗撤军，还要求释放被美国及其盟国关押300多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塔利班希望通过韩国，来撬动他们搞不定的美国及其盟军，这对韩国而言显然是做不到的，韩国无力说服美军为了解救韩国人质而释放塔利班战俘。

　　韩国以美国盟友的身份参与作战，却不是北约国家，也并非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盟军的主力，可谓仰仗美国的同时，又被美国边缘化，在与塔利班的谈判中十分被动，韩国外交官与塔利班唯一较量的砝码，就是背后美军的撑腰，以增派部队、美军轰炸为要挟，对塔利班产生威慑作用。而塔利班之所以制造韩国人质事件，也具有选择性。之所以选择韩国，是因为韩国是美国盟友也是经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利用价值；但韩国又是个被美国边缘化的盟友，即使发生人质屠杀事件，美军也不会为此对塔利班进行激烈报复。偶然的政治危机背后，是韩国在韩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所带来的必然尴尬。

　　在与日本的交往中，韩国的心态又全然不同。日本作为曾经的殖民侵略国家，背负历史耻辱的韩国对其的态度是强烈的民族愤恨，持续至今从未和解，这一点反映在韩剧《弹子球游戏》中描绘的“在日朝鲜人”身上。他们20世纪初在日据时代的朝鲜半岛备受欺压，以强迫劳工身份漂泊日本，成为日本社会的下层苦力，也是战争的牺牲品，即使后来相继加入日本国籍，仍是日本领土上的不速之客，从不属于这里，一生都背负着对日本的国恨家仇。

　　《弹子球游戏》中由韩国演员李敏镐饰演的“高汉水”一角，是个“日本化”的朝鲜人，在东京大地震、父亲去世、日本黑帮收养等人生经历后，从原先的善良单纯彻底变成狡诈毒辣、市侩城府的投机商人，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回到朝鲜半岛后，依靠海鲜贸易积累金钱，还改变了女主金善慈的一生。但高汉水的内在是对朝鲜家乡深刻的依恋，其名字饱含“汉江之水”的隐喻，是对故土的念念不忘，也表现在对金善慈的深沉之爱上。金善慈是“大地之母”的形象，是“朝鲜母亲”的象征，她结实强壮、坚韧稳定，具有土地的厚重。剧中三代在日朝鲜人始终对日本报以憎恨，不愿改变韩人的习惯和尊严，这是韩美关系中不曾出现的，暗示韩国在韩美关系与韩日关系中截然不同的立场。

　　而在非洲、中东、南美等第三世界，韩国是个缺乏话语地位、亟待争取外交承认的“愤怒小国”形象。韩国外交官不是往来无白丁的高雅世界的一分子，而是被抢劫、挟持甚至扣为人质、下落不明的受害者，生存岌岌可危，不得不寻求韩国所在的“西方阵营”如意大利、美国等的营救，甚至只有与朝鲜合作，才能虎口脱险。

　　即使是关乎国土安全的官方外交行动，韩国电影也大胆表现出对韩国政府和权威力量的质疑、讽刺与不满。在《摩加迪沙》中，即使是大韩民国外交官，在外交层面仍十分被动，在朝韩竞争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人力支持和国际优势；在《波士顿1947》中，韩国在当时作为主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半殖民地”地位仍未改变；《非官方行动》对韩国体制和政府管理提出更彻底的质疑，外交官背后的组织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拖后腿和设置障碍难堪，身为官方人员只有脱离体制，以非官方行动才能完成任务。

　　韩国电影多次表现公务员群体在海外的状态，这些有官方和国体支持的体制内公务人员，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移民，也是事实上的海外离散者。在海外行动中，即使有母国体制做保，仍处于体制真空和外来者的生存挣扎中，与新移民无异。在东非索马里，身为韩国大使的韩信盛动用了脱离体制的“违规”与“绝对禁止”手段，通过与敌方合作甚至对敌方庇护，才获得生存机会，他个人生命的延续，也是韩国政府的延续。在与朝鲜外交人员的交往中，双方在半岛内剑拔弩张，却在一个遥远而混乱的非洲国家寻到一个和解共存的空间，同为朝鲜民族同胞的身份，比国家与体制更可靠。

　　在教派混战的黎巴嫩，韩国外交官发现一个来历不明、身份可疑的韩侨，却远比他背后陷入官僚主义与权力斗争的国安部和外交部更可靠，海外韩人间的同胞互助，比国家体制更为牢固。《非官方行动》中，韩国外交官在当地一位精通阿拉伯语、已经“黎巴嫩化”的韩侨支持下，救出人质。

　　电影还揭露韩国官僚体制内部的复杂矛盾，例如公务员部门的内斗和官僚主义，国安部、外交部、总统府、情报部等不同机构互不隶属、各成一派，他们互不协调、各派争权夺势，充斥着“山头文化”。在《非官方行动》、《摩加迪沙》和《交涉》中，都出现了国安部和外交部的嫌隙龃龉，竞争拆台、互相抢功，既互相推卸，又互相帮衬的共生关系。

　　韩国电影表现了对庞大官僚机构的不信任，更多聚焦在体制内官员个人的英雄主义和人性光辉上，官员个人素质出色、品德高尚，只是背后的体制过于腐朽拉胯，在海外空间中，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更受韩裔推崇的。

　　在家国民族边界模糊、身份认同陷入危机时，来到异国的韩裔如入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解除了政治关系捆绑与地域局限束缚后，展示了更为真实的人性与身份关系。在家国土地上剑拔弩张、频发核武器危机的朝鲜半岛民族，反而在混乱动荡的外国，寻找到和平共处、互帮互助的温情空间。《摩加迪沙》中描绘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尽管是死亡与暴乱的无政府地带，但对身处其中的朝鲜民族而言，反倒是政府状态下几无可能的和平乐土。这对影片中身为两国公务员的人物而言，是莫大的讽刺。

　　韩国影视大胆选择在全球边缘化的陌生地带，作为开展“无政府状态”的试验场，《摩加迪沙》和《苏里南》，都以两国地名为电影名称，对多数观众而言，是陌生甚至奇怪的名词，具有猎奇性。这些名词可以是任何称谓或代号，指向一个异化的、没有既定体制和系统运转的地方，是供韩裔自由发挥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体制之外的韩国普通百姓，在来到战乱的中东、阿富汗等地时，反倒成了在韩国政府在当地开展工作的重要支柱，甚至成为韩国政府难以招架的敌对势力。韩国全国总人口仅5100万，却能散播全世界，在苏里南、黎巴嫩、阿富汗等犄角旮旯的小国也有分布，不禁让人感叹韩人抵达世界范围之广。这种远范围辐射力，源自韩国自身内部力量的推动，追根溯源都有深刻内因。

　　在《非官方行动》中的黎巴嫩和《交涉》中的阿富汗，都各有一位在地韩裔，穿着阿拉伯或阿富汗民族服饰、头戴穆斯林帽子、讲流利的阿拉伯语或阿富汗普什图语，混淆在当地人中难以区分，已深深地“中东化”或“中亚化”。这些小人物与当地的三教九流十分熟络，混迹在鱼龙混杂的社会中，远比韩国外交官更会与当地人打交道，也更熟悉当地情况。这些小人物的设置不能简单理解为夸张编造，而是有一定现实基础。这些“在地化”的韩裔小人物，是“中亚朝鲜人”族群的影射，即曾移民前苏联的朝鲜人群体“高丽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等地区，熟悉伊斯兰教和中亚文化。

　　《非官方行动》以1986年发生在黎巴嫩的韩国外交官人质案改编，金板守是一位来黎巴嫩务工的韩裔。在阿富汗和苏里南等混乱之地，韩裔展现了挣脱国家体制束缚的强烈自我意识。2007年真实发生在阿富汗的韩国天主教传教士绑架案，正是电影《交涉》的历史原型。这批民间狂热的天主教信徒，只身来到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其执着莽撞可谓叹为观止。直到被塔利班绑架，才寻求韩国政府救援，给韩国政府带来灾难性外交危机。

　　韩国是世俗国家，官方从未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但对海外韩裔而言，天主教却成了群体身份认同的依据。韩国民间对天主教的狂热可溯至历史过往，天主教出现在大部分关于海外韩裔的作品中。韩剧《苏里南》中的韩国黑帮，就通过天主教会和牧师祷告，在海外招揽帮派信徒，通过教会物色可利用的同胞，以邪教式的传教方式对其精神控制。

　　在《弹子球游戏》里，天主教是三代朝鲜移民的精神寄托。女主通过结识传教士丈夫，从未婚先孕和流言蜚语的无助中解脱，得到上帝式救赎，丈夫以“基督之爱”对女主展示慈悲。三代韩国移民均以《圣经》教名为名字，包括丈夫以撒、哥哥约瑟、儿子摩西和孙子所罗门，天主教是三代朝鲜人在日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在南美小国苏里南，韩裔移民愈加嚣张狂妄。以韩裔牧师全耀焕为代表的韩裔贩毒集团，可谓彻底脱离朝鲜半岛，在南美不知名小国苏里南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韩人小王国，有自己的军队、武器和统治下的社群。它将韩国国情局玩弄于股掌，贿赂苏里南军政府获得保护伞，与当地华人黑帮血拼，还与美国中情局玩躲猫猫，成为叱咤南美的贩毒集团，与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的大毒枭平起平坐。

　　在无政府状态下，朝鲜半岛民族才开展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群体实验，这其中有中亚的“高丽人”对韩国政府的帮扶支持，也有在苏里南的“中国朝鲜族”与韩国人的互不信任；有朝鲜与韩国在海外从敌化友共寻生存的默契；有在国内不敢吱声、屈服于国家法律的监狱罪犯，却在国外把官方政府抗衡。

　　近年，韩国影视积极向国际主流影视市场迈进，开始以“美剧”、“美国电影”的形式出现。韩国本土电影以真实发生在海外的事件和人物为原型改编，而在这些美剧和美国电影中，剧本作者与人物以韩裔美国人为主，聚焦韩裔的个体选择与生存状态。

　　根据美籍韩裔作家李敏金小说《柏青哥》改编、由苹果公司制作的《弹子球游戏》，在韩国釜山、日本东京、美国纽约三个空间交叠，以四代人的1900年代、1960年代和1980年代末为三个时间点，讲述时空交错的三代韩裔移民往事。故事从第一代日据朝鲜时期的穷苦渔民，到第二代扎根日本东京、开游戏厅致富的黑道家庭，再到第三代远赴美国常春藤名校、熟练运用英日韩三语的投资银行精英，形成一条通过三次移民提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韩裔故事脉络。但剧集不同于一般韩剧的“改变命运”、“翻身成功”的东亚叙事，而是对每代移民的存在做了深入思考，韩裔经济地位的提升并未改变边缘身份和与主流社会的距离感，是一段执着地寻找自我、追问文化之根的史诗。

　　儒家价值和东亚文化渗透在海外韩裔的命运密码中。《怒呛人生》里的美籍韩裔生活在愤怒与无力感中，纵使在美国社会混迹多年，仍被韩国家庭观念捆绑，男性责任是背负在男主丹尼·赵身上的大山。“男人就应当有出息、会赚钱”的观念困扰着丹尼，在美国买不起房、没赚到钱、工作不稳、饭碗不保，都成了丹尼被女主艾米嘲讽的由头。另一方面，作为家中长子，丹尼还要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对弟弟的成长负责，招待从韩国远道而来的父母，对其尽孝，以实现美国梦、有房有车、娶个合格媳妇传宗接代为人生成功标准，即使远在自由国度美利坚，精神枷锁从未远去。

　　相比同为东亚人的日裔，韩裔移民有更多精神和物质负担，《怒呛人生》的人物设定就是对移民母国的隐喻。相比剧中女主艾米的老公，那位慵懒、妈宝、放松而富有的日裔艺术家乔治·中井，男主丹尼·赵显然拧巴地多，他为生存挣扎，以服务富人来谋生。与宽裕自在的日裔、沉默保守的华裔相比，同为东亚人的韩裔却愤怒而活跃。像剧中一众进过监狱、杀人抢劫的韩裔危险分子，对安于现状、不惹事的“良民”华裔而言是不可套用的。韩裔好斗莽撞、脾气大、揭竿而起，与大部分东亚移民有所区别，例如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韩国城的“洛杉矶暴动”，韩裔团结一致、持枪防卫，与美国“爱闹腾”的非洲裔和拉丁裔举行巷战，成了令美国政府头疼的“难搞”一族，这在日裔和华裔身上几无可能。

　　韩国本土电影重点表现真实的政治和犯罪事件中的韩裔，而纳入美剧或美国电影范围的作品，则更多反应韩裔的个体文化与心灵归属。与《弹子球游戏》一样，《过往人生》同样是女性创作者的作品，两者都以人生回忆为起点，平静地追溯过去，追忆地理和时间变化。在这部电影中，作为移民的女性徘徊在韩国初恋与美国丈夫之间，经过韩国-加拿大和加拿大-美国的两次移民和两次身份变化，逐步与母国韩国脱离，融入美式文化圈中。她的旧日初恋被处理成一个“典型”的韩国男生，隐喻着韩国的整体社会价值和作为记忆的过去；她的美国丈夫也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不是美国土生土长，而是同为移民的犹太人，一个在美国虽人数不多、但绝非“少数族裔”的民族，犹太人可谓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的“主流族群”。一边是“成功移民”的犹太丈夫，一边是活在过去、活在东亚秩序和既定轨道上韩国初恋，分别象征新世界与母国故乡，女主娜英展现了韩国女性移民在两国间徘徊的心理变化过程。

　　对海外韩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举家迁徙和融入陌生新社会。在东亚儒家社会中被长期规训和剥夺权利的女性，对被动适应和让渡迎合，更为习以为常，这些是一个标准移民所必须具备的质素，也正是惯于掌控权力和维持主人翁地位的东亚男性所缺乏的。移民到陌生国家，丧失了在母国社会天生掌握的权力资源，变成失语、失权、失势的弱势一族，是东亚男性难以接受的。

　　《过往人生》中，在美国的女主娜英自带一种松弛感：她在艺术界拓展事业，获得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可，实现自我价值；又通过婚姻获得绿卡和身份，与美国丈夫的婚姻建立在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基础上。而男主海岭无论是在熟悉的韩国，还是陌生的美国，都有一种局促和不安全感，像娜英所走过的移民路径，如果换作海岭去走同样的路，恐怕达不到娜英的效果，他只能照本宣科地按照东亚男子的剧本，读书、升学、工作，可到适婚年龄依然买不起独立住房、与父母同住，又因为物质条件而不能结婚。

　　在剧情的开头和最后，韩国初恋、美国丈夫和坐在他们中间的移民，开展了一段有趣的对话。韩国初恋介绍说，在韩国要奋力工作、无偿加班，服从上司和领导，而这在美国丈夫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可韩国初恋觉得不加班才是不可思议的，这是韩国职场文化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与劳工保障制度的碰撞。

　　海岭在娜英眼中，是个“典型的韩国男生”，他不出国，拒绝到国外闯荡，但如果他像娜英一般去海外飞翔、追求个人发展，结果又会如何？这个开放式的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因为与《过往人生》同期获奖的另一部作品《怒呛人生》，已经告诉了观众答案：去到美国后，海岭将会成为丹尼·赵，同样身心俱疲，却被路怒中的华人女性嘲笑为“没本事”，那个时候的海岭，还会是娜英心中的“韩国初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