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或许是会议室中常常提及的词，但如今商界最显著的现象不是对既有秩序的推翻，而是，一群企业超级巨星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牢固的核心地位。其中一些是经过彻底革新的传统企业，如通用电气。有一些是新兴市场的佼佼者，如三星，它们牢牢地把握了全球化带来的契机。最顶尖的当属高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如谷歌、苹果和Facebook，它们以比特、字节等电脑技术为根基魔法般地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

　　这些超级巨星在许多方面均令人钦佩。它们在不断改进产品的同时，也持续地改善了消费者的生活，举例而言，智能手机不断更新换代、变得更为智能，电视的分辨率也逐渐提升。这些公司每年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提供了价值约2800亿美元的“免费”服务，如，搜索或地图服务。但这些巨头的存在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扰乱竞争。二是，它们在应对政府监管时往往会利用“黑魔法”来实现竞争优势，如利用政策漏洞尽可能地减少纳税金额，或游说政府机构以谋取好处。这两个问题解决起来都很棘手。但放任不管只会引发恶性循环，这对任何一方都有弊无利。

　　兼并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相较上世纪90年代，如今每年兼并与收购的交易数量都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多。但美国最担忧的问题是市场日趋集中这一现象。美国100强企业创造的GDP比例从1994年的33%增至2013年的46%。规模最大的5家银行占据了银行资产的45%，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25%。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当前初创企业的数量为这一时期的最低水平。倒闭的公司比新创立的公司多。公司创始人希望把自己的公司卖给某家巨头企业，而不是靠自己打造大规模企业。

　　对于持放任态度的一些人而言，这只是暂时性的问题。现代科技在不断降低准入壁垒；缺乏活力的现有企业将被规模更小、更高效的企业击垮。有人认为，市场日趋集中的问题能够自我修复，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合理。发展放缓会鼓励企业收购竞争对手，并压低成本。通过吸引更多用户以及收集更多的用户数据，高科技公司的自身价值也随之增加。

　　企业巨头的影响力也体现在，它们擅长从事一些降低经济价值的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中大约30%流动于一些税率很低的国家或地区。大公司通常会使用“转移定价（transferpricing）”的策略来造成一种假象：它在某个国家产生的收益实际源自另一个国家。这些大企业也在欧盟部署了大量说客，如今有3万名说客正游走在欧盟的办公楼中，施展着各自的游说功夫。此前在美国立法者面前他们已把这些游说技能练得炉火纯青了。

　　这些行为对改善大企业的形象毫无助益。纳税对个人而言无法避免，但对企业却不是强制性规定。规则对民众而言刻板严厉，但涉及到企业，却是可以商榷的。与往日不同的还有一点whatsapp 链接中，如今企业虽获利更多，但提供的工作岗位却更少了。1990年，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市值为360亿美元，雇用了120万名员工。2014年，硅谷排名前三的企业市值总和突破了1万亿美元，但员工数仅13.7万人。

　　对这种现象的愤怒是情有可原的。但不成熟的抵制只会让现状更糟。民众对亲商政策、尤其是自由移民法规感到希望幻灭，这帮助了脱欧倡议者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获胜，也帮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只会降低民众的生活标准。要想约束企业巨头，我们需要血淋淋的手术刀，而不是嘴皮子功夫。

　　所谓的“手术刀”是指，对避税等问题实施强硬但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已取得一定进展，例如，为阻止企业把资金安置在避税安乐窝而制定法规。这些国家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公司，解决这个容易被钻空子的假象尤其重要。但相较折磨人的多边协商，欧洲委员会最近向苹果的爱尔兰公司征收追溯税（retrospectivetax）等这类措施则更具实效意义。

　　市场集中化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已经形成了对大企业进行无罪推定（benefitofthedoubt）的习惯。这种做法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具有一定意义，当时通用汽车和IBM等大公司承受着来自国外对手和本土新秀的竞争压力。但现在形势变了，无罪推定的做法失去了合理性。大企业正掌控整个市场，并不断寻求巩固自身地位的新途径。

　　审慎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彻底革新数字时代的反托拉斯法案。这意味着：大公司并购有前途的创业公司这种做法会带来长远影响，对此我们需持有更警惕的态度；让消费者能够更容易地把个人数据从一家公司转移到其它公司；阻止科技公司通过在旗下平台推出专有服务而获取行业优势地位的不正当竞争做法（欧洲委员会因对谷歌的调查和控诉而对这一方面贡献颇丰）；确保民众可选择不同方式来验证在线年前后

　　企业巨头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近代历史。上世纪80年代，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对AT&T和英国利兰汽车等受到国家保护的大型企业采取私有化的措施，因此大企业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颓势。1860年至1917年之间，钢铁、石油等新兴的庞大行业以及电力、内燃机等变革性新技术重塑了全球经济，经过短期的激烈竞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市场一直保持着寡头垄断的状况。那个年代的企业巨头们通过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以及与政客培养密切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随后出现的强烈抵制推动了对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自由秩序的破坏。

　　因此，目前这些企业巨星取得的惊人成就首先应当获得人们的肯定。但同时，人们也需密切关注它们的动态。世界需要一定剂量的竞争来让巨头们有所自制，同时也让刚起步的小企业享受发展机遇。

　　1910年8月31日，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在堪萨斯州奥萨沃托米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在庆贺美国非同寻常的商业实力的同时，也警告道，美国的工业经济已被少数企业巨头所掌控，这些企业为一小部分人创造了空前的巨大财富，对美国政界的控制也与日俱增。罗斯福告诫，美国这个以机会平等原则为基础创立起来的国家正陷入一种危险中，即成为企业特权的温床。他承诺要尽其所能对这些新崛起的大企业实施控制。

　　罗斯福当年的演讲内容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又重现了。少数大企业再次蓬勃发展，对全球经济加强控制，与其它企业兼并、进一步扩大规模，并享受高额利润。美国企业利润在GDP中的比例创下自192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苹果、谷歌、亚马逊等公司在当前美国经济中稳稳当当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如同罗斯福当政时期美国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西尔斯百货等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现代大企业中，有一些是早已知名的明星企业，它们自身经历了许多次彻底变革。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新秀。还有一些是依靠电脑技术魔术般打造出商业帝国的科技领军企业。但所有企业都已学会如何结合自身规模和灵活应对政府监管的双重优势。它们正在各种领域中超越竞争对手、拉开相互间的距离，并逐步建立针对竞争的强有力的防御机制，其中包括投入巨额资金。在美国，大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资金占GDP的10%，而在日本，这一比例高达47%。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管理学专家曾提出“大型企业将终结”这种说法，因为当时的大公司似乎逐步被私有化的经济类型所取代。AT&T等大企业纷纷解体，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高科技公司仿佛从天而降。资深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宣称，“《财富》美国500强榜单已失去意义。”他的观点恰巧与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不谋而合。罗纳德？科斯是一名学者，他曾在1937年《企业的本质》中谈到，只有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服务，企业才具有存在意义。

　　但现在，规模似乎再次变得举足轻重。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旗下研究机构GlobalInstitute的计算，全球10%的上市公司创造了80%的利润。每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创造了近60%的全球总营收以及65%的全球市值。

　　对规模的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兼并与收购的热潮。1990年，全球共有11500笔收购交易，交易总额相当于全球GDP的2%。自2008年起，每年的收购交易已攀升至3万笔，交易总额约占全球GDP的3%。全球规模最大的饮品企业之一Anheuser-BuschInBev欲以1070亿美元收购另一家跨国饮料公司SABMiller，最近美国的反托拉斯机构批准了这笔巨额交易。

　　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巨星效应（superstareffect）最为明显。《财富》美国百强公司产生的名义GDP的占比约从1994年的33%增长至2013年的46%。《财富》美国百强公司创造的营收在500强公司总营收的比例从1994年的57%增长至2013年的63%。赖斯大学教授古斯塔沃？古隆（GustavoGrullon）及其两名同事的研究数据显示，1997年和2013年之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从6797家削减至3485家，几近减半，这折射了企业并购和规模扩大化的趋势。中等上市公司的销量几乎是20年前的三倍。利润率的增长同市场集中程度成正比。

　　与此同时，初创企业发现，自身的发展面临更多困难。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罗伯特？利坦（RobertLitan）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的伊恩？海瑟威（IanHathaway）强调，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当前初创公司的数目创下新低，破产的公司多于新建立的公司，从而推高了所有公司的平均创建时间。美国员工跨州跳槽和搬家的频率也达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知名商业历史学家阿尔佛雷德？钱德勒（AlfredChandler）曾把美国内战之后的商业历史总结为“10年的竞争和90年的寡头垄断”，也就是说，激烈竞争之后市场就长期处在集中化的状态中。数字化革命很可能也在重复这种模式，不过覆盖范围更广在全球范围内重现历史。

　　内战过后的数十年，美国的两大行业炼油业和炼钢业爆发了激烈的竞争，强盗式资本家借机快速打造大型企业。规模经济和科技创新提升了生产力、降低了成本，这让强盗式资本家戴上了友善的假面具，使人们误以为频繁并购或市场集中化没什么坏处。

　　零售和消费品行业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少数公司远远领先于其它反应较滞钝的竞争对手。西尔斯百货在芝加哥创建了规模庞大的邮购业务，相较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此举让它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宝洁、亨氏、菲利普莫里斯、福特和通用汽车也致力于成为知名的国家品牌。1896年首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把新兴工业经济的12家领军企业计算在内。10年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计算中这12家领军企业的三分之二被更换了。再过20年，这份名单不断地发生变动，一些相同的名字再次出现。

　　美国实力最强的银行家J.P.摩根（J.P.Morgan）通过向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购买卡内基钢铁公司而加快了市场集中化的脚步。他把卡内基钢铁公司与他已拥有的几十个小型钢铁公司合并后以14亿美元的估值公开出售，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资。耶鲁大学的内奥米？拉默利奥克（NaomiLamoreaux）详细研究了1895年和1904年之间的93起并购交易后，发现72家并购后公司占据了相应行业至少40%的份额，其中42家公司占去了至少70%的份额。这42家公司包括通用电气和美国烟草公司，它们分别占据各自市场高达90%的份额。掌控这些大企业的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积累着金钱和权力。美国参议院中充斥着这些人，这些参议员被熟知为“百万富翁俱乐部”。

　　美国人对商业的信念以及对机会均等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冲突，因此开始变得不确信起来。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试图解决垄断问题。美国宪法的第16条修正案引入了所得税，第17条修正案要求美国参议员应当通过全体选民投票推选，而不是由当地立法机构决定。

　　但是民众对此的反应依旧相对平缓。反企业情绪弥漫的时期（如上世纪10年代和30年代）过后的一段时期总会颁布有利于企业的政策（如上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无论是何种时期，在把美国联邦法规转变为准入壁垒上，大企业总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到1930年，大多数大企业都由职业经理人管理，掌控者则为数名股东。在上世纪50年代，大约半个世纪前创立的一些大型企业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地位。每个行业都由数量不多的几家公司主宰，例如，汽车行业的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以及电子产品业的通用电气和西屋电器。这些公司均与政府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商贸领域的放松管制和全球化趋势让美国公司的优势有所减弱。但数字化革命似乎引发了另一场彻底变革。

　　同强盗式资本家类似，因新科技而蓬勃发展的领军企业用少数几家企业制定的规则取代了以往那种开放文化。它们在不同行业中蚕食了大块份额，而且各自的市场占有率还在不断增长。谷歌控制了全球69%的搜索业务；谷歌和苹果的操作系统占据了智能手机90%的大片江山。这两家都深谙市场份额的抢占之道，如，降价，以及通过收购来清除竞争对手。

　　无论科技渗透到哪个领域，都会对这个领域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谢尔盖？布林（SergeyBrin）、拉里？佩奇（LarryPage）等科技大亨正把业务拓展到越来越多的行业中。通用电气采用了产品多样化的策略，凡是与电力有关的产品都愿意研制。谷歌和它类似，目前正开发许多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产品。

　　但是在以往和如今的大型企业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当前这些企业巨头的资产较少，与地域之间的纽带联系较弱。它们渗透全球的程度远远高于过去的大企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政治家利用国家政府的权力来驯化企业。但面对高度灵活的跨国企业，管理起来要棘手得多。

　　巨星效应在知识经济中尤为明显。在硅谷，少数几家企业巨头享受着自19世纪末期强盗式资本家之后人们见所未见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率。支付系统商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兼Facebook的首个外部投资者彼得？泰尔（PeterThiel）说过，“竞争是为失败者准备的。”美国金融界的五大银行在美国银行资产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25%提升至如今的45%。

　　其它富裕国家的情形则更为多样。英国和韩国的市场集中度类似美国，而在欧洲大陆这一点就远没有它们明显。根据普华永道编纂的数据显示，在按市值评定的世界100强公司中，欧洲大陆的数量已从2009年的19家降到现在的17家。不过，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某种程度的市场集中化已成为惯例。可以这么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个成员大多为富裕国家的俱乐部。该组织指出，在每个成员国中，员工数超过250人的企业创造了份额最多的经济价值。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巨星效应将愈演愈烈。面对着有实力的大规模企业，竞争对手不得不扩大自身的规模以展开较量。这些公司也帮助许多律师、咨询机构和其它专业服务商组建全球联盟，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数字化的发展进一步增强这种趋势，因为数字化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网络效应并跨国经营。

　　GlobalInstitute公司的詹姆士？曼伊卡（JamesManyika）指出，如今的企业巨星同过往的大企业在许多方面都大不相同。在过去，拥有高额营收的跨国大公司总拥有大量资产以及员工。沃尔玛和艾克森石油公司等从过去延续至今的巨头仍具有这一特点。但坐拥高额市值和市场份额的数字化公司通常拥有不多的资产。1990年，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名义营收总和为2500亿美元，总市值为360亿美元，雇用了120万名员工。2014年，硅谷前三强企业的总营收为2470亿美元，市值总和突破了1万亿美元，但员工数仅13.7万人。

　　而且哪怕是老牌的大公司，它们所雇用的员工数也比过去少得多。全球最成功的石油公司艾克森石油虽然与美孚石油合并成艾克森美孚，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但现在的员工数从上世纪60年代的15万人削减至不足一半。同时，近几年刚崛起的大企业也变得越来越像过去的那些企业。高科技公司常常让前政府官员就任高管职位，并聘用许多说客。许多大公司把资金安置在海外的避税安乐窝中，投入大量精力来降低应缴税额。它们十分娴熟这类做法，包括尽可能从政府中获利、却尽量少纳税。

　　接下来本文将解释英国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开启的创业时代如何逐步向企业集中化的时代退让。本文还将分析企业巨星崛起背后的力量，并揭示它们在经营上的一些秘密。本文还将尝试回答罗斯福在堪萨斯州演讲时提出的问题：对于这类企业巨头，我们该担忧还是庆贺？

　　在加州北部的硅谷，全球最闻名的科技公司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施工大战。Facebook正在建造一栋覆盖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建筑，这栋建筑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据称，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敞式平面布置办公楼。谷歌手头的施工工程则是一个旨在取代Googleplex的全新总部：这个总部中的建筑物带有巨型玻璃穹顶，其内部空间可随业务需要扩大或缩小。三星和Uber也有建设项目在进行中。但最雄心勃勃的当属苹果，它正斥资50亿美元打造外形如同庞大飞碟的新总部。

　　硅谷同上世纪90年代大不相同了。在那时，硅谷被视为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开放、随心所欲）和新型企业组织（小型、灵活、流动）的孕育地。为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一些公司突然冒出来，随后又消失了。游牧式的专业人士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于技能，而非是否长久待在某家公司的愿意。如今硅谷已完全被“企业化”了，少数胜者通吃的大企业占据了全球这个最具活力的创新中心。无法否认，这里的初创企业虽然数目众多，但它们的存在意义就在于，竞相为大企业们提供服务，或哪天幸运女神降临，成为大企业的收购对象。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一些成功科技公司的业务规模变得十分庞大。谷歌每日需处理40亿次搜索请求。Facebook的每月用户数远远超过了中国的人口。这些公司已把这种规模上的绝对优势转变为市场主导地位以及暴涨的营收。信息经济的基础设施正逐渐被少数公司所掌控：亚马逊拥有着云计算市场的三分之一份额，在过去一年，其云服务部门的规模扩大了一半多。目前全球三大最具价值公司都是科技公司，而亚马逊和Facebook分别位列第六位和第七位（如下图）。

　　工业时代的企业通过规模经济来实现自身的巨头地位：钢铁公司的产量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这对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意味着更大的压力，而钢铁公司本身也得向研发、营销和分销投入更多资金。这条准则适用于所有实体产品。科技公司为虚拟时代重新改写了这条准则，它们把关注焦点从供应（生产效率）转移到需求（网络效应）上。就像传统工业巨头利用科技创新来降低成本，新兴科技巨头利用科技创新来扩大网络。

　　网络效应一直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成功不仅能够自我强化，而且遵守着收益递增的法则。一些网络公司甚至花钱雇人来使用网络服务，为的就是增大规模。如果网络之间相互连通从而实现多边网络，这些效应就会变得更有效。大多数新型科技公司都是一种连通不同人群的“平台”，这些人可在其中参与到双赢的互动中。创建较早的科技公司也开始更重视业务中的平台层面。每个人都想置身于互联网的核心当中，连接着用户和设备的互联网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发展机会。

　　在某种程度上，科技巨头更像传统企业，而不是发展过度的初创企业。敞开式的办公空间以及随意的着装要求仍是常态，但它们的精神在不断改变。这些公司更多地投资于销售、品牌等传统的企业功能。这种经营策略是它们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初创企业越来越乐意被知名企业收购，收购能够为它们带来法律服务、质量控制等诸多好处。而大多数初创企业乐于把事情做好，用户的要求有助于实现产品的尽善尽美。

　　企业巨星崛起的背后的最强大力量是科技。但同时发挥推动作用的还有另外两股力量：全球化和政府监管。

　　1980年后，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最大受益方。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制作的全球顶尖跨国公司的一份年度清单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从销量和员工等方面来看，这些公司的规模都得到大幅度扩大。它们也变得越来越复杂。UNCTAD指出，百强跨国企业中，每个企业旗下平均拥有20家常常被安置在低税率国家的控股公司以及500多个分散运营于50多个国家中的办事处。

　　大企业通过打造分布全球的供应链以及联合数百个合作伙伴（如全资子公司、外包商）实现了极高的效率。这些企业把业务进一步切分，再把细分后的业务安置在最具成本效益的地区。它们还致力于组建更复杂的联盟。据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潘卡基？格玛沃特（PankajGhemawat）计算，美国实力最强的1000家上市公司的营收中有40%源自联盟，而在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1%。

　　跨国公司的焦点越来越集中于对知识网络和生产网络的建设上。普华永道的咨询分公司Strategy&对全球1000家最创新企业的年度调查显示，去年，把至少60%的研发开支投放在国外的企业在营运利润率和资产回报上远高于更专注本土发展的同行，它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也比后者快。跨国公司在成本效益更高的地区展开研发，因此相同的支出能够收获更多的创新成果。它们也充分利用当地的创新资源。通用电气的医疗新产品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在印度研发的，因为印度的创新成本较低。它在美国以外的营收从1980年的48亿美元攀升至2015年的650亿美元。

　　这类公司正迎来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的挑战。《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企业年度榜单中，有156家企业来自新兴国家，而1995年进入此榜单的只有18家。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该榜单大约45%的入选企业将来自新兴国家。由于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并决意投资创新领域，这些国家正不断涌现世界级企业。在短短几年内，腾讯微信的用户数就激增至大约7亿人。华为的15万名员工中有半数属于研发部门。如果西方国家的企业想与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相抗衡，就得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创新力度。

　　大企业也受益于监管政策的变化。可以说，2001年安然公司的破产标志着一个放松管制的时代（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终结，政府开始重新加强管制力度了。2008年金融危机也发挥了推动这一趋势的作用。安然破产后，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重塑了企业监管的整体格局；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重组了占据美国经济比重几近五分之一的医疗行业；同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服务业发挥了调整作用。

　　监管机构的队伍也越来越强大。1995年至201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预算从3亿美元涨至16亿美元。这类机构的活跃度也远高于过去。基于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美国司法部将矛头指向了某些具有这类可疑行为的公司。利用这一法案实施的判决的平均支出从2005年的720万美元增至2014年的1.57亿美元。

　　无法避免的是，监管机构让规模较小的公司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因为需缴纳的监管费引发了很高的固定成本。拉法耶特学院（LafayetteCollege）的尼科尔（Nicole）和马克？克雷恩（MarkCrain）计算，对于员工数不多于19名的企业而言，联邦监管费分摊到每名员工后的成本是10585美元，对员工数超过500人的企业，这一数额仅为7755美元。由于经验不足，创立时间较晚的公司在应对监管时损失更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征收了很高的监管费用。这些公司每1000美元的销售额中需向非高管员工支付5.91美元的工资，但向政府缴纳了监管费后，这一数额增至9.76美元。2012年《美国就业法案》免收了小企业的一些费用，但美国初创企业和上市公司的数量仍然低得令人失望。

　　美国法制系统的复杂性也让小公司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税法的词数超过了340万字。《多德弗兰克法案》长达2319页。大企业雇得起专家来研读这些内容冗长的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被戏称为“促进律师和咨询师充分就业的法案”。为通用电气税务部门供职的员工多达900人。2010年，通用电气几乎没缴多少税。而小公司不得不花钱聘请外来的律师，还时不时担心是否违背美国国内税务局的哪项规定。更讽刺的是，某些规定还常常自相矛盾。

　　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也有所不同，这加剧了企业应对监管时面临的复杂局面。因此，在许多国家中，除了老练的大企业，很多公司发现要展开业务很难。

　　此外，目前企业还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现状，尤其是西方国家，正处在技术引发广泛变革的时期。大公司应对这种矛盾形势更得心应手。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马丁？里夫斯（MartinReeves）指出，大公司擅长采取“缓冲”措施。它们拥有足够的多余资源来吸收外部冲击或安然度过暂时性的低迷时期。如果政治气候不利，它们能够把业务移向其它国家。里夫斯指出，按五年计算，美国上市公司的破产率高达36%，但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的破产率仅18%。

　　发展放缓也有利于大企业。美国联邦储备局的两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格鲁伯（JosephGrube）和史蒂文？卡明（StevenKamin）发现一个趋势，即大公司的储备往往多于支出。以苹果为例，它的现金储备相当于当前公司市值的四分之一。巨额现金让领军公司能够通过收购初创公司和招揽最杰出人才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这些企业巨星似乎大包大揽了所有优势。但也有人提出两个理由说明它们的成功未必能长久。一是，目前这些企业大大受益于创新，但加速创新的背后力量也可能加速毁灭。二是，目前的整体趋势是发展更灵活的经济，这些企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些层面展开探讨。

　　2009年，著名商业杂志FastCompany发表了长篇文章《诺基亚在撼动整个世界》（Nokiarockstheworld）。当时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芬兰手机制造商占据了全球40%的市场份额，其用户遍布全球的150多个国家，总量超过11亿。文章指出，诺基亚大有将业务拓展至数字化交易、音乐以及娱乐领域之意。当时的诺基亚副总裁告诉FastCompany，“我们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媒体网络。”然而，诺基亚未能如愿，苹果公司当年已经开始蚕食诺基亚的市场份额，而随着时间推移，诺基亚的数字梦想终成泡影。它将曾经声名显赫的移动电话业务出售给了微软，自己开始专注于电信设备业务。

　　诸如此类明星企业归零的现象不止诺基亚一家。诸如盛极一时的加拿大手机制造商黑莓、英国DVD租赁公司Blockbuster、美国连锁书店Borders以及巴林银行（Barings），这些以字母“B”开头的大公司都成为了时代的谢幕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指出，标普500指数中的公司平均存续时间从1958年的61年降低到2011年的18年。同时麦肯锡指出，当前标普500指数中75%的公司将在2027年前消失。投资顾问拉姆查兰（RamCharan）认为，力量的平衡已从防守转至进攻。

　　对于传统老牌公司来说，其往往会随着发展而逐渐臃肿，也易于自满。在技术创新的时代，这却是致命的。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能够开拓一个未知市场，让整个市场倒挂。新兴的挑战者也可以更加快速地实现规模化。根据贝恩公司的统计，一个成功的新公司达到财富500标准所需要的时间要比二十年前快两倍。此外，他们还会以完全与众不同的方式开拓新市场。譬如Airbnb可以不通过收购单个酒店就能够与传统的连锁酒店进行竞争。有些人说，将要被颠覆的则是金融服务行业和汽车行业。巴克莱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安东尼詹金斯（AnthonyJenkins）担心银行业将要经历一个“Uber时代”。而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ElonMusk）则期待着瓦解整个汽车行业。虽然这种合并的报道可以说是暂时的，但两个事实却推翻了这一点。其一，大部分市场都开始高度集中，诸如诺基亚以及摩托罗拉已经被更大的公司所取代，而不是被更多的小公司代替；风投公司倾向于继续盘整现有资源，专注于特斯拉等屈指可数的大公司投资。现在，硅谷风投机构的大本营沙山路（SandHillRoad）的话题往往以“十角兽”和“超标度”为主要内容。

　　其二，现在的科技巨头更有机会扩张。他们已经针对竞争对手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列。最明显的是，他们的产品线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苹果公司的用户往往倾向于购买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之间相互关联。同时，科技巨头们也在不断收购小公司。2012年，社交网络Facebook以10亿美元高价收购了Instagram，后者拥有3300万用户。从另一方面说，Facebook也是以30美元的单价购买了Instagram的所有用户。2014年，Facebook以220亿美元收购WhatsApp，也就是说后者的4.5亿用户每个价值49美元。今年，微软花费262亿美元收购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平均每个用户价值60.5美元。与此同时，一些成立十年左右的科技公司已经上市，诸如专注于智能家居的Nest，而地图服务公司Waze也被科技巨头所吞并。

　　对于科技巨头们来说，收购小公司也是其扩张策略的一部分，投资于他们的专有技术。高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够达到市场顶峰是因为他们比竞争对手做的更好。譬如亚马逊，能够为用户提供上百外种图书，而一个线下书店所能提供的书目仅仅有几千种。他们的成功能够为其提供巨大的现金流，使得其有能力对自己的发展理念进行投资，同时收购市场上其他的先进理念。谷歌斥资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也是购买了该公司所拥有的专利组合。这些科技巨头不断将自己的业务进行拓展，亚马逊从网上售书和零售拓展至互联网服务器，而谷歌则将业务拓展至与信息相关的所有领域。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德里克肯尼迪（DerekKennedy）指出，从长远来看，高科技公司的防御战略之一就是其“信息不对称”与“执行不对称”的结合能力。这些公司掌控着无可比拟的海量存储信息，同时有无可比拟的能力能够使用这些信息重塑其现有业务或是创造新的业务。他们不仅知道用户需要什么，也能够满足用户需求。这些公司还能够将这种不对称转移到新的业务领域。

　　物联网的崛起将有力推动资源整合。研究公司高盛预计，由于科技公司普遍认识到相应软件的推动作用，到2020年互联网连接设备数将从现今的64亿增长至210亿。现在，这个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可口可乐开始使用微芯片追踪其瓶子，而特斯拉也开始使用空中接口向用户车辆提供软件更新。通用电气认为，物联网将是今后几十年最大的革命。

　　软硬件的结合将会使公司与其客户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他们能够采集到关于其产品使用的最新信息，及时作出调整和改进，他们也可以据此定制产品，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音响系统制造商Sonos能够根据家庭的生产环境进行自动调节。德国金融设备制造商Diebold能够对其存储现金的设备进行实时监控，根据发现的问题可进行远程软件更新或是派遣技术人员现场解决。此外，他们还能够提供分发等拓展服务。而重型机械制造商JohnDeere正在为拖拉机配置相应传感器，实时采集田间天气和土壤数据，使得农民能够更好的做出决策。

　　而诸如通用以及卡特彼勒等老牌公司也需要面对来自谷歌以及亚马逊的科技公司的竞争。因为后者已经将他们的触角从数字领域延伸至实体行业。但是整体的效果会被整合，只有那些能够同时承担的起实体行业以及虚拟世界大额投资的公司才能够彭博发展。而一旦公司能够与其客户建立巩固的关系，那么在定价上就有了话语权。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入网设备越多，公司能够控制的也就越多，而其他对手就很难再撼动其市场地位。

　　大多数管理者对于大企业与初创企业之间的关系都有一种摩尼教的观点：你拥有的一方面越多，得到的另一方面就越少。而社会发展的越先进，小型机构就越会依附于大企业。密歇根州罗斯商学院的杰拉尔德戴维斯（GeraldDavis）在其新书《消失的美国公司》中列出了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的有力证据这种成本要比单纯的市场成本要低的多，因为技术的进步削减了成本，其要比通过市场做事的成本低得多。

　　同样，他在文中指出，有限责任公司之所以成为公司主流，因为诸如钢铁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而相比之下软件公司并不需要募集巨额资金。戴维斯表示，在未来公司的运营会更加流畅：创业者可以从孵化器Kickstarter融资，从Upwork雇佣员工，从亚马逊云服务获取相应的计算服务，而TechShop可以为其提供各类软件工具，甚至于可以在利比里亚等世界各个角落注册公司。公司合作的方式将越来越多样化。就像维基百科，其已经通过各类志愿者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戴维斯解释称，“网络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市场参与者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自发合作。而现有的公司形式将难以为继。”

　　创业孵化器RocketSpac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基础业务是为创业者在旧金山核心区提供办公区，而它所做的要比其基础业务多得多。自己成立一家初创公司总是困难重重，但在RocketSpace的办公环境中工作，可以享受到快速网络接入以及相应的创业服务。该公司的创业扶持计划非常成功，其客户包括了Uber以及Spotify等新兴明星企业。

　　回头再看，合作的情况将越来越复杂。RocketSpace越来越多地开始在大公司和初创企业之间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现在整个IPO市场不断缩水，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对于成功的初创企业来说，90%都是将自己卖给了大公司。对于初创企业来说，RocketSpace将他们介绍给科技产业以外的公司；反过来，RocketSpace也帮助大公司更好的了解整个科技产业。

　　RocketSpace的故事表明，大小企业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共生关系。RocketSpace创始人邓肯洛根（DuncanLogan）认为实际上对于一些企业来说，是将其部分科技研发外包给了初创企业。这不仅对于非科技行业如此，对于科技公司来说也一样，他们都将部分研发转给市场，从而获得最佳效果。通过将研发外包给初创公司，大企业的一些研发不用涉及企业内部的官僚机构，提高了效率；而初创企业通过“委身”于大企业，也获得了公司发展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可预测性，这在科技界往往是难以独身为继的。大企业往往有着完善的律师团队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且其官僚机构也能够使得其发展计划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一切都是小公司所没有的。

　　当前社会，通过现有的各种组件组合成一个公司越来越容易。关于这一点，戴维斯的论断是正确的。然而，对于其所谓的大公司在退却，我们却不置可否。一些经济领域的“虚拟化“和”公司化“正在不断发展。超级明星公司通过将非核心业务外包来控制运营成本。同时初创公司在eBay以及阿里巴巴等平台的帮助下日益走向国际市场，其结果是导致了多层经济的日益繁荣。在关于全球经济制高点的争夺中，依旧以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超级明星企业为主，通过不断竞争避免被淘汰降级，极少数的企业会脱颖而出，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而在金字塔的底部，会充斥着大量的小型企业，如戴维斯所述，这些企业都是短期经营。

　　如果公司化和虚拟化能够共存，那么现代管理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需要重新思考。其一，企业人的概念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只有企业家的概念。现实情况更加微妙。大公司肯定会削减长期雇员。初创企业WhiteOps首席科学家以及联合创始人丹卡明斯基（DanKaminsky）回忆称在以往公司工作时，他曾经填过这样一张表格，其中“中期职业雇员“被定义为在同一个岗位工作两到三年的人，而现在就业模式正在变得多样化。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卡茨（LawrenceKatz）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AlanKrueger）统计了近年从事”其他职业“（自由职业、临时合同工）的美国工人比例由2005年的10.1%增加至2015年15.8%。

　　即便如此，大公司依旧需要留存一些核心员工，以维持长期的企业规划以及企业文化。市场咨询公司思略特（Strategy&）对全球2500家上市公司15年以来的首席执行官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80%以上的首席执行官都来自于内部任命，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平均要花费12年或更多时间走上这个领导岗位。他们往往来自于能够主导企业发展的长期员工之列，通常其能力也要强于那些外聘人员，因为其掌握着更多的公司知识。

　　相反，创业并不是通向成功的必有之路。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联合创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Hoffman）通过向微软出售企业获得了28亿美元。但是你要看到，旧金山的咖啡馆里依旧挤满了希望创业成功的中年人。

　　其二，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se）所提出的公司交易成本理论需要重新修正：此前科斯认为公司只有创造出比市场廉价的产品才能够存续下去。但在近几年，随着市场的飞速发展，公司占据着现代经济的中心地位，不止是保持交易成本最低，还需要有其他因素。事实上，当人在解决常见问题时，集体智慧总要优于个体的单打独斗。因此，这种集体合作是市场所买不到的。

　　通用电气是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Edison）和著名银行家JP摩根（J.P.Morgan）合作的产物，成为了20世纪早期最伟大的超级明星企业。时隔经年，爱迪生的发明专利早已经过期，电气产品在大众中已经普及，但通用电气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成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建立以来存续至今的唯一公司。其雇员总数33万，遍布180个国家，其实质4930亿美元，2015年营收达到1170亿美元。在其他科技类公司黯然褪色的同时，通用电气却焕发出生机，这是因为其完全掌握了管理的艺术。通用电气的口号是“梦想启动未来”，同样也可以说“管理指引工作”。

　　一个伟大的公司往往会有适合自己和客群的独特文化以及传统，但又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是珍视人才。公司能够长期存续的唯一方式就招募到合适的人才，使其成为企业的忠诚战士。通用电气每年在培训上开支数十亿美元。2003年到2011年的40位通用电气副总裁都成为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如同电气领域的通用电气如出一辙，专注于信息领域的谷歌也同样痴迷于培训。

　　对于超级明星公司来说，其都倾向于选择那些当之无愧的精英。通用电气总是喜欢快速跟踪那些最有前途的员工，联合利华喜欢将那些表现出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员工列成名单。谷歌人力资源负责人拉斯洛博克（LaszloBock）指出，顶尖工程师的“价值是普通工程师ide300倍。”明星公司总是会在这类员工的职业生涯中对其保持高关注度。通用电气总裁杰夫伊梅尔特（JeffImmelt）认为自己最为人称道的在于其详细了解其公司高层的600位员工，包括其家庭情况以及个人野心。联合利华则是将这些员工不断在部门之间调动，以挖掘其潜能。而宝洁则在人才培养中实行其“加速经验”以及“坩埚角色”理念。

　　而关于超级明星公司的第二个共同点在于都痴迷于对核心技能的投资。为爱迪生第一个电灯泡生产玻璃的公司康宁，通过生产瓶子和窗户玻璃起家。而现在，其为世界上大多数电子设备提供玻璃屏幕，而其生产的光纤遍布全球。其研发的“大猩猩”玻璃抗跌抗碎性强，不仅用于苹果手机，也开始用于汽车设备。下一步，其将开始推出可以覆盖整面墙壁的屏显玻璃，或是可以随意卷曲的柔性玻璃。康宁位于纽约的研发中心可以媲美一个大学校园，其顶尖科学家在学术上均有着顶尖的造诣，不断出版学术论文，不断开创新的突破。

　　这种对技术的痴迷同样可以在其他成功的高科技公司中找到。亚马逊为建立其网上商城帝国牺牲了数年的分红。而现在，其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云服务的研发中。谷歌正在将其从搜索引擎中获取用于研发各种前沿技术。汽车制造商宝马也在投资碳纤维等新材料的研发，同时大力开发停车辅助系统。

　　在这个世界上，专注于长期战略总是非常困难。因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其要受限于每季财报。但事实证明，超级明星公司在应对短期压力方面都有着能够主导方向的领导人。根据一项调查，在2010年1月到2012年3月之间上市的高科技公司中，超过十分之一都采用双重股权结构，赋予其创始人额外的表决权。Facebook以及谷歌都明确表示之所以采用这种双重股权架构，是为了坚持其长期发展目标。对于新兴国家的公司来说，相比于短期收益，其更重视长期发展目标。对于最理想的公司来说，其已经修炼出强大的技能，达到管理资本市场以及坚持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

　　但是永远不要指望投资者会有耐心，他们需要有一种机制告诉其何时投资会血本无归。对于上市公司来所，保持长期发展和短期收益的平衡是其成功成为超级明星公司的第一步。

　　这些超级明星公司也总会为自己定下各种目标。可口可乐并不只是希望销售饮料，其希望能够将每一罐饮料方便地送至全球每一个人手中。而一旦其达到了这个目标，又会去追求新的目标。谷歌的视野也在不断扩大，从组织全球信息发展到利用这些信息来重塑整个交通行业。亚马逊，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店，而现在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居卖场。

　　同时，这些超级明星公司对细节的关注永无止境。当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was）入主苹果时，他苦苦思索关于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小至其苹果零售店厕所标志的颜色。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IngvarKamprad）长期坚持视察其遍布全球的每一家店铺，直到80岁的高龄。对于超级明星公司来说，其总是善于在公司战略和日常运营方面建立起关联，譬如迪斯尼完全投身于如何保持身心健康。

　　伟大的公司总是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敌视从众思维。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Grove）提醒公司总裁应当善于发现并培养那些对风险有独到见解的“预言家”，这些人往往存在于中层管理人员中间，对市场风险有着敏锐的嗅觉，因为其相比于高管其接触外界的时间更多。而通用电气则坚持雄心大志的高管策略，其中大部分是经过培训的工程师。

　　此外，这些公司还会定期对其投资进行重新评估，以适应市场变化。麦肯锡调查了1600多家公司，看其每年重新分配资本的敏锐性。通过研究，麦肯锡发现公司调整资本的积极意愿与股东回报之间成正比关系。

　　尽管超级明星公司体量庞大，但这些公司都尽其所能保持灵活。他们都在与官僚机构不断膨胀、不必要的复杂性以及冗长会议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往往会将公司设在技术热点地区，以吸纳更多新的想法和活力。2014年制药公司辉瑞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附近增设了一个1000人的研发中心。苹果和英特尔都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创新中心成立研发实验室。每一家汽车制造商在硅谷都设有办事处。这些公司还倾向于同初创公司保持密切关系。2012年通用电气推出孵化器通用车库为，初创公司在3D打印以及激光切割机制造等领域提供专家和研发设备。

　　此外，成功的大公司也坚持在全球规模化和本地化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成为“扎根本地的全球主义者”。韩国电子设备制造商LG总是根据市场定位其产品，譬如销往印度的微波炉有一个自动制作孟加拉咖喱鱼的按钮选项。美国食品制造商卡夫针对中国市场重新开发了奥利奥饼干，针对中国用户的口味采用少糖添加并引入绿茶口味。

　　这些公司也明白，他们需要为了生存而不断改变。诸如谷歌以及Facebook已经将业务拓展至多个领域。他们甚至会在对手行动之前，自行改变自己的核心业务。通过推出消息应用微信，腾讯重塑了自己的整个媒体业务。用户可以通过微信预定出租车、点餐等服务。而通用电气也是一个开拓者。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掌舵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认为公司应当包揽全球的前三大业务。而现在的通用电气总裁杰夫伊梅尔特也是如此，其在不断重塑公司以适应数字时代。在他的带领下，通用电气出售的家电业务、收购了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在物联网上投入巨资。同时还将公司总部搬迁至波士顿，更接近于高科技的核心。

　　感谢这些改变，即便是最经典的公司也在逐步资产重量级以及雇员轻量化。1962年的埃克森是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雇员数量达到15万名，而今天已经下降至一半左右。而对于科技公司的新形式来说，其更能雇佣尽可能少的员工。

　　从本质上讲，公司之间是需要竞争的。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竞争也是受到欢迎的。可是在这些公司的本能竞争中，有时候会以不受欢迎的方式进行。这种竞争最典型的例证有两种，第一就是尽可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更少纳税，第二则是游说政府或其他机构以获得战胜对手的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所有公司都在这样做，只是力度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执行这些“黑暗艺术”，并将它们推向主流的过程中，超级明星公司更擅长做这些事情，且会比其他公司做得更好。

　　这不禁令人产生三大担忧：第一，这些公司在“黑暗艺术”竞争过程中会变得更加庞大，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占据更大优势，就像它们经营自己的生意那样。第二，超级明星公司可能将这些“黑暗艺术”与其他技能相结合，从而形成无以伦比的优势，帮助它们成长为垄断力量。第三，随着企业发展日益成熟，超级明星公司可能越来越依赖“黑暗艺术”。

　　为了减少纳税，跨国公司经常使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伎俩。它们会创建控股公司，并确保它们的公司资产处于低税率范围。此后，这些控股公司又会将子公司资产控制在低税率水平，从而建立起级联式所有和控制模式。自从2000年以来，通过这类“避税天堂”流向最终目的地的资金急剧增加，目前已经占“外国直接投资”的30%。

　　2012年，英属维京群岛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地，资金流入高达720亿美元。而经济总量超过维京群岛3000倍的英国，资金流入仅为460亿美元。荷兰与卢森堡也在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还有更多类似地域。

　　究其本质而言，超级明星公司在缴税和接受监管方面做得更好。这有2大原因，第一是因为它们的规模普遍比较大，第二则是它们可以雇得起最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顾问。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显示，世界上100个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每家公司平均拥有20家控股公司，这些公司之间拥有复杂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交叉现象。超过40%的外国子公司拥有多重国家身份，因为它们被不同的国家所拥有。新的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所有权架构往往特别复杂，远超拥有百年历史的非高科技公司。

　　图注：左：在全球100家顶级跨国公司中，外国资产占其总资产百分比。右：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其他加勒比地区投资资金流入情况。

　　这类公司在利用税法差异方面，已经发现两种非常成功的方法。第一是转让定价（TransferPricing），即关联企业之间在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比如品牌、知识产权或企业服务）时制定更低的价格。在跨国经济活动中，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已成为常见的避税方式。与拥有物理资产的公司相比，越依赖知识产权赚钱的公司，它们转移收益越容易。

　　欧盟委员会近来宣称，苹果公司已经与爱尔兰达成协议，允许其将美国之外的营收和利润通过特殊企业实体转移，10年间为其节省了130亿欧元税款。在2007年到2009年间，谷歌也通过爱尔兰和荷兰向百慕大群岛转移利润的方式，将其在美国之外利润的有效税率降至2.4%的较低水平。

　　第二种方法名为“税负反转”（inversion），即通过购买外国公司，将公司总部转移到企业税率较低的国家。以美国领先的制药巨头辉瑞为例，该公司曾斥资1600亿美元收购Allergan，希望通过将总部迁到爱尔兰的方式实现“税负反转”，以节省高额税款。但是最终迫于政治压力，该公司总部重新搬回了美国。

　　超级明星公司也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游说。在美国，游说行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司以及企业协会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最大游说者，占游说行业总开支的70%以上。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希望通过游说让它们的声音更先被听到。

　　美国智囊机构NewAmerica的资深学者李杜特曼（LeeDrutman）指出，过去20年间，游说行业有了巨大增长，超过37700个利益团体活跃在这个领域中，但是只有少数几个组织似乎控制着话语权，它们花费更多资金维持着自己的优势。在1998年，100家大公司的最低游说开支为240万美元。而到2012年，这笔开支已经增至440万美元。

　　超级明星公司通常会在国会山中保持12个以上经过正规注册的全职说客，而必要时候还可利用数十家游说公司。这让它们可对立法者保持持续压力，以推进它们支持的议程。在突发危机事件中，这些公司还会额外雇佣更多说客。

　　在发出声音方面，科技巨头做得特别成功。它们最初不愿意玩游说游戏，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就是否在软件市场存在滥用支配地位行为，微软与美国司法部之间进行了漫长的法律大战，直到2001年才有了最终结果。这让整个科技行业都意识到：在华盛顿有朋友很重要。

　　自从那以来，科技公司成为美国最殷勤的游说者、华盛顿“圈内人”最热情的雇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Obama）的前新闻秘书杰伊卡纳（JayCarney）现在为电商巨头亚马逊效力，奥巴马的前竞选经理戴维普罗夫（DavidPlouffe）则加盟了打车应用Uber。

　　随着联邦政府权利正延伸到经济以外的敏感领域，比如医疗和金融服务等部门，投资游说往往能比过去获得更大好处。说客们可以通过影响辩论方向赚取收入。举例来说，2003年制药行业成功推动了美国修订老年人医疗健康保险计划。老年人可以获得新的处方药，但是没有任何措施控制测试或批量购买的利润成本。布朗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估计，这项举措可在10年间为制药商带来2420亿美元利润，而当年游说通过这部法案的成本仅为1.3亿美元。

　　美国政府也已经形成了“开放式立法”的习惯，比如据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Act）。通过帮忙起草立法（比如弗兰克所为）或游说国会通过立法，说客们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超级明星公司正变得更加雄心勃勃。过去，它们大多数努力于阻止关税增长或可能伤害它们的监管规则发生改变。如今，它们正试图通过游说增加利润和塑造未来市场。在新书《美国的生意是游说》（TheBusinessofAmericaisLobbying）中，NewAmerica的杜特曼认为，公司正越来越多利用说客设置辩论条件，这主要通过资助华盛顿无数的说客完成，他们向政治家和官员施压，以确保立法有利于它们。

　　在欧盟中，同样的模式也在重复上演。非营利组织“欧洲企业天文台”估计，布鲁塞尔至少有3万名说客，数量几乎与欧盟委员会职员总数相当。而这些官方说客只是试图影响欧洲立法和监管的庞大人群的一小部分。

　　超级明星公司正雇佣最好的说客和交好最杰出的政治家。今年7月份，卸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ManuelBarroso）加盟美国投行高盛，取代欧盟前贸易专员彼得萨瑟兰（PeterSutherland）成为其国际部门的非执行主席。巴罗佐的任命引发广泛抗议，因为如此高调的招募不仅可帮助大公司获得有关过去决策的关键信息，也会影响到退休后想要进入大公司董事会的现任政治家的态度。

　　超级明星公司也特别擅长于打入消费者内部，帮助他们形成习惯。自从19世纪90年代大众广告诞生以来，大公司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可是如今的超级明星公司正利用现代科学像以前从未尝试过的领域推送广告，这不禁引发许多伦理道德问题。

　　许多新兴科技巨头都以广告业务为主，它们需要说服消费者自愿暴露个人信息，并同意将它们出售给这些公司的客户。实际上，这些互联网服务并非真是免费的。用户在登录个人电脑时，需要间接允许这些公司通过Cookie数据收集他们的网络行为。

　　专业的数据挖掘者会利用这些信息建立详细的图表，比如人们过去买过什么东西、他们将会购买什么等。此外，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吸引人们关注将来可能购买的产品。据此，他们将能够越来越精确地预测用户行为。举例来说，与人们心情愉悦时相比，当我们感到抑郁沮丧时，通常会在网上发布更忧郁的图片。

　　基于这样的发现，科技公司会发布大量相关科技产品，帮助人们形成习惯。典型的用户通常每天至少查看智能手机150次以上，这主要是因为许多科技产品都是交互式的。在名为《成瘾：如何开发能培育用户习惯的产品》（Hooked:HowtoBuildHabit-FormingProducts）书中，尼尔伊雅尔（NirEyal）指出，类似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服务，都在不断根据用户的输入和来自朋友的评论进行调整。

　　互联网企业家冥思苦想，希望用户对他们的产品上瘾，并为他们提供无穷无尽的反馈，帮助他们始终吸引用户。帮助用户形成习惯的产品可帮助公司将设备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中，让用户投入更多资金和信息。

　　现在，这种普遍影响正逐渐延伸到经济领域的新部门。谷歌正利用其掌握的信息研发交互式“智能住宅”，它可以远程操控。不久的将来，谷歌将可为人们提示冰箱中可放入哪些东西、在哪些杂货店可补充到最好的日常用品等。与此同时，亚马逊也在利用信息和物流优势大肆扩张其零售帝国。苹果和其他公司正尝试在消费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预测消费者的需求，然后通过协调应用开发商网络确保他们的设备能够完全加载这些应用。

　　这已经创造出一种非凡的情况。科技公司已经说服他们的消费者将设备随身装在口袋中，以便不断推动他们前往某个方向。7年前，万斯帕卡德（VancePackard）在其畅销书《隐藏说服者（TheHiddenPersuaders）》中，透露了许多广告商复杂的心理技巧，这些技巧被用于说服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如今数以十亿计的人们自愿随身携带私人“隐藏说服者”，它们允许全球科技巨头监视人们的行为，并影响他们的选择。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曾说过：“我们知道你们在哪里，知道你去过哪里。我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对大公司感到失望，这也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宣称，美国历史正进入30年周期循环中，而每个新的周期都是对前一个周期的过激响应。比如1900年左右结束的放任“镀金时代”催生了进步时代，政府开始介入监管商业，并建立了社会安全网。20世纪30年代，美国又进入懒散放任的“咆哮年代”，这促使罗斯福新政诞生，并进入重商的艾斯豪威尔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之后，迎来了放纵的“里根时代”。施莱辛格的30年周期理论似乎也有说不通的地方，比如“咆哮时代”，卡尔文库利奇总统（CalvinCoolidge）宣布“美国的生意是商业”，从而打断了长期强调政府职能与权力的进步历程。

　　长期重商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并在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担任总统的20世纪90年代得以继续发展。然而，当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激烈反对美国商业中两大最宝贵政策，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7月份接受总统提名时警告称：“我不会让美国公司搬到其他国家，也不会放任它们解雇职员。”

　　而特朗普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也严厉谴责大公司利用它们的权力提高价格、限制消费者的选择、降低工人薪酬以及抑制初创企业和小企业的竞争等。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对美国企业持积极看法的民众从1999年的73%降至今天的40%。盖洛普民调又发现，民众对大公司的看法似乎没有太大波动，70%美国民众依然相信经济依然被特权利益团体操纵。

　　在全球富裕国家，这种对企业日益敌视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英国6月份决定退出欧盟，部分原因就是受到民众对大公司的强烈不满所驱动，大公司曾游说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许多欧洲民众越来越对长期坚持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产生怀疑。

　　这种对大公司的敌视态度已经影响到决策者。美国司法部反垄断机构表示，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他们已经取得39次反并购案的胜利，即法庭阻止交易或因政府反对而放弃并购。而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获胜次数仅为16次。这些胜利包括阻止康卡斯特收购时代华纳、Halliburton计划收购BakerHughes等。

　　欧盟也对谷歌等科技巨头也采取连续性的强硬措施，比如要求苹果补缴在欧洲漏缴的数十亿美元税款，允许欧洲新闻出版商向谷歌等国际平台展示报道文章时收费等。英国新任首相特丽萨梅（TheresaMay）已经表示，她支持削减CEO薪酬，提高工人薪资。世界各国政府也在开始协调，共同打击“避税天堂”。

　　这份提别报道也展示了大公司联合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创业时代”为新的“社团主义时代”铺平了道路。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美国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这种模式特别明显。大公司变得越来越庞大，根系也越扎越深。在科技产业中，少数公司在20年间成长为庞然大物，现在正竭尽全力保证自己处于产业链顶端，包括吸收人才、购买专利、投资于研发等。与此同时，小企业的创办速度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

　　大公司的联合令人堪忧，这有很多原因。强势的公司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它们的利润异常高，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也会更高。美国上市公司中，5名高管薪酬占企业收入比例已经从1993年的5%增至2013年的15%以上，尽管研究显示CEO薪酬与其表现呈现负面关系。

　　这类公司也会引发政治问题，因为权力会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这些公司越“根深蒂固”，与政府的关系可能越不健康。他们可能雇佣大量说客，甚至吸收更多前政治家加入董事会。科技公司还引发新的担忧，它们累积了有关普通人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

　　但是大量的反商业情绪也正受到仇外心理、保护主义以及愤恨驱动。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比恩（JeremyCorbyn）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企业。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法国勒庞（MarineLePen）等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不喜欢外国大公司。欧盟针对美国科技巨头被视为保护主义。

　　随着对大公司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有三件事需要注意。第一，当前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超级明星公司多属于进步力量。苹果的iPhone和iPad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它们是便携式技术的奇迹。而为了颠覆许多行业，科技巨头们正改变的更好。Uber提供的服务优于传统出租车公司，正迫使后者做出改进。Airbnb提供酒店的廉价、便捷服务。有些高科技公司正努力帮助降低产品和服务价格，比如亚马逊和Uber。其他公司甚至提供免费服务，比如谷歌和Twitter。麦肯锡公司统计显示，仅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就可享受价值大约2800亿美元的“免费服务”，比如在网上搜索或指向等。此前，这些服务需要花费消费者大量时间和金钱。达斯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维杰伊戈文达拉扬（VijayGovindarajan）指出，大公司可以帮助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小公司来说太大，而对于政府来说又过于复杂。

　　大公司拥有充足资金进行长期投资，跨国运营可帮助其更灵活地调配资源，卓越的管理技能也能帮助其履行承诺。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专长，为穷人分配资源，或教授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如何去做。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庞大规模和管理经验协调不同的资源、向全世界传播最好的技术以及扩展最好的创意。

　　第二，政府干预很容易起到反作用。欧盟对苹果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强硬态度，已经促使世界两个最大贸易集团陷入贸易战边缘，这部分原因是欧盟的言辞过于激烈，还因为其举措受到质疑，比如试图强迫苹果补缴税款等。监管的宗旨应该是促进竞争，然而现在却起到相反作用，正在通过提高进入门槛保护大公司、扼杀小公司。监管是为了防止公司变得太有钱，这有时候会导致它们懈怠，不再长期投资于研发。决策者需要寻找平衡，既要支持消费者渴望的竞争，又要关注企业从投资中获得回报的合理渴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认为，企业集中既是成功的原因，也是成功的结果。成功的公司领先于竞争对手，以便享受临时垄断获得的优势。他们投资于那些能够获得超级利润的临时垄断机遇，同时投入更多研发资源以保持领先优势。正如他所说：“在很大程度上，大公司创造了它们能够利用的东西。如果剥夺它们利用自己创造的东西的权力，这会促使它们放弃投资。”

　　第三，创业精神的衰退往往是政府糟糕决策的错误，而非大公司的失误。在欧盟提议建立的单一市场中，服务正被国家监管机构所扼杀。即使在提倡自由的美国，监管机构也在悄然变得更加突出。比如，需要许可证上岗的就业岗位比例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5%增至今天的25%以上，包括头发编织以及室内设计等。想要医疗保险公司报销的医生必须填写拥有14万个编码类别的表格，包括23种与航天器相关伤势的不同编码。解雇体重不合适的员工可能引发诉讼案等。未来几年，政府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处理有关企业集中的合法担忧，同时又不会激发反商业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可能影响到经济的整体繁荣。决策者们需要变得更加警惕。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市场开始对外开放，反垄断机构获得质疑企业的权力，可是现在面对如此多的企业集中现状时，它们需要反思。

　　总而言之，在基于信息和网络而非出售产品的世界，决策者需要调整反垄断政策。直到现在，Uber等新兴科技公司依然在监管机构行动之前展开运营，并迅速建立起忠诚的用户群体，然后大胆挑战监管机构。反垄断机构需要开始制定议程，以防数字公司利用网络影响排挤潜在竞争对手，或通过发明新的方法重新包装其他人的内容以便提取租金。但是，监管机构也必须保持警惕，不要制定过激规则，反垄断政策的核心是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率，而非解决不平等之类的问题。

　　决策者还需要对超级明星公司的“黑暗艺术”采取更强硬态度，比如逃税行为。这些公司已经获得相当惊人的回报，因此它们没必要制定花哨的逃税计划，这些计划会破坏公众眼中税收系统的合法性。但是任何处罚公司的举动都需要多边协商，以免引发潜在贸易战。过度强调政府职能就像公司权力过大那样，同样会引发问题。

　　这篇特别报道始于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在堪萨斯演讲，当时他对大公司的邪恶行为予以抨击。如今，世界诞生了更多权势滔天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正开始引发激烈抵制，进而威胁到全球经济成功。决策者必须努力促进各类竞争，以便世界上能够始终存在超级明星企业，同时会继续诞生这样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