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宣布 IPv4 地址已经全部分派完毕以来，人们便清楚 IPv6 取代 IPv4 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从 IPv6 的第一个协议规范问世至今已经 25 年之久。而为何直到今日，我们仍未完全过渡到 IPv6？

　　对此，来自亚太地区互联网信息中心（APNIC）的首席科学家 Geoff Huston 在其个人博客最新发表了一篇《The IPv6 Transition》的文章，从技术、应用、以及外在因素等多个角度深度分析了 IPv6 的现状。Huston 表示，数据预测直到 2045 年左右，IPv4 向 IPv6 的过渡才能彻底完成，也就是说，还需大约 20 年的时间，但是他个人认为，IPv4+IPv6 的双栈模式将会是永久的。

　　还记得，我在 2022 年 5 月时曾写过一篇文章，主题为《我们都用上 IPv6 了吗？》（IPv6 是 IPv4 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当时，我乐观地总结道：尽管还没有完全完成过渡，但已经快了。我认为我们不会在转向 IPv6 的过程中大张旗鼓，而是会悄悄进行并完成过渡。然而，几年后，我想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修正，谈谈我们当前向 IPv6 迁移的现状以及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原因。

　　时下，公共互联网向 IPv6 的过渡状态仍然让我们感到困惑。要知道，第一份完整的 IPv6 协议规范 RFC 2460（即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发布的 IPv6 协议规范）于 1998 年 12 月发布，距今已有 25 年了。IPv6 的目的是为了替代 IPv4，因为 IPv4 的地址资源即将耗尽。然而，尽管 IPv4 地址在十多年前已经用完，但互联网还是主要依赖 IPv4 运行。这场向 IPv6 的过渡已经进行了 25 年，如果 IPv4 地址耗尽曾经让大家感到紧迫感的话，那么我们已经适应了这种“地址耗尽”的状态。也许现在是时候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了：这场向 IPv6 的过渡还需要多久才能完成？

　　在 APNIC Labs（亚太网络信息中心实验室），我们已经监测 IPv6 普及情况超过十年了。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从互联网用户的角度来观察网络，测量能够通过 IPv6 访问特定服务的用户比例。数据是通过一个嵌入在线广告的脚本收集的，这些广告投放到不同的用户群体中，持续采样。

　　图1 展示了从 2014 年到现在，全球互联网用户中使用 IPv6 的比例，图源：APNIC 实验室数据

　　一方面，图 1 显示出经典的“持续增长曲线 的采用率在不断上升。但问题在于 Y 轴上的数值。到了 2024 年，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能够访问仅支持 IPv6 的服务。其他用户仍然只能使用 IPv4 的网络。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十多年前，IPv4 地址就已经分配完了，然而互联网不仅在“无新地址”的情况下继续运行，还能应对越来越多的联网设备。到 2024 年底，估计全球有大约 200 亿台设备使用互联网，但互联网的 IPv4 路由表只包含大约 30.3 亿个唯一的 IPv4 地址。互联网的原始设计假设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独立的 IP 地址，但如今每个 IPv4 地址平均要被 7 台设备共享，然而似乎一切运作正常！如果“端到端”（每台设备都有独立地址）是互联网架构的核心原则，那么对于仍使用 IPv4 访问和服务的用户来说，这个原则已经不再适用了。

　　IPv6 是为了应对 IPv4 面临的问题设计的。IPv6 协议中的 128 位地址字段提供了足够的地址空间，能够让每个联网设备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地址。IPv6 的设计非常保守，简而言之，它就是“拥有更大地址空间的 IPv4”。虽然 IPv6 在一些地方做了调整，比如数据包分片控制（数据包分片是为了让大的数据包可以在网络上传输时被拆分）、地址获取协议（IPv4 中的地址解析协议 ARP 在 IPv6 中被邻居发现协议替代）以及 IP 选项字段的变化，但上层的传输协议（如 TCP 和 UDP）保持不变。IPv6 的设计目标是让这个变化在网络协议栈中的一层基本是“隐形”的，而不是带来一个完全新的网络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IPv6 是对 IPv4 的一个小幅度改进，它确实达到了这一目标。但由于这个变化相对温和，IPv6 在协议的使用和性能方面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提升。IPv6 并没有比 IPv4 更快、更灵活或更安全。它的主要好处是防止 IPv4 地址用尽这一未来风险。从市场的角度看，许多市场（包括互联网在内）通常对未来风险的预期给出较低的优先级。因此，推动这场过渡的动力是多种多样的，因为部署 IPv6 并不能立即带来成本降低、收入增加或市场份额扩大的明显好处。在网络领域，市场行为是协调各方行动的关键，这种对 IPv6 价值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个体参与者的犹豫不决本地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进而使得整个过渡进展缓慢，大家并没有感受到共同的紧迫感。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图 1 中的时间序列，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 IPv6 的普及率继续以当前的速度增长，还要多久所有设备都能支持 IPv6？”这是指在图 1 的数据上加一条线 月到现在的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一条线性趋势线。

　　这个预测表明，到 2045 年左右，这场过渡才能完成，距离现在还有大约 20 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预测并没有深度考虑各类服务提供商、消费者和网络实体的行为。唯一的假设是，未来的形势将会与近期过去的情况保持一致。换句话说，这个预测假设“明天会和今天差不多”。

　　图2 中预测的日期并不是最大的担忧，令人关心的是这个模型预测 IPv6 的过渡还要持续 20 年。如果 IPv6 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所有连接互联网的设备都能拥有一致的、唯一的地址，那么这个“唯一设备地址”的概念从 2015 年到 2045 年总共被搁置了约 30 年，这就让人质疑这种唯一设备地址框架的作用和价值了！如果我们可以在没有这种一致的设备地址架构下，仍然运行一个功能完善的互联网长达三十年，那么未来为什么还需要恢复这种地址一致性呢？如果 IPv6 的意义不是为了实现地址一致性，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到 1990 年，人们就已经发现 IP 协议（互联网协议）存在问题。那时互联网规模还很小，但增长模式呈指数级，每 12 个月就会翻一番。我们当时正面临 IPv4 中的 B 类地址池即将用尽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个地址池将在 1994 年彻底枯竭（见图 3）。

　　当时我们还给路由系统带来了压力。1992 年部署的路由器只有足够的内存来支持 12 到 18 个月的路由增长。这种路由和地址分配的压力在当时通过 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发起的 ROAD 项目（RFC 1380）一起解决。

　　短期内，IETF 放弃了基于固定类的 IPv4 地址计划，转而采用可变大小的地址前缀模型。路由协议（如 BGP，边界网关协议）也迅速修改，以支持这种无类别地址前缀。

　　可变大小的地址前缀给地址分配过程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因此中期的解决方案是互联网社区采用了区域互联网注册机构（RIR）的架构，每个地区的组织来负责各自区域的详细地址分配和注册功能。通过这些措施，地址分配的效率大幅提高，资源分配也变得更加精准。这使得更加保守的地址分配策略得以实施，提升了地址利用效率。此外，网络地址转换（NAT）技术的概念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中也逐渐流行。NAT 不仅简化了 ISP 的地址管理，还在减少整体地址消耗压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措施的实施把本来两年内就会爆发的危机推迟到了更容易管理的十年时间内。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被认为是长久之计。当时的观点是，真正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需要扩展 IPv4 中 32 位的地址字段。当时计算机领域正在从大型机向笔记本过渡，未来设备体积进一步缩小并嵌入式设备大量部署的趋势已经显而易见。而 40 亿个 IPv4 地址空间远不足以应对接下来计算机世界可能出现的情况。

　　然而，设计一个拥有更大地址空间的新网络协议，并不可能与现有的 IPv4 系统向后兼容。因此，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方法是完全转向使用 OSI 协议栈中的无连接传输模式，采用 OSI 的 NSAP 地址。另一种方法是尽可能少地修改 IP 协议，只改变地址字段的大小。还有一些建议提出对 IP 模型进行重大修改。

　　到 1994 年，IETF 最终决定采用最小修改的方法，这就是 IPv6。IPv6 将地址字段扩展到 128 位，增加了一个流 ID 字段，改变了分片的行为，并将其推入了可选头部，替换了 ARP（地址解析协议），改用组播方式。

　　最终，IPv6 并没有提供 IPv4 没有的任何新功能。它也没有对 IP 的操作方式进行任何重大改动。它只是 IP 协议，但地址空间更大。

　　虽然当时 IPv6 的设计引起了很多关注，但对于网络从 IPv4 向 IPv6 的过渡问题，却没有引起同样的重视。

　　当时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既然 IPv4 被广泛采用，IPv6 也会自然而然地流行起来，因此不需要过多考虑过渡过程。最初的设想是，网络、设备和应用程序将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形成“双栈”（dual stack）环境，然后逐步淘汰 IPv4 的支持。

　　然而，这个计划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最严重的可能是资源分配问题。互联网当时发展非常迅速，大家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上。更多的用户、更大的容量、更强的服务器、更多的内容和服务、更快的响应、更好的安全性和防御——这些都与一个共同的主题相关：规模化。我们要么集中资源满足规模化的需求，要么致力于部署 IPv6。之前采取的短期和中期措施已经缓解了地址枯竭的紧迫性，所以在优先级上，扩展互联网的规模比 IPv6 过渡更重要。在 1995 年到 2005 年这十年间，IPv6 几乎被业界忽视了。IPv4 地址仍然可用，而无类别域间路由（CIDR）的采用以及更为保守的地址分配策略将 IPv4 地址耗尽的预期推迟了几十年。当时有更多紧迫的操作和政策问题需要行业关注。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喘息。到 2000 年代中期，随着 iPhone 等智能设备的推出，规模化问题以全新的方式加速。突然间，这不仅仅是数千万或数亿家庭和企业的问题，而是转变为数十亿个人及其设备的规模化挑战，同时还加入了“移动性”的因素。智能设备的生产规模迅速攀升，每年的出货量达到数亿台。这正是 IPv6 被视为必要的原因，但此时我们并没有做好部署 IPv6 的准备。相反，我们加速消耗剩余的 IPv4 地址，并用 IPv4 支持了首批大规模移动服务。当时在移动领域，“双栈”甚至都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由于 3G 基础设施的经济限制，在 3G 平台上部署双栈是不现实的，因此首批移动服务主要依赖 IPv4 和网络地址转换（NAT）。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性阻碍了 IPv6 的过渡。如果没有主机支持 IPv6，开发支持 IPv6 的应用程序又有何意义？如果没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提供 IPv6 支持，主机添加 IPv6 功能又有何用？如果没有主机和应用程序支持 IPv6，ISP 又为何要部署 IPv6？因此，在 IPv6 的过渡过程中，什么也没发生。

　　打破这种互相依赖僵局的最早尝试来自操作系统开发者，他们将全功能的 IPv6 网络栈集成到不同版本的 Linux、Windows 和 Mac OS 中，iOS 和 Android 的移动网络栈也加入了 IPv6 支持。

　　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足以推动 IPv6 过渡进入关键阶段。有人认为，这种情况甚至使 IPv6 的过渡更加困难，延缓了数年。问题在于，支持 IPv6 的主机开始希望使用 IPv6，但这些主机就像“IPv6 孤岛”，孤立在 IPv4的“海洋”中。于是，过渡的重点转向了通过 IPv4 网络隧道传输 IPv6 数据包（如图 4 所示）。虽然当你在控制隧道两端时可以手动进行隧道操作，但这种方法并不实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自动的隧道机制，能够处理所有这些细节。

　　IPv6 过渡最早受到关注的一种方法叫做“6to4”。6to4 的问题之一是它需要使用公开的 IPv4 地址，这意味着它不能为通过 NAT（网络地址转换）设备连接到网络的 IPv6 主机提供服务。更糟糕的是，防火墙通常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 6to4 数据包，出于安全考虑，默认会拒绝这些连接。因此，6to4 连接在公共互联网上的失败率达到了 20% 到 30%，这让它几乎无法作为一种可靠的主流服务使用。

　　此外，为了让设备在 NAT 后面还能连接到外部网络，人们开发了另一种自动隧道机制叫 Teredo，它可以检测并穿透 NAT。然而，Teredo 的连接失败率更高，达到了大约 40%。

　　这些早期的 IPv6 过渡工具表现非常差，极其不可靠。即使它们能工作，连接也很不稳定，速度也比 IPv4 慢。结果可以预见，尽管有些不公平，这些过渡机制不仅被认为不好，就连 IPv6 本身也因此受到了负面评价。

　　一直到 2011 年左右，IPv6 在公共互联网上基本上被忽视了。尽管有少数服务提供商尝试部署 IPv6，但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需要自己和供应商共同努力来解决。而且，由于 IPv6 上缺乏内容和服务，过渡的价值显得十分有限。因此，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011 年初，负责管理全球 IPv4 地址池的 IANA（互联网号码分配局）耗尽了中央 IPv4 地址池，亚太地区的互联网注册机构 APNIC 也在当年 4 月用尽了其通用地址分配池。直到这时，ISP 行业才开始更加专注于IPv6的过渡。

　　与此同时，移动通信行业开始向 4G 服务过渡。3G 和 4G 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4G 移除了从网关到设备的无线接入网络中的 PPP 隧道，取而代之的是 IP 环境。这使得 4G 移动运营商可以在没有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支持双栈（即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这极大地促进了 IPv6 的推广。与使用 NAT 将 IPv4 映射到 IPv6 或反过来相比，双栈原生支持更加稳定和高效。

　　从 2012 年到 2018 年初，IPv6 的部署水平从 0.5% 上升到了 17.4%。此时，许多网络已经开始支持原生 IPv6，而不再依赖隧道机制。

　　问题在于，我们在这个过渡阶段行动得太晚。原本的目标是要在 IPv4 地址耗尽之前，让每个网络和主机都具备 IPv6 支持。

　　然而，到 2012 年，我们面临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局面。IPv4 地址池迅速枯竭，各个区域的地址政策社区采取了非常保守的分配策略，以尽量节省剩余的地址资源。同时，IPv6 的采用率仍然很低，IPv6 的过渡计划几乎已经破裂。

　　为了在 IPv6 普及之前维持 IPv4 网络的增长，我们转向了网络地址转换（NAT）。NAT 对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互联网的核心理念是实现端到端的通信，而中间不进行干预。然而，NAT 在这个模型中打破了这种纯粹的端到端通信，增加了网络对特定设备的依赖。NAT 还削弱了网络的灵活性，并限制了只能使用 TCP 和 UDP 这两种传输协议。

　　IETF 一直抵制将 NAT 行为标准化的尝试，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 NAT 的行为被标准化，会赋予 NAT 合法性，而这是许多 IETF 成员不愿看到的。但这种抵制并没有阻止 NAT 的广泛部署。IPv4 地址已经耗尽，而 IPv6 还没有普及，因此 NAT 成了最方便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同厂商实现的 NAT 行为差异很大，特别是在处理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时。这给软件增加了复杂性。如果某个应用程序要做复杂的事情，比如连接多个用户，它就需要动态检测网络路径中使用的 NAT 类型。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NAT 依然是应对 IPv4 地址枯竭的低摩擦解决方案，因为它们可以独立部署，不需要依赖其他外部网络。然而，IPv6 的部署则需要其他网络和服务器也支持 IPv6。NAT 对地址的利用效率非常高，因为它不仅利用了 16 位的源端口字段，还可以通过时间共享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地址使用效率。事实上，我们能够在今天支撑数十亿台设备同时连接互联网，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NAT 的广泛使用。

　　服务器架构也在发生变化。传输层安全协议（TLS）被引入到网页服务器中，允许客户端在建立 TLS 会话时告诉服务器它想要连接的服务名称。这不仅让 TLS 能够验证服务的真实性，还允许服务器在一个平台上托管大量服务（仅使用一个 IP 地址），并通过这个 TLS 服务器名称指示（SNI）来区分不同的服务。因此，服务器平台可以通过名字（即 DNS 名称）来选择服务，这使得一个服务器平台可以为大量不同的服务器提供服务。NAT 的广泛使用和服务器资源共享的做法缓解了整个 IPv4 地址环境的压力。

　　展示 IPv4 地址稀缺压力变化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观察过去十年间地址转让的市场价格。稀缺性通常会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图 8 展示了 IPv4 地址交易价格的时间序列。

　　在 COVID 疫情爆发期间（2021 年），IPv4 地址的价格急剧上升，但之后价格回落，目前每个 IPv4 地址的价格在 30 到 40 美元之间，虽然价格区间从 26 到 42 美元不等，但在 2024 年总体比较稳定。这些价格数据表明，2024 年 IPv4 地址仍有需求，但供需之间已经趋于平衡，市场上没有表现出“稀缺溢价”，也就是说，地址市场上没有因稀缺而大幅涨价。这表明 NAT（网络地址转换）在提升 IPv4 地址利用效率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通过使用端口号的 16 位空间和共享地址池，大大延长了 IPv4 的使用寿命。

　　不过，不只是 NAT 帮助缓解了 IPv4 地址的稀缺。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 IPv6 的采用率上升，已经覆盖了大约 40% 的互联网用户。大多数应用程序（包括浏览器）支持“Happy Eyeballs”技术，这意味着如果 IPv6 和 IPv4 同时可用，应用程序会优先使用 IPv6。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提供商推出 IPv6 服务，IPv6 的使用优先级减轻了对 IPv4 地址池的压力，NAT 的使用需求也相应减少。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需要进一步解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宣布 IPv6 过渡完成呢？是等到互联网不再有任何基于 IPv4 的流量吗？还是等到公共互联网服务不再需要 IPv4？又或者是当 IPv6 唯一的服务就能顺利运行的时候？还是等到 IPv4 地址价格完全崩溃时？

　　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务实的态度，把“完成”定义为不再需要 IPv4 的时刻。这意味着当一个服务提供商能够只用 IPv6 来运行互联网服务，并且不再提供任何支持 IPv4 的访问方式时，就可以认为过渡完成了。

　　这意味着 ISP 必须提供 IPv6 服务。同时，所有与互联网连接的边缘网络和设备（如家庭网络和用户的电脑、手机）也都需要支持 IPv6。因为到了过渡完成的时刻，ISP 将不再提供 IPv4 服务。此外，所有用户访问的服务也必须支持 IPv6，包括主流的云服务平台、流媒体服务、内容分发平台，以及像 Slack、Xero、Atlassian 等专门的平台。据 Internet Society 的 Pulse 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前 1000 个网站中，只有约 47% 的网站可以通过 IPv6 访问，显然还有很多服务平台需要做出改进，而这将需要更多时间。

　　数据显示，自 2019 年中期以来，美国的 IPv6 使用率保持不变。为什么在这部分互联网中，IPv6 的过渡没有进一步推进呢？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互联网架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互联网架构的一个主要变化是它不再完全依赖于 IP 地址。现在，用户不再需要一个长期有效的、唯一的公共 IP 地址就能与服务器和服务进行通信。同样，服务器也不需要依赖唯一的公共 IP 地址来向用户提供服务或内容。当每个用户和每个服务都不需要唯一的公共 IP 地址时，地址短缺的问题就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有些迹象表明这种架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互联网内部的经济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最初，IP 协议是为了让连接设备之间相互通信。ISP（网络服务提供商）为用户提供连接内容和服务所需的资源。那时，网络服务的成本占据了互联网运营成本的大部分，而且距离是网络中最主要的成本因素。那些提供远距离通信服务的 ISP（所谓的“传输供应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处理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互联、客户/供应商关系以及各种对等连接和交换协议。ISP 实际上充当了调配稀缺远距离通信能力的中介角色，这是经典的网络经济模式。

　　多年间，通信服务的需求远超可用资源，价格成为平衡供需的调节工具。但随着摩尔定律的持续影响，计算和通信成本不断下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单个集成电路中晶体管的数量大幅增加。图 11 显示了自 1970 年以来晶体管数量的变化。

　　2024 年最新的芯片是苹果的 M3 芯片，采用 3nm 工艺，拥有高达 920 亿个晶体管。除了为 AI 基础设施提供动力之外，现代的处理能力已经成为廉价且充足的资源。

　　集成电路生产技术的持续进步也影响了存储的大小和单位成本。虽然存储器的速度在过去十多年中基本保持不变，但单位存储成本则一直呈指数级下降。存储资源变得非常充足。

　　这种处理能力的提升同样深刻影响了通信成本和容量。光纤通信系统的限制因素是数字信号处理器和调制器的能力，随着硅芯片技术的进步，发射器和接收器的信号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光纤电路上的单波长容量也得以增加。

　　处理、存储和传输容量从资源稀缺到资源充裕的变化，极大改变了互联网的服务模式。如今，我们预先在靠近用户的网络边缘位置部署内容和服务的副本，并尽可能从这些边缘节点向附近的访问网络提供内容和服务。这一做法推动了内容分发网络（CDN）的扩展，使其几乎涵盖了互联网上的所有内容和服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距离因素从网络交易中被消除，大多数网络交易都是在较短的距离内完成的。

　　结果是，消除了向用户推送内容和服务的距离。我们能够利用 5G 移动网络的巨大潜力，避免了在高延迟连接上传输协议效率低下的问题。如今的接入网络拥有更大的总容量，且服务平台与用户的物理距离较近，使得传输协议可以更好地利用这种容量，而低延迟连接的传输会更加高效。通过更短距离的高容量电路进行服务交互，互联网速度大幅提升。

　　不仅仅是“更大”、“更快”，现在的通信、处理和存储资源充裕，使得互联网运营成本大幅下降。这种环境中的许多业务都依赖于广告市场这个集体资产，而个人几乎无法单独资本化这一点。这一切的结果是，曾经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奢侈服务，如今已经成为大众可负担的普及化服务。

　　除了更大、速度更快和成本更低，数字环境中基础资源的充裕还改变了互联网的经济模式。网络作为稀缺通信能力仲裁者的角色已经淡化，互联网经济的焦点也从基础网络层转移到了应用和服务层。

　　现在让我们回到向 IPv6 过渡的情况。这需要网络运营商进行投资，首先切换到双栈平台（即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最终则完全移除 IPv4 的支持。但是，如果 IPv4 加上网络地址转换（NATs）能够充分满足传输功能的话，那么就没有动力让内容和服务提供商支付额外费用来使用双栈平台。

　　过去，是域名充当服务标识符，并且域名支撑了用户对于在线服务真实性的测试，而域名系统（DNS）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引导用户到“最佳”的内容或服务交付点。简单来看，从服务提供和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使用 IPv4 地址还是 IPv6 地址，都不再是决定服务质量或者用户能否访问服务的关键因素。相反，在现代的内容分发网络（CDN）中，真正重要的是域名或者说服务的名字。就像我们平时上网时输入网站的网址（比如 ），这个网址就是所谓的“名字”，它指向了实际的服务或内容所在的位置。用户通常关心的是这个“名字”，而不是背后的具体 IP 地址。因此，在 CDN 这样的网络环境中，域名成为了连接用户和服务的关键“货币”。

　　今天的公共互联网主要是通过 CDN 来尽可能接近用户来推送内容和服务。多个服务共享同一个底层平台，这主要依靠 TLS（传输层安全协议）来实现，并通过 TLS 握手过程中的 SNI 字段来选择具体的服务。我们用 DNS 来找到离用户最近的服务点。CDN 的目标是直接连接到用户所在的网络，这样在 CDN 内部就会形成一个简化的路由表，使得数据传输更高效。从这个角度看，DNS 已经承担了原本由路由完成的工作！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直接路由“名字”，但互联网的实际工作方式却很像一个基于名字的数据网络。

　　这一架构变化对互联网产生了一些额外的影响。虽然 TLS（传输层安全协议）存在不少争议，但它确实是目前互联网上验证真实性的主要手段。DNSSEC（域名系统安全扩展）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它太复杂、不够稳定，而且对于很多服务和用户来说太慢了。尽管有人认为 DNSSEC 的优点足以容忍它的缺点，但大多数域名持有者和用户并不这么认为，再多的推广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这表明，重要的是服务能够证明自己是由名称所有者运营的，而不只是名称映射到 IP 地址。另外，RPKI（资源公钥基础设施）虽然用于保护 BGP 路由协议中的信息传递，但在不需要路由的服务网络中，其实用处不大。

　　这些观察结果表明，IPv6 过渡进展缓慢并不是因为行业愚蠢或短视，而是另有原因。事实上，IPv6 本身并不是许多最终用户服务所必需的。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基于 1980 年代的地址架构扩展了超过十亿倍，通过将核心依赖从地址转向名称。尝试切换到另一个仅仅略有不同的 1980 年代地址架构（除了地址更长之外）并没有带来真正的长期好处。

　　从长远来看，这一切将如何发展？我们将越来越多地把内容和服务从网络推向应用程序。传输基础设施正变得越来越普及和廉价。网络共享技术（如复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由于我们拥有大量的网络和计算资源，不再需要把用户带到服务所在地。相反，我们将服务送到用户身边，并利用内容框架来复制服务器和服务。随着计算和存储能力的增强，应用程序本身已经成为服务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远程服务的一个窗口。

　　如果是这样，网络本身还会那么重要吗？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逐渐减少了对网络中心化功能的依赖，取而代之的是简单且廉价的数据传输通道。虽然这种通道速度快、成本低，但应用程序需要在其上添加自己的功能。当我们将这些功能推向网络边缘，并最终脱离网络时，剩下的就只是简单的“傻管道”。

　　这时候，有必要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定义了互联网？传统的答案是：“一个共享的传输结构、一套通用的协议和一个通用的地址池。”但现在这仍然适用吗？或者今天的网络更像是“一组通过共同命名空间来共享的不同服务”？

　　当我们考虑现在的互联网时，端点协议地址的选择真的重要吗？普遍唯一的端点寻址可能是 1980 年代的概念，它现在是否已经过时了？如果网络活动都是本地化的，那么还需要全球唯一的端点地址吗？如果我们找不到全球唯一地址的意义，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它们？谁来决定何时放弃这一概念？这是否是一个市场行为，即使用本地地址的网络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获得优势？还是说，传输服务已经足够便宜，以至于放弃全球唯一地址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不值得考虑？

　　而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参考框架在网络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参考标准，我们如何有效地沟通？当我们想到参考框架时，“共同”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将‘模糊’的人类语言空间与严格约束的确定性计算机符号空间结合起来？

　　那么，这将 IPv6 的过渡置于何处？我认为我们将会长时间停留在双栈世界里。似乎没有人愿意去完成过渡，也没有人想退回到仅使用 IPv4 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部分过渡到 IPv6 的状态似乎变得越来越像是永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