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全面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入中国，并且留居中国，形成数量可观的外侨群体，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吸引外国侨民移入、定居的国家。

　　外国移民从入境缘由到个人职业、身份构成等都向多元化拓展。改革开放初期，前来中国的外国人许多是受所在企业派遣，承担特定任务来中国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近一二十年来，移居中国的外国人，大多出于个人的自主选择。中国有关部门发言人曾在2009年对媒体的讲话中对外国人来华趋势做如下总结：以前是退休的多，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越来越多；以前是短期工作的多，现在是长期工作的越来越多。外国企业家来投资，来创业；外国商人来寻找货源，来推销产品；外国白领来谋求职场提升的机遇；还有众多因求学、教书、打工、养老，以及因为与中国联姻而移居中国或来中国寻找配偶的人等。

　　就外国移居者个人身份而言，也呈现多元化发展。在常住中国的外国人当中，既有腰缠万贯的投资者，开店办厂的企业家，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专家，高级管理人员，也有体育、演艺、美容等各业人才直至普通打工者，还有嫁到中国贫困山区的外籍新娘等。

　　就国家构成而言，近年来移居中国的外国侨民，几乎来自全球各地，但主要群体包括来自中国周边的韩国人和越南人，来自中东西亚的阿拉伯人，以及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刚果等为主的非洲人。

　　外国移民在分布上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态势。如今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散布着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移民。与此同时，他们又依据其个人职业为什么国内禁用whatsapp、身份、来源国等不同，在若干城市社区，形成相对集中的外国人聚居地或“移民族群”，如北京的“韩国城”，义乌的“中东街”，广州的“巧克力城”等。

　　早在1996年，当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新城一期交付使用时，就有韩国人被开发商邀请“试住”。次年，约200户韩国侨民涌入望京。此后数年，伴随着该小区新楼盘相继落成，在此购房、租房的韩侨络绎不绝。时至2007年前后，集中居住在望京小区的韩侨已达近7万人。如果再加上在五道口等地区居住的韩侨，全北京韩侨近20万，成为北京规模最大的一个外侨族群。

　　走进望京小区，韩国特色一目了然。路旁的不少广告、餐厅、商场都标着中韩两种文字。韩国超市和韩国特色餐馆比比皆是，甚至还有韩国人开的医院、专卖韩国泡菜的小店(如著名的“姨姨家泡菜店”)。据韩国驻华协会透露，韩国人在望京地区经营的餐厅、超市、茶馆、美容院等超过了500家。韩国家庭可以将孩子送到专为韩国子弟开办的韩国国际学校上课，同时还有专门为韩国人开办的课外辅导班。孩子在课余周末，既可以选择到地道的韩式围棋道场学棋，也可以到韩国人办的跆拳道馆习武。在韩侨最集中的西园三区、四区等五六个小区，望京街道办专门组织了韩侨居民小组，社区居委会主任定期开会，与韩侨居民小组推选出来的代表交流。望京因此有了北京“韩国城”之称。

　　与此同时，在与韩国隔海相望的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韩侨聚落。青岛城阳区有常住韩侨逾5万，约80%住户是韩侨的悦华园成为青岛的“韩国村”。在沈阳，常住韩侨约3万，全长约500米的西塔街“韩风荡漾”，韩国企业广告和韩国风格的商业餐饮企业鳞次栉比，使此地有“小汉城”之称。在上海，10万韩侨聚居于这一中国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上海长宁区政府因本区内韩侨人数众多而特地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增设韩文版。

　　在华韩侨组建了多种多样的社团组织。“中国韩国商会”于1993年正式注册成立，并在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威海、大连、抚顺等地设立多个分会。综合性社团“驻华韩人会”于1998年成立，同样设有十来个城市分会。此外，以首尔、釜山、大邱、大田、江原道等韩国大城市为纽带组织的乡友会，毕业于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庆北大学等韩国名校校友分别组建的大学同窗会乃至高中同窗会，韩国公务员、公司职员分别组建的行业协会，以及各类体育会等，十分活跃。而20多家韩国教会及众多的家庭式小教会，更是联系在华韩侨的重要网络，为韩国移民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在华韩侨还创办了多家报刊，如《北京周刊》、《中国韩人会报》、《韩国城》等，报道中国新闻，介绍风土人情，评述韩国每周要闻，是维系韩侨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的韩侨大致有四类：前来投资兴业的大小老板及其家人、在华韩资企业雇佣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其家人、留学生，以及选择到消费水平较低的中国休闲、养老的群体。换言之，在中国，韩国商人不仅可以找到相对低廉的工人、厂房、办公室以及原材料，其生活成本也比韩国低得多。有一调查显示，一韩国人将其在首尔的住房出租后移居青岛，其租金不仅可以在青岛租住一套舒适的住房，余钱还足以支付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因此，利用中韩差异在中国套利生活，就成为进入21世纪初年流行于韩侨群体的美妙的“中国梦”。韩国《文化日报》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华韩国人数量呈几何级递增，在华韩国人将发展成为韩国之外全球最大的韩国人共同体。“驻华韩人会”社长韩洪满甚至认为：每年起码有10万韩国人来华长期居住，到2010年，在华韩国人可能超过200万。

　　然而，2008年骤然爆发的金融海啸，使韩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跌到过去的一半，刮起一场被媒体称为“韩元感冒、望京咳嗽”的大风暴，严重颠覆了韩侨们的“中国梦”，业已历时十年的韩国人朝向中国流动的方向突然止步、逆转。据2009年底统计，望京7万韩侨中约有2.5万人不得不举家回国，上海10万韩侨也有约五分之一打道回府。

　　尽管如此，如今仍有数十万韩侨依旧侨居中国。据《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11)》的最新数据，北京望京小区常住韩侨约有3万人，占该小区总人口五分之一。望京的“韩国城”还在延续。

　　北京作为首都，是境外人士数量庞大的大都市。除了望京的“韩国城”之外，在长富宫和发展大厦附近还有日本人的聚集区，而以燕莎友谊商场、凯宾斯基饭店为中心的地区则成为多数在京长住德国人的首选。迈向国际化的北京面临如何接纳日益增长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类别外国侨民的新问题。

　　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名闻世界，是一个外商云集的商贸城市。根据义乌市政府网站正式公布的数据：现有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外商常住义乌。每年前来采购的境外客商达20万以上。

　　1998年，来自中东地区的黎巴嫩MA贸易公司率先在义乌设立代表处，随后，阿联酋、伊拉克等越来越多中东国家都在义乌开设代表处。统计显示，中东商人设在义乌的代表处共有近500家，几占所有外商代表处总数的三分之一。

　　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商人是义乌一个引人注目的外侨群体。义乌市政府网站除了设有简繁体中文版之外，还同时提供英文、韩文和阿拉伯文版，显示了该市国际化的大趋势。在义乌南门街，当阿拉伯餐馆在此地接连开张后，为尊重穆斯林习俗，义乌工商部门在审批新的营业项目申请时，有意避免在这里新开与穆斯林清真饮食习俗相冲突的酒家餐馆，因此这一带很快就形成了以阿拉伯餐馆为主的“异国风情一条街”，当地人习惯称之为“中东街”。

　　根据笔者本人在义乌的调查，伴随外侨到来而迅速拓展的伊斯兰教影响，是义乌中外居民交往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上世纪50年代初，全义乌正式登记的少数民族仅有2名回族，而且，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义乌仅有少量佛教和基督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的几乎都是义乌本地人，总数不过几千，且大多集中在农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前来义乌的中东客商迅速增加，并且集中租住于义乌的红楼宾馆。2001年，几十名常住义乌的中东商人在红楼宾馆包下一个房间，专门聚集做礼拜。很快，这里就容不下虔诚的穆斯林了。随后，中东商人转向由自己同胞开设的一家穆斯林餐馆，这里地点较红楼宾馆宽敞，而且被视为“穆斯林自己人的地方”，但仅仅百来平方米的店面还是过于局促，尤其是每周五穆斯林最重要的晌礼时间(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穆斯林除了每天五时礼之外，最重要的是公历每周五的“主麻日聚礼”，即公历星期五晌礼时间，凡成年、健康的男性穆斯林都必须到当地清真寺，在阿訇的带领下，参加集体礼拜)，不仅餐馆内挤满了虔诚的穆斯林，就连餐馆门口的人行道甚至外面大街上，都有穆斯林铺上垫席虔诚礼拜。为适应穆斯林精神生活的需求，2004年8月，义乌市政府专门将城南原义乌丝绸厂弃置的厂房及周边地区约20亩划拨为清真寺用地，利用原厂房改造而成的清线多平米。目前在义乌经商居住的穆斯林约2万多人，重要聚礼日涌向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数达七八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