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简称‘闽’，你知道我们怎么理解的？闽南人，在家门里是条虫，出去闯荡才是条龙。”坐在泉州的办公室里，已经去香港闯荡29年的福建省政协委员傅森林告诉本报记者。

　　作为一种地区文化，闽南人，尤其是泉州人，愿意漂洋过海去打拼。傅森林觉得，父母很爱“赶年轻人出门”，赚钱先寄给家里，再娶老婆，再帮助亲戚，再回馈社会，然后为国家做一点贡献，“这种文化在泉州的根基很深。”

　　泉州是750多万华侨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如风筝线轴，牵引着无数人的心。乡音难改，尽管时光变迁，华侨与泉州人，都在努力留住这种浓厚的故乡情。

　　再过几天，郑和平就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从菲律宾赶回晋江老家过年。在这个最重要的中华传统节日里，陪在老母亲身边，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2月1日，记者来到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运伙村。海风吹在这个东南沿海的村庄里，感觉凉凉的，但人们心里仍在热盼——腊月了，很多在海外的华侨即将归乡过年。

　　走在运伙村整洁干净的街道上，村支书许锦芳向我们展示村里堪称“豪华”的基础设施。在篮球场、公园、文化馆等非常现代的建筑之中，几处旧房子颇为惹眼。

　　“村里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动员在外面赚钱的华侨回乡把旧房子翻新，但没有拆掉老房子，因为它们保留着华侨的故乡记忆。”村支书告诉记者，村里建有祠堂，每逢春祭和过年，很多在海外打拼的华侨就会带着孩子回来，每年多达二三百人。

　　运伙村里现有1300多人，而远在海外的华侨超过1400人。这里98%以上的村民都有海外关系，主要分布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作为运伙村早年打拼海外，如今“衣锦还乡”的代表之一，郑和平当天下午便要飞往菲律宾谈生意。在赶赴机场前，他给记者分享了自己创业海外的故事。

　　1982年，23岁的郑和平在姑妈的鼓动下，辞掉高中教师的工作和手上的四五份零工，带着“振兴家族”的重任来到菲律宾。初来乍到，工作并不好找。为了糊口，郑和平卖过麻花，做过煎包，炸过油条，重操旧业当过老师，吃了不少苦。

　　“转眼三年，一事无成。”回忆起当年的经历，郑和平记忆犹新。后来，在表哥的帮助下，他开始涉足服装行业，从麻纱、布，到染坊，再到成衣，在这个行当里，一步步做了起来。

　　十年磨一剑。1992年，郑和平离家后第一次返回大陆，身上仍带着10年前“闯不出名堂就不回家”的豪情。现如今，经过30多年的奋斗，一家内衣制造企业已矗立在运伙村边，老板正是郑和平。这家企业雇佣了500多人，年上税额达550万元。当年在马尼拉卖麻花的小伙子，如今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回报桑梓是他下一个“人生主题”。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说起即将到来的春节，郑和平直言，两边都会兼顾：每年过圣诞节和元旦，他会在菲律宾陪着老婆和孩子；每逢春节，则一定要回大陆陪母亲。

　　“伯父今年已经75岁了，早年就在印尼做生意，开办的工厂主要制造加工橡胶、三角板、棕榈淀粉等。”李垂丹一边说，一边带着记者来到了李远山修建的老房子里。

　　1974年，李远山从印尼返回家乡，用5万元在村子里建了一座颇为豪气的房子，“声名远振，轰动南安”。40多年过去了，虽然房檐上的一些砖瓦已经斑驳，但当年“洋房”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仍不显老旧。

　　“伯父可能还会带着几个堂兄弟一起回家过年。除了这些传统的节日，前年村里举行闽南李氏大祭祖，他们也回来过。”说起那次祭祖庆典，李垂丹掩饰不住自豪。

　　在祥堂村，大部分人家都有海外亲戚，主要分布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2013年11月12日，纪念闽南李氏始祖五州节度使南靖王五山君怀公诞辰872周年的活动在这里举行，祥堂村迎来海内外3000多名闽南李氏宗亲，村里榕桥片区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闽南李氏家族有强烈的宗亲观念。这一祭祖活动在南安、晋江、同安等地轮流进行whatsapp软件无法连接，数百个村庄派代表争夺“龙旗”，确定来年祭祖庆典的主办村庄。祭祖争“龙旗”的习俗由来已久，大家都把争得举办权当作一种巨大的荣耀。

　　在庆典活动前几天，李远山也带着几位堂兄弟，漂洋过海赶了回来。李垂丹回想起当时的盛景，很是激动：“天下李氏一家亲。祥堂村是我们的根，伯父回来参加活动，也算是一次家庭大聚会。”

　　“漂泊在外，远离故土，但父亲从未忘记家乡的生活。”长期在印尼万隆闽南公会为侨亲服务的王嘉璋，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最喜欢听的闽南歌。“他在印尼家里开过闽南音乐会，他们公会组织过南音队。我表妹跟着唱，唱南音特别好。”

　　泉州市侨联副主席王巧丽告诉记者，“南音”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漂流到世界各地，也是因为走出去的华侨们。华侨通过“南音”寄托思乡情，也就把语言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这种传承，和建筑、文物的区别很大。

　　虽然从小在印尼长大，但王嘉璋的生活习惯深受父母影响，和泉州老家一样，以致于“每次回泉州吃饭，口味都没有差别。”在印尼时，父亲仍保留着泉州人的生活传统，甚至还在印尼建了庙。

　　王巧丽说，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有三样宝。第一是信仰，出去赚了钱，首先拿来建寺庙，有个精神依托；第二是办学校，既教育自己的子女，也传播中华文化；第三是公山，一个村或一个镇走出去的人，去世后仍安葬在一起。

　　在印尼，王嘉璋和他所在的闽南公会，经常收到委托帮忙找亲人。这次到大陆，就有漳州侨联的工作人员委托他，通过一份上世纪50年代的家书来找故乡。因为年代久远，他也只能慢慢找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香港泉州市同乡总会会长傅森林身上。他告诉记者，如今每年同乡会都有几十宗回来寻亲的。这种寻亲，更多的是为了增进感情。

　　在泉州这一端的，是王巧丽和她可以调动的3000多人，其中大多数为义工。李垂丹就是其中一员，他记起不久前的一次，华侨寻亲一路找到南安派出所。派出所打电话到村里询问：印尼那边的某个华侨，是不是你们村的？李垂丹与乡亲们一起查了查，发现确实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在王巧丽印象中，他们既帮助马来西亚羽毛球明星李宗伟找到过族谱，也帮助过离开这里100多年的华侨家庭找到过族谱。一份小族谱，百年家国情。

　　李垂丹小心地拿出自己的家谱，摊开在膝盖上，向记者解释着这个庞大家族的根系：有的早已过世，有的身在海外，还有的上过印尼当地报纸。每一个辈分里，都有一串名字；每一辈，都按照祖宗定好的字来起名。这种规范的起名方式，也成为很多华侨找到故乡的重要线索。

　　华侨的根在泉州，总要有所寄托之物。无论是祖屋、祠堂还是祖坟，每一处对他们都非常珍贵。早些年，一些老房子被拆了，如今，这里开始格外重视保护。

　　在祥堂村，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的后代们仍守护着李家祠堂，至今香火旺盛。他的后代，许多如今已侨居海外，仍时不时地回来，找寻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线下活动如火如荼。晋江在菲律宾的许多同乡会，只要换届，家乡就得有人去见证。长此以往，当地许多酒店都仰仗同乡会生存。甚至出现过一次去500多人、包下一栋酒店的现象。

　　线上活动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王嘉璋，这次回印尼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网络上扩大华侨与家乡之间的联系。他打算，既用国内的微博，也用国外风靡的WhatsApp等。而在晋江，“晋江新闻网”的微信运营者们，早就瞄准了海外华侨，打算用更丰富的内容，让华侨们更为及时地知晓家乡的变化。

　　王嘉璋这次专门回印尼过年。因为这位40多岁才回到大陆的老人，如今每年有一多半时间都在这里生活，反而需要过年时回去看看那边的亲人了。

　　“没能带姐姐过去，母亲一直觉得很遗憾。”王嘉璋说，1986年父亲去世后，他第一次回大陆探亲，与从未谋面的姐姐相见。现在，泉州老家里，自己的亲人只剩下姐姐和堂兄。

　　在家庭浓郁的“泉州式”文化氛围熏陶下，王嘉璋对故土一直怀着深深的牵挂。然而，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华人孩子由于离中国太久太远，对故土的感情像隔着一层纱，变得淡漠起来。

　　数年前，闽南基金会在印尼成立，2012年时更名为“闽南公会”。公会成员王嘉璋经常组织印尼华裔青年到故乡寻根。

　　“我们很多老一辈华侨对大陆故土还是很有感情上的联结关系，但以后的接班人却很难找了，他们对中国都不了解。现在，我们这辈人正致力于新生代华人了解祖籍国。”近几年，王嘉璋经常带华人学生回到大陆，一年5到10次。2010年，他带着印尼的30多名华裔青少年到大陆参加夏令营，参观上海世博会，到农村小学参加活动，走了很多地方。

　　“华裔孩子在海外，有学习中文的需求。”王嘉璋认为，自己有义务让年轻人去认识中国。“这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很有意义。”

　　“我的孩子在菲律宾长大，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虽然也常常回来，但对于故土，他们不可能和我抱有同样的热情。”郑和平要求孩子一定要会讲普通话、闽南话，也经常带他们回到家乡投身公益事业。

　　有时候，村里举行活动，郑和平抽不开身，便让孩子代替参加。“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他明白自己的角色和担当。”

　　在运伙村，也有年轻小伙子娶了菲律宾姑娘，最后回乡在村里定居下来。村支书介绍说，“更多的情况是，年轻人在海外娶了中国的女孩，我们便经常邀请他们带着孩子回来看看，促进下一代对家乡的感情。”

　　对于“回乡”这种方式，傅森林也很赞同。每逢春节，他都会带着3个孩子回到家乡，“一定要在泉州过年”。

　　1986年，借着改革开放的热潮，身为医生的傅森林决定离开南安，到香港闯一闯。经过了多年艰辛奋斗，如今，功成名就的他回到家乡，在晋江投资了一项大型五金机电项目。

　　谈起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傅森林介绍说，很多香港的泉州同乡也面临一些困惑。“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有时候就把行政区划搞错了，对这一概念很模糊。在爸爸或爷爷那里听过一些地方，但从来不知道在哪里。”

　　“我的几个孩子，对故土的观念非常强。”傅森林说，“他们都会讲普通话、闽南话。老一辈再怎么好，也终将老去，所以一定要把年轻人对故乡的这种爱承接起来。”

　　“福建简称‘闽’，你知道我们怎么理解的？闽南人，在家门里是条虫，出去闯荡才是条龙。”坐在泉州的办公室里，已经去香港闯荡29年的福建省政协委员傅森林告诉本报记者。

　　作为一种地区文化，闽南人，尤其是泉州人，愿意漂洋过海去打拼。傅森林觉得，父母很爱“赶年轻人出门”，赚钱先寄给家里，再娶老婆，再帮助亲戚，再回馈社会，然后为国家做一点贡献，“这种文化在泉州的根基很深。”

　　泉州是750多万华侨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如风筝线轴，牵引着无数人的心。乡音难改，尽管时光变迁，华侨与泉州人，都在努力留住这种浓厚的故乡情。

　　再过几天，郑和平就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从菲律宾赶回晋江老家过年。在这个最重要的中华传统节日里，陪在老母亲身边，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2月1日，记者来到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运伙村。海风吹在这个东南沿海的村庄里，感觉凉凉的，但人们心里仍在热盼——腊月了，很多在海外的华侨即将归乡过年。

　　走在运伙村整洁干净的街道上，村支书许锦芳向我们展示村里堪称“豪华”的基础设施。在篮球场、公园、文化馆等非常现代的建筑之中，几处旧房子颇为惹眼。

　　“村里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动员在外面赚钱的华侨回乡把旧房子翻新，但没有拆掉老房子，因为它们保留着华侨的故乡记忆。”村支书告诉记者，村里建有祠堂，每逢春祭和过年，很多在海外打拼的华侨就会带着孩子回来，每年多达二三百人。

　　运伙村里现有1300多人，而远在海外的华侨超过1400人。这里98%以上的村民都有海外关系，主要分布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作为运伙村早年打拼海外，如今“衣锦还乡”的代表之一，郑和平当天下午便要飞往菲律宾谈生意。在赶赴机场前，他给记者分享了自己创业海外的故事。

　　1982年，23岁的郑和平在姑妈的鼓动下，辞掉高中教师的工作和手上的四五份零工，带着“振兴家族”的重任来到菲律宾。初来乍到，工作并不好找。为了糊口，郑和平卖过麻花，做过煎包，炸过油条，重操旧业当过老师，吃了不少苦。

　　“转眼三年，一事无成。”回忆起当年的经历，郑和平记忆犹新。后来，在表哥的帮助下，他开始涉足服装行业，从麻纱、布，到染坊，再到成衣，在这个行当里，一步步做了起来。

　　十年磨一剑。1992年，郑和平离家后第一次返回大陆，身上仍带着10年前“闯不出名堂就不回家”的豪情。现如今，经过30多年的奋斗，一家内衣制造企业已矗立在运伙村边，老板正是郑和平。这家企业雇佣了500多人，年上税额达550万元。当年在马尼拉卖麻花的小伙子，如今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回报桑梓是他下一个“人生主题”。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说起即将到来的春节，郑和平直言，两边都会兼顾：每年过圣诞节和元旦，他会在菲律宾陪着老婆和孩子；每逢春节，则一定要回大陆陪母亲。

　　“伯父今年已经75岁了，早年就在印尼做生意，开办的工厂主要制造加工橡胶、三角板、棕榈淀粉等。”李垂丹一边说，一边带着记者来到了李远山修建的老房子里。

　　1974年，李远山从印尼返回家乡，用5万元在村子里建了一座颇为豪气的房子，“声名远振，轰动南安”。40多年过去了，虽然房檐上的一些砖瓦已经斑驳，但当年“洋房”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仍不显老旧。

　　“伯父可能还会带着几个堂兄弟一起回家过年。除了这些传统的节日，前年村里举行闽南李氏大祭祖，他们也回来过。”说起那次祭祖庆典，李垂丹掩饰不住自豪。

　　在祥堂村，大部分人家都有海外亲戚，主要分布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2013年11月12日，纪念闽南李氏始祖五州节度使南靖王五山君怀公诞辰872周年的活动在这里举行，祥堂村迎来海内外3000多名闽南李氏宗亲，村里榕桥片区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闽南李氏家族有强烈的宗亲观念。这一祭祖活动在南安、晋江、同安等地轮流进行，数百个村庄派代表争夺“龙旗”，确定来年祭祖庆典的主办村庄。祭祖争“龙旗”的习俗由来已久，大家都把争得举办权当作一种巨大的荣耀。

　　在庆典活动前几天，李远山也带着几位堂兄弟，漂洋过海赶了回来。李垂丹回想起当时的盛景，很是激动：“天下李氏一家亲。祥堂村是我们的根，伯父回来参加活动，也算是一次家庭大聚会。”

　　“漂泊在外，远离故土，但父亲从未忘记家乡的生活。”长期在印尼万隆闽南公会为侨亲服务的王嘉璋，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最喜欢听的闽南歌。“他在印尼家里开过闽南音乐会，他们公会组织过南音队。我表妹跟着唱，唱南音特别好。”

　　泉州市侨联副主席王巧丽告诉记者，“南音”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漂流到世界各地，也是因为走出去的华侨们。华侨通过“南音”寄托思乡情，也就把语言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这种传承，和建筑、文物的区别很大。

　　虽然从小在印尼长大，但王嘉璋的生活习惯深受父母影响，和泉州老家一样，以致于“每次回泉州吃饭，口味都没有差别。”在印尼时，父亲仍保留着泉州人的生活传统，甚至还在印尼建了庙。

　　王巧丽说，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有三样宝。第一是信仰，出去赚了钱，首先拿来建寺庙，有个精神依托；第二是办学校，既教育自己的子女，也传播中华文化；第三是公山，一个村或一个镇走出去的人，去世后仍安葬在一起。

　　在印尼，王嘉璋和他所在的闽南公会，经常收到委托帮忙找亲人。这次到大陆，就有漳州侨联的工作人员委托他，通过一份上世纪50年代的家书来找故乡。因为年代久远，他也只能慢慢找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香港泉州市同乡总会会长傅森林身上。他告诉记者，如今每年同乡会都有几十宗回来寻亲的。这种寻亲，更多的是为了增进感情。

　　在泉州这一端的，是王巧丽和她可以调动的3000多人，其中大多数为义工。李垂丹就是其中一员，他记起不久前的一次，华侨寻亲一路找到南安派出所。派出所打电话到村里询问：印尼那边的某个华侨，是不是你们村的？李垂丹与乡亲们一起查了查，发现确实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在王巧丽印象中，他们既帮助马来西亚羽毛球明星李宗伟找到过族谱，也帮助过离开这里100多年的华侨家庭找到过族谱。一份小族谱，百年家国情。

　　李垂丹小心地拿出自己的家谱，摊开在膝盖上，向记者解释着这个庞大家族的根系：有的早已过世，有的身在海外，还有的上过印尼当地报纸。每一个辈分里，都有一串名字；每一辈，都按照祖宗定好的字来起名。这种规范的起名方式，也成为很多华侨找到故乡的重要线索。

　　华侨的根在泉州，总要有所寄托之物。无论是祖屋、祠堂还是祖坟，每一处对他们都非常珍贵。早些年，一些老房子被拆了，如今，这里开始格外重视保护。

　　在祥堂村，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的后代们仍守护着李家祠堂，至今香火旺盛。他的后代，许多如今已侨居海外，仍时不时地回来，找寻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线下活动如火如荼。晋江在菲律宾的许多同乡会，只要换届，家乡就得有人去见证。长此以往，当地许多酒店都仰仗同乡会生存。甚至出现过一次去500多人、包下一栋酒店的现象。

　　线上活动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王嘉璋，这次回印尼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网络上扩大华侨与家乡之间的联系。他打算，既用国内的微博，也用国外风靡的WhatsApp等。而在晋江，“晋江新闻网”的微信运营者们，早就瞄准了海外华侨，打算用更丰富的内容，让华侨们更为及时地知晓家乡的变化。

　　王嘉璋这次专门回印尼过年。因为这位40多岁才回到大陆的老人，如今每年有一多半时间都在这里生活，反而需要过年时回去看看那边的亲人了。

　　“没能带姐姐过去，母亲一直觉得很遗憾。”王嘉璋说，1986年父亲去世后，他第一次回大陆探亲，与从未谋面的姐姐相见。现在，泉州老家里，自己的亲人只剩下姐姐和堂兄。

　　在家庭浓郁的“泉州式”文化氛围熏陶下，王嘉璋对故土一直怀着深深的牵挂。然而，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华人孩子由于离中国太久太远，对故土的感情像隔着一层纱，变得淡漠起来。

　　数年前，闽南基金会在印尼成立，2012年时更名为“闽南公会”。公会成员王嘉璋经常组织印尼华裔青年到故乡寻根。

　　“我们很多老一辈华侨对大陆故土还是很有感情上的联结关系，但以后的接班人却很难找了，他们对中国都不了解。现在，我们这辈人正致力于新生代华人了解祖籍国。”近几年，王嘉璋经常带华人学生回到大陆，一年5到10次。2010年，他带着印尼的30多名华裔青少年到大陆参加夏令营，参观上海世博会，到农村小学参加活动，走了很多地方。

　　“华裔孩子在海外，有学习中文的需求。”王嘉璋认为，自己有义务让年轻人去认识中国。“这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很有意义。”

　　“我的孩子在菲律宾长大，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虽然也常常回来，但对于故土，他们不可能和我抱有同样的热情。”郑和平要求孩子一定要会讲普通话、闽南话，也经常带他们回到家乡投身公益事业。

　　有时候，村里举行活动，郑和平抽不开身，便让孩子代替参加。“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他明白自己的角色和担当。”

　　在运伙村，也有年轻小伙子娶了菲律宾姑娘，最后回乡在村里定居下来。村支书介绍说，“更多的情况是，年轻人在海外娶了中国的女孩，我们便经常邀请他们带着孩子回来看看，促进下一代对家乡的感情。”

　　对于“回乡”这种方式，傅森林也很赞同。每逢春节，他都会带着3个孩子回到家乡，“一定要在泉州过年”。

　　1986年，借着改革开放的热潮，身为医生的傅森林决定离开南安，到香港闯一闯。经过了多年艰辛奋斗，如今，功成名就的他回到家乡，在晋江投资了一项大型五金机电项目。

　　谈起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傅森林介绍说，很多香港的泉州同乡也面临一些困惑。“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有时候就把行政区划搞错了，对这一概念很模糊。在爸爸或爷爷那里听过一些地方，但从来不知道在哪里。”

　　“我的几个孩子，对故土的观念非常强。”傅森林说，“他们都会讲普通话、闽南话。老一辈再怎么好，也终将老去，所以一定要把年轻人对故乡的这种爱承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