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性曾过着和我们相似的生活，但现在，她们不能上学，不能工作，不能走进公共场所，不能独自乘车，不能在家以外的地方露出身体和面部（必须穿遮蔽全身的罩袍）。最新的禁令是，她们连在街上大声说线月，我在网络上联系到一位阿富汗女性，她正身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名叫Khadija Haidary。我们开始通信。她只能和我发邮件，不能视频连线、打电话、在社交软件上发信息，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在一次来信中，她写道：“如果塔利班发现我们在联系，我就会因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而入狱。”

　　Khadija Haidary34岁，在阿富汗最好的大学，喀布尔大学读的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在政府工作，任地方治理专家，月薪1000美元（人民币7000余元）。她喜欢读村上春树、托马斯·曼，看《老友记》、《权力的游戏》，最近她关注着韩国作家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为“亚洲女性被看到了”而高兴。她和我们一样，成长在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年代，曾过着和我们非常相似的生活。

　　出行的范围一天天缩小。女性先是被禁止单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半年后又被禁止进入公共场所——公园、花园、健身房都不行。如果外出，不论何时何地，女性必须穿一种包裹全身的黑袍，只能透过眼前的一小块网纱向外看，走路时甚至看不清地面；必须时刻注意要“遮住全身”，哪怕露出头发、脚踝的一小块皮肤，都可能被街上巡逻的塔利班成员逮捕。

　　新法之后，我很少离开家。我很少再大声说话，即使有必要。塔利班禁止女性在公共场所发出声音。他们认为女性的声音会导致男性迷失方向。他们说女性大声朗读、唱歌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女性大声朗读《古兰经》也可能让男性感到兴奋。

　　我们走在两排树之间，决定拍张照片纪念这一天，但就在丈夫对着我和孩子举起手机时，一个男人大声喊：“无耻！无耻！出去，你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吗？”他是冲我们喊的。“无耻！”是一个对阿富汗男性非常敏感的词，通常是指，你希望别人和你的老婆睡觉，或者，你发现老婆和其他男人有染也不会采取行动。这种侮辱对穆斯林男性就像被枪打中一样。

　　车驶进了我家的巷子，我叫司机停车，抱着孩子跳下了车。我担心塔利班知道了我住在哪里，我担心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要求在车上播放音乐（不论男女，播放音乐也是塔利班禁止的），并且没有亲属陪伴而旅行了三个小时的女人。我担心他们会半夜闯入我家，以没有亲友陪伴、与非亲友交谈，以及要求司机播放音乐的罪名把我关进监狱。

　　黑色套装包括一件又大又长的衣服、一个又大又宽的罩袍（类似斗篷）、黑色面纱、黑色长袜和黑色手套。塔利班规定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穿这一套，遮住全身，只露出眼睛。罩袍的头部是封闭的，只在眼睛那里有一小块网纱，穿着它，真的很难看清地面和四周。

　　几个月后，当我经过喀布尔东部时，我意识到我已经习惯了无视墙上的文字。然而，一则大胆的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头巾是谦虚、贞洁、荣誉和尊严的象征。”与其他口号不同，这则标语的受众似乎是男性。我思考了这对男性，特别是对十几岁男孩的影响，他们可能会被这些口号激怒，从而限制他们的母亲、姐妹的生活和选择。

　　头巾/罩袍是塔利班巡逻时检查的重点之一。去年冬天，我正在购物，两个塔利班成员走进商店，对店主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他们离开后，我问店主。店主说，因为我的头巾下露出了头发，他们警告了他。我说，我的头巾和你有什么关系？店主笑了：“姑娘，这种法律有什么逻辑吗？” 所有人都知道塔利班有多不讲理。

　　塔利班为女性只定义了一个角色：家庭主妇，职责是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女性外出工作是犯罪。按照他们的想法，阿富汗女性都成了家庭主妇。

　　后来学生越来越多，F老师不得不在上下午分两个班授课，再后来，学生超过了100人，只好由高年级负责教低年级的。一个六年级的尖子生女孩也在自己家开了班，很快有了50个年龄更小的学生。当地人支持她们的工作。邻居帮忙望风，在塔利班靠近时报信，她们就迅速整理房间，看不出是在上课。学校的日常开支，出勤表、记号笔、黑板、地毯和水，都由学生家长承担。

　　另一所地下学校的女老师，向我讲述了她的学生的遭遇。那个女孩18岁，每天出门两次去上课。一个中年男人盯上了她，每天在路上和她搭讪，一天递给她一张纸条，要求她打电话给他。女孩对他说，你应该感到羞愧，你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了。那男人就向塔利班举报了她，指控她一天离开家两次，还化妆，不知是去做什么。塔利班冲进女孩家抓走了她。女孩被关了一周，她的父母最后付了80万阿富汗尼（约8万人民币，相当于全家人的全部积蓄，他们还为此卖了房子）才救出她。他们一家迅速逃去了巴基斯坦。

　　一天，我听一位女性朋友说，她在喀布尔上了一个月的英语课，塔利班允许英语中心，不过女性去上课需要戴头巾。她鼓励我也报名去。“即使你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当你每天去见见其他人，精神也会焕然一新。”于是我跟着她去了。针对女性的英语班在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一个半小时后，我的手都麻木了，但是心又被能上课的一点希望温暖着。

　　还有女性在冒险工作。一天，我约好要采访一位美发师，她叫我在指定位置等待。远处一个女孩出现，蒙着面纱。我拨通电话，她接了，我向她打了个手势，她把我带进一条小巷，走去她家。她边走边说，她刚刚下英语课，正备战托福考试，教室在一家诊所楼下，不会引起注意。

　　2021年8月15日，我在办公室，有消息传来，塔利班到了首都喀布尔，共和国要倒台了。我感到不知所措。这是我们生活开始变坏的第一天。

　　我、丈夫、婆婆、我丈夫的两个姐姐和她们的丈夫，一起租了一个三室的小公寓，买了家具，重建了我们的家。我只剩400美元存款了。那时我怀孕五个月，那笔钱是为分娩和孩子准备的。

　　我变成了一个易怒的人，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有时，当我非常想去看一个以前是老师的朋友时，我穿上黑袍，走十分钟到她家。进门后露出普通衣服。我们在她家喝茶，有时我带去面包和小饼干，我们听彼此悲伤的故事。她说她一年没有工资了。我们讨论人们对塔利班政策的反应，特别是女性的情况。这样的聊天与其说是放松，不如说是增加了焦虑。

　　我更多地登录社交媒体，读那些由阿富汗女性写的报道。有时我会坐下来，写我的日常。一天，我给一家叫Zan Times的媒体发邮件投了稿。那是一家阿富汗的网络媒体，编辑部在加拿大。我写的是塔利班如何令我失业，之后我如何度过漫长日夜。2022年3月，Zan Times发表了这篇文章。我非常高兴。我有希望了。

　　我开始持续发表文章，写自己，也写其他女性的故事——《如果他们关闭我们的学校，我们就创建自己的学校》（写一位办地下学校的女教师）、《三次强迫婚姻、战争和父权制》（写一位65岁，一生中三次被迫结婚的老妇人）......采访是非正式的，只能通过WhatsApp（通讯软件）来完成。我只在晚上，孩子入睡后写作。现在写了三年了。

　　在塔利班来之前，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我有工作、钱，每天去办公室，见朋友。我们在餐馆点餐，去咖啡馆、公园和花园，派对和音乐会……我们和朋友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我们有我们最好的时刻。我们有文化活动买一个WhatsApp账号多少钱，和作家、诗人坐在一起......以前，街道上挤满了人。妇女、男人、年轻女孩和年轻男孩肩并肩快乐地走来走去。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庆祝新年的日子。我和妈妈、奶奶、姑姑们一起去参加集会。所有正值青春的女孩都穿着最新款式的漂亮衣服，一套是红色的，一套是绿色，一套是紫色，还有一套是奶油色的。许多女人围坐在前廊上。一台播放器在放音乐，女孩们轮流跳舞。有的女孩敲着手鼓唱歌。午饭后，女孩们在山丘和绿地上自由漫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其中一位女士的发型很男性化——留着短发。她身边有一群老年妇女，她逗得她们哈哈大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老妇人在开玩笑，而不是劝告、咒骂或祈祷。

　　（10月5日，在花掉700美元签证费，又向边境警察支付了500美元后，Khadija和家人成功逃离阿富汗，抵达巴基斯坦。尽管“面对新的国家、城市和人，我们很害怕”，尽管借来的钱也所剩无几了，好在他们在巴基斯坦有一些朋友。Khadija将继续写作，她的丈夫准备找翻译之类的工作。他们计划在巴基斯坦生活一年，再前往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