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是香港政府数字化程度的滞后，长期依赖许多的外判公司，不同的部门各自为政，无法形成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效率低下，不但让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减缓，也大幅落后于邻近的深圳和大湾区，使得香港和大湾区的融合出现断裂，也使得香港出现和整个“数字化中国”之间的差距，必须审慎正视，避免香港的数字化未来只是幻梦一场。

　　最近香港康文署推出了新的康体设施预订平台“SmartPLAY”，需要使用一项App“智方便”，结果市民甫使用就严重塞车，而软件的设计也出现很多的漏洞，导致隐私泄露，或是重复预约，引起纠纷，民怨四起。

　　香港公立图书馆的借书续借或办理其他手续，则要使用推出近三年的“智方便”，但“智方便”至今仍是程序繁复、容错率低，上传身份证时要提供三种角度和灯光配合，很多市民登记，搞了大半个小时都搞不定，极为不方便，被香港人痛骂为“智不方便”。

　　香港政府部门内部的IT专家本来就长期缺乏，往往在不同的项目都需要靠外判公司，但品质却难以控制，导致无法与大陆城市的先进数字化水平并驾齐驱，也普遍比不上台湾和新加坡，形成一个令香港人尴尬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就以香港人更换智能身份证为例，很多市民都要登记排队，网上预约很久，尤其一些旅居在全球各地的香港人，要回来香港换智能身份证，却要等好几个月后，有些人甚至要等待大半年，才可以搞定，还要去排队好几次中国大陆可以用whatsapp吗，费时失事，甚至被承办人员刁难，无法顺利完成。同样的情景放在深圳和台北，效率都比香港快很多。一些承办的香港公务员说是因为人员不够，其实更关键的原因是数字化的能力太弱，太多的公文旅行，架床叠屋，自以为行政优势是“程序正义”（Due Process of Law），但却变成被“程序主义”所束缚，无法急民之所急，不能以人为本，最后成为一种官僚主义的怪圈，也成为香港市民的最痛。

　　香港作为全球公务员待遇最高的城市之一（与新加坡都是名列前茅），大学毕业、考取政务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职位，月薪高达六万元港币（折合近八千美元），香港特首的年薪是六百万港元（约七十多万美元），比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高，但香港公务员在行政效率方面，大多低于周边城市，如深圳近年加速数字化，有关办理施政业务的手续大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只要下载一个“i深圳”应用程式，一机在手，网上搞定，而台北的市政也都智能化，换个身份证，可以由地区的户政事务所办理，非常简单，不会像香港那样复杂与低效。

　　香港城市数字化水平的低落也与民间社会的商业文化有关，如香港用信用卡在网上或电话订购电影票，比到电影院的票房现场贵，需要交额外的手续费。在中国大陆，情况刚好相反，网上订票，比到票房买票便宜不少，一般打八折，甚至会更低。香港对于网上消费收取附加费，等于是惩罚电子消费者，而中国大陆则是奖励网上消费。这都显示两地文化迥异，也是香港亟需变革之处。

　　香港公务员对于中国大陆的数字化，也暗藏一种歧视心态，看不起内地的一切，有些公务员甚至是坚持不用中国大陆的微信WeChat，而只用脸书或Whatsapp等社交媒体，对于当前在全球流行的抖音和小红书，更是非常隔阂，也当然不会学习中国城市数字化的管理。

　　因而香港要推动数字化的变革，需要从公务员队伍的集体心态开始，要快速做出调整，不断自我拷问，为什么深圳可以，香港不可以？为何香港的“智方便”比不上深圳的“i深圳”？为什么香港换领身份证要搞好几个月，旷日持久，而深圳则是效率很高，两者之别，深层原因为何，需要深刻地反思，加速变革。

　　总的来说，香港瞄准高新科技的发展，不仅只是局限在学院内部，或是在商业世界，而是要从公权力部门开始，从十八万公务员队伍开始，要跟得上国际的脚步，更要跟得上内地的脚步，不能在神州大地全面数字化的大潮中严重滞后，最后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在二〇二三年的岁末，香港政府当局就要订立新的数字化目标，奋勇向前，突破自己的局限，理解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自己，才可以超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