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随着21世纪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互动更加密切，尤其是各种思想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这使得西方国家更容易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最新的媒介工具，通过文化产业、学术理论等手段竭力宣传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等，企图在中国人中培养西化的价值取向，解构中国文化的根基，构造中国文化低劣或不如西方文化的印象，并对中国社会制度和领导人进行丑化，削弱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

　　随着新式传播媒介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微博、微信、推特等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并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挑战。这也使得新时期西方国家对我国文化渗透的花样不断翻新。

　　一是通过网络进行文化渗透。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就非常重视通过新式媒介进行文化渗透，宣传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为其侵略中国、控制中国制造舆论。例如，传教士李提摩太除了著书立说外，还通过创办中文刊物、主持翻译书籍等来影响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企图操控中国的政治方向。他甚至委托各地传教士亲自去科考现场免费分发书刊，因为他深信，影响了这些读书人就等于控制全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遏制政策，利用新闻媒体在中国周边国家中煽动中国威胁的论调，极力破坏新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例如，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美国动用庞大的记者代表团，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谣言，试图引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与恐惧。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发布别国人权报告，以人权为武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同时，美国通过广播电台宣传西方价值观，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如美国之音电台、自由亚洲电台专门开设了针对中国的栏目，利用人权、腐败、环境等话题大肆攻击中国，并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用户的日益增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靠其对网络技术的垄断，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通过微博、微信、推特、脸谱等社交新媒介，进行文化渗透。例如，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暨劳工局自2008年至今已经投入数亿美元来推进所谓的网络人权。正是借助了网络时代的各种新媒介，西方国家往往蓄意操纵新闻的传播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丑化和妖魔化中国，诋毁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企图使中国人思想混乱，并丧失对中国文化、制度、体制的信心，从而达到分化中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二是通过西方文化产业的植入进行渗透。近代西方教会势力和资本势力进入中国以来，纷纷在华创办学校。民国初期，外资在华所办高校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80%。这一方面是为了培育其在华的商业助手，进而达到对华倾销商品的目的，另一方面是通过教育传播西方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并使其成为传播西方文化乃至控制中国的媒介。清末一些美国人在提出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建设清华大学的建议时，就鼓吹“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基于此国外代理服务器ip免费嘛，清末时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诸国竞相在中国办学的目的：“然后知彼族谋国之深心，在挑起我国人种族之恶感，而离析其敌忾同仇之心志，使移其对外之竞争，用诸对内，以完全一统之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其文化产品（电影、电视娱乐节目、流行音乐、广告等）和大众消费品（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迪士尼等）的输出，潜移默化地推广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乃至政治制度等。这些文化产品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人的消费观，引发了一些中国人的物欲症和攀比心理，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民众中有所蔓延，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

　　三是通过西方学术理论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利用人种学、国际法等知识构造文明等级论，将西方文明置于中国文化之上，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构。而不少晚清维新人士不但不拒斥欧美人的文明等级论，还甘愿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把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作为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紧迫目标。梁启超在《文野三界之别》中写道：“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其文明等级论实质是西方国家构造的一种话语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契机，通过学术交流、学术赞助等途径向中国兜售西方各种学术理论，如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企图通过西方社会理论来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而鼓吹私有化，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其目的不是为了搞活中国经济，而是瓦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进而分化瓦解中国，将中国引向西方道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国家又抛出“历史终结论”，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国家抛出“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普世主义”价值观，通过宣传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议会制”“多党轮流执政”等来影响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西方国家企图混淆是非，把中国思想界搞乱，通过控制中国的知识分子来影响中国的决策，进而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

　　如果说近代西方国家对华进行文化渗透是为了维持其在中国的殖民统治的话，那么新时期西方国家则是为了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极力遏制乃至控制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渗透。西方国家通过新媒介传播其价值观、生活观等，为瓦解中国自身文化认同，分化、西化中国创造条件。

　　首先，西方国家为维持霸权将文化渗透当作打压中国的重要手段。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是打着“上帝的选民”的旗号对外征服，二是提出了线性发展观，认为西方与非西方不再是类别之分而是文野之分，非西方进入文明行列的出路就是效仿西方。依赖其经济技术优势，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生活方式逐渐成为非西方国家效仿的模板。诸如中国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的“西方技术加上日本精神”都是此类表现。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军事上的挫折以及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断壮大，开始借助“民主”“人权”“自由”等口号推行其“普世价值”，文化渗透成为西方国家打击异己国家的话语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更刺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战略分化和西化中国的野心。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国家更是将争夺人心、文化渗透作为遏制乃至控制中国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他们千方百计地抹黑中国，将中国正常的行政监管措施污蔑为专制、独裁，并大肆指责中国图谋霸权、进行扩张。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威胁论”不断升级。最近一些西方媒体又在炒作锐实力（sharp power）这一概念，将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新选择、智实力和正能量污蔑为扩张。

　　其次，西方国家在新媒体技术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仍掌控着国际话语权。由于互联网的隐蔽性、虚拟性等原因，互联网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工具。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作战空间，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新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赖资源配置、技术标准等技术优势，通过跨国的网络空间，在世界各地进行布控。IP地址的分配权和国际互联网根域名的控制权则是网络资源的主要分配权力，而美国在IP地址和域名分配中占据绝对优势。据初步统计，美国控制着16亿个IP地址，约占总数的44%，中国只占全球IP地址总数的9%，但中国网民远超过7亿，美国的网民则不足3亿。而管理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域名体系以及IP 地址的机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则由美国商务部授权，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时操控全球的互联网空间。同时，美国还垄断着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硬件和软件的核心技术，如英特尔芯片、微软操作系统、安卓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等。

　　此外，西方各国仍操纵着新闻的报道。在世界新闻的报道中，90%以上语言采用的是英语，而这些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而这些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是负面的，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则对这些新闻的真实性很少质疑，逐渐地这些报道就成为所谓中国的“真实面目”，而且还扰乱了一些中国人的认知。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西方国家可能与日益强大的中国发生冲突，因此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如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播载体，经济全球化也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提供了便利。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各地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尤其是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西方国家更是有了文化渗透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西方国家也借机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并不断进行文化渗透。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宣传“文化全球化”，其实是在宣传“美国文化的全球化”，是在消除民族文化的特性与独创性，进而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不可能完全“化”为美国文化模式，更不存在“普世”的全球文化。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的话语权，让世界各国人民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真正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客观地认识中国对人类和平发展共同事业的贡献；另一方面在加强对文化市场和网络空间的管理的同时，提高中国的创新实力及文化软实力，积极探索利用网络弘扬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的新途径，以更有针对性地化解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文化渗透。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NJYT-17-B25]、内蒙古农业大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培育项目[2017XYQ-5]和内蒙古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GL2016-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