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该规定从立法层面明确了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免除了被告人对自己有罪的举证责任。但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检察机关不能因被告人作虚假供述而放松对相关证据举证责任的全面履行，从而影响对案件定性的准确把握。为此，笔者从指导工作的视角，结合具体案例，谈谈实践中如何把握这类问题的一些理解。

　　2011年6月9日，公安机关抓获张某，并在其身上起获甲基苯丙胺3.97克，张某表示这些毒品是2011年6月8日从被告人刘某处购买。随后，张某配合公安机关将刘某抓获，并从其身上起获甲基苯丙胺14.79克、海洛因0.4克。刘某被抓获后，供述称自己随身携带的毒品是用于自己吸食，否认认识张某及向其贩卖毒品的事实。后经查证，被告人刘某与张某曾短期在同一劳教所劳教，只不过二人不在一个大队，且两人曾在2011年6月8日有多次通话记录。

　　根据以上证据，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刘某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事实进行了指控。但一审法院经审理只认定了2011年6月9日，被告人刘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时从身上起获的14.79克甲基苯丙胺和0.4克海洛因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事实，对2011年6月8日被告人刘某向张某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予认定。判决后，检察机关认为，刘某关于不认识张某也没有与张某联系过的供述显然系虚假供述不应采信，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犯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显然是错误的。因此，本案应当采信张某的证言，认定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据此，检察机关拟对本案提出抗诉。

　　笔者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刘某向张某贩卖毒品证据不足的结论并没有错误。因为，本案即使认定刘某、张某二人相识，二人确在6月8日多次通话，刘某的供述确为虚假供述，但本案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刘某向张某贩卖毒品的事实。通过对证据梳理和综合分析不难发现，本案中没有对张某处起获的毒品与刘某处起获的毒品进行同一认定;刘某否认向张某贩卖毒品;通话记录只能证实二手机曾经通话，没有证据证实二人通话内容涉及毒品，即使是张某配合公安机关诱捕刘某时，在案证据也没有体现出二人的对话涉及毒品，此外，也没有其他证人证言或者视听资料证实刘某在6月8日与张某有过接触。因此，实际上本案能够指控刘某向张某贩卖毒品的证据，仅有张某的证言而已。根据证据规则，在没有其他证据与张某的证言相印证证实刘某向张某贩卖毒品时，仅根据张某的证言就认定刘某向张某贩卖毒品显然是错误的。

　　可见，本案检察机关在指控犯罪时，并未严格把握证据标准，而是受刘某虚假供述影响，错误地认为刘某否认贩卖毒品的供述绝对也是虚假的，而忽略对相关证据的提取，反而认为张某作为证人的证言效力更高，从而形成认定刘某有罪的判断。因此，在审查起诉Whatsapp现在可以语音通话吗、提起公诉时，应严格遵循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以免出现“因被告人作虚假供述忽略相关证据取证”的情况，影响对案件定性的准确把握。如果检察机关能对张某所提供的证据作进一步挖掘，指控刘某向张某贩卖毒品的事实或许就能成立。

　　最高人民检察院 （100726）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查号台） 010-12309（举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