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原是北京德胜门外一座破旧庙宇，曾被用作向孤贫免费发放粥食的粥厂。清朝末年，这里被改建为一座监狱。此后历经扩建，解放前夕，监狱已经占地近百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监狱直属公安部管辖，“功德林”也成为“北京战犯管理处”的代称。

　　从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开始，这里陆续入住过数百名“学员”。他们之中，不乏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勇士，抗战中的宿将功臣，甚至我党执行错误路线时负气迷失的冲动青年。与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一样，百年同心路上也并非全是鲜花与旌旗。70多年前，这些学员们正是从功德林这个起点，开始了自己曲折、传奇的同心路。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最终都战胜了过去的自己，踏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光明坦途。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军队是一回事，而想让这群多年的老对手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则是另一回事。

　　即使对这所处死过李大钊的“第二模范监狱”的过往不甚了解，但功德林里漆黑的铁门、高耸的岗楼足以让这些“党国军政大员”们回想起自己熟悉的江西上饶、贵州息烽以及重庆中美合作所。

　　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黄济人通过对其舅父、原国民党少将邱行湘等当事人的采访，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详细还原了功德林里当年的情景。

　　战犯们的心态千差万别，主要关心的问题却是大同小异。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能否继续生存。若说该杀，历来“成者王侯败者贼”，对失败者，胜利者有随意处置的权利。更何况对于这些刚刚还在战争中负隅顽抗的战犯，剥夺其生命与其说是听凭发落，不如说是罪有应得。于是，掺杂着封建士大夫的“气节”和对所谓“知遇之恩”的回报，要杀身成仁自寻短见者有之，怒目冷对号称效法苏武文天祥者有之，浑浑噩噩活一日算一日者有之

　　若说不该杀，他们也算得上是一时英才，所犯的错误，是由其所属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决定的，不能完全记到个人头上。对于经历百年屈辱史的中华民族而言，也流不起再多无谓的血了。最终，共产党对俘虏不杀不辱的诚恳态度，确确实实地体现在了他们自己身上，有伤治伤，有病治病。难以置信之余，战犯们也就只好接受了自己短期内并无性命之忧的现实。

　　规律三餐作息，按时出操运动，竟让这些往日疲于奔命的昔日大员们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闲暇之余，他们也有了更多机会来观察这个多年视为对手的新生政权。毕竟，负责管辖这所监狱的，是他们的黄埔校友罗瑞卿；负责新中国具体施政的，是昔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而那位宏伟蓝图的绘就者毛泽东，与他们中有些人也算是旧识。

　　条件所限，他们首先能观察到的，自然是功德林的工作人员。不难发现，这是一群乐于创新的人，就在这所阴森冰冷的旧监狱里，共产党人首先从环境开始了改造，在北京的街头还冲塞着破烂的旧式茅厕时，功德林里已经在卫生上下了一番大功夫，新建了洗澡间、洗衣间、公共厕所，牢房里上有天花板下铺水泥地，整齐的床铺桌椅俨然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小康之家水平。这是一群善于学习的人，不光年轻的管理员战士整天拿着识字本，甚至连监狱管理规则，都参考吸收了他们这群“专业人士”的意见建议，只是将其中违章处罚的“扣饭数日”“罚款若干”改为了“自我批评”和“书面检查”。

　　他们也不难注意到，在战犯们平时吃中灶、病号吃小灶的同时，管理所从所长到勤杂工，吃的都是粗粮为主的大锅饭，“官兵平等”在这里并不只是一句口号。他们也许不清楚，认真学习细菌的“菌”字怎么写的看守战士背后，是为应对美军细菌战威胁而开展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半年时间里全国人民不但养成了喝开水的习惯，还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但是从管理员打开犯人被褥向苏联防疫专家证明其中没有虱子臭虫，又郑重其事地重新铺好归位的过程中不卑不亢的眼神里，他们确实读出了中国共产党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与宋美龄常挂在嘴边的“我向美国友人保证”口头禅，并非一回事。

　　即使身在功德林，国民党“CC派”“政学派”“黄埔派”的互相倾轧，军队系统与特务组织的彼此猜忌，中央军与地方杂牌的多年宿怨仍未平息，但功德林毕竟让他们聚在一起，有机会对过去3年乃至30年的失败审视一番。虽然共产党手中究竟有什么法宝能让一个躯体用不着开刀就可以取出旧的灵魂放入新的东西，他们还有待时日去书中寻找，但难能可贵的是，推诿责任之余，他们终于达成了对自己政权失败的一个初步共识：大体上富人喜欢帮国民党，穷人喜欢帮共产党，而在旧中国，穷人远比富人多。尤其不堪回首的是，他们中间，不少人也是苦出身。

　　军人是闻不得火药味的，朝鲜半岛燃起的硝烟同样弥漫到了功德林。自认为对战争双方都十分了解的战犯们，思绪又活络起来。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上，美国人点头的事谁也阻挡不了，诚然，志愿军比起20年前江西的那支红军确实强大了很多，但仅凭着一口不服输的英雄气，能否承受住世界最强的钢铁火雨？心中自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收复平壤、攻克汉城、麦克阿瑟易帅，一枚枚重磅炸弹，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固有的认知防线。印证这一过程的，除了一袋袋尚有温热的炒米炒麦和《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等军事资料，还有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海峡对岸的那位“校长”“总裁”，和他的幕后老板，再也不可能打回来了。

　　“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不啻一股春风，吹得功德林全体学员们心头一阵暖意。

　　从“战犯”到“学员”身份上的转变，源自1956年1月初实施的全国国民党战犯大集中。原本分散全国各地的200余名原国民党高级军官陆续走进功德林北京战犯管理处的大门。管理处宣布，“于人民有罪的人的改造，有一个由强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过程，现在自觉改造的阶段来到了。今后的学习、劳动、生活的管理，由你们当中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来承担，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

　　其实早在1956年1月30日，就有一则新闻在功德林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读到此消息，有人就当即宣布要正式“投降”共产党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彻底征服了原“战犯”们的心。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踏着春风来了，面对81岁高龄的张难先先生“精神振作起来，民族统一大业，要靠你们出力气呵”的嘱托，学员们内心一阵翻涌。

　　“关起门来强制学习不可少，条件允许让他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另有一番效果”。遵照高瞻远瞩的指示精神，功德林学员们得以走出铁门，目睹伟大祖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新中国面前睁开眼，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学员们参观的第一站是长春孟家屯，昔日的日军细菌研究基地，如今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虽然以这些学员过去的身份地位，对各种“雪佛兰”“道奇”并不陌生，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汽车还是让曾经统帅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杜聿明将军情不自禁跳入驾驶室开行了数百米。在沈阳闸阀厂，听闻资方经理对公私合营的讲解，学员们不禁为这一创举称赞不已。在北京四季青农业合作社，学员们从社员幸福而自信的眼神中，逐渐领悟了最近在书本中学习的、毛泽东早在大决战之前就已经告诉世人的不败法则：“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上，学员们触景生情，不禁感叹“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叫惊”。

　　功德林学员们早年不乏“实现民族的工业化”的梦想，当初从他们手里交出去的，是那个充其量“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的破败景象，面对眼前所见，他们不得不感叹，毛泽东那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所言非虚，共产党人确实找到了拯救和建设中国的真理。

　　在教育人，寻找真理上的问题上，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很大方的。因为在这些老对手们从学员到战犯的华丽转身中，共产党人同样是在践行着真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WhatsApp国内能收到消息，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罗军长，难怪在观众席上看不见你，原来你钻到银幕里去了。”打趣罗历戎的是与他原同为国民党中将军长、现同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功德林“同学”郑庭笈。1981年，全国政协礼堂放映了刚拍摄的电影《解放石家庄》。影片中的国民党军官，不再是过去刻板的丑角形象，为了保证还原历史，电影导演甚至专门带着演员来登门拜访罗历戎。政协文史专员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

　　从1959年第一批特赦开始，到1975年，那些原国民党高官全部成功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于身份转变后的生活，已经明白“劳动光荣”的他们曾设想过当工人、农民、园丁等。最终大家却又殊途同归，带着周恩来接见第一批特赦战犯时提出的“掌握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的“四训”，走进了新的工作岗位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属的文史专员办公室，从事《文史资料选辑》编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向来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身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文史专员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日积月累，这些昔日穿行于枪林弹雨中的将军们不少人已是著作等身。

　　对于种种过往，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莫过于海峡两岸的局面。杜聿明将军就曾发表过一番言语：“民族的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去努力完成。”

　　“我们八个，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海就是台湾海峡。”1983年，文强代表八位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文史专员郑重表态，“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大业，我们会各自努力。共同奋斗！”

　　“吾人群集黄埔，志在反帝救国。”当年，无数健儿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共谋民族崛起、祖国昌盛之计。1984年初，已在美国与子女团聚数年的前功德林学员、黄埔校友宋希濂将军，与三位老校友共同在美发布宣言，倡议“军校同学应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奋斗”。此倡议与国内有识之士不谋而合，多方努力之下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希濂任副会长。

　　度尽劫波兄弟在，最终，这些从功德林走出的学员们，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再次与共产党人“携着手，向前行”。

　　而功德林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遂移交北京市管辖，一度被用作接济救护站。时光荏苒，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记者寻访故地时，功德林路已改了一个寓意更加美好的名字：“新康路”。管理所旧址，除小部分为北京市公安局办公使用外，大部分已经成为居民小区。其间怡然自乐的黄发垂髫，恐怕对这里的往事十分陌生。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在历史中逐渐远去的先辈们而言，此情此景，恐怕正是他们为之流血流汗、奋斗不已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