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塞蒂（Aman Sethi）是一名驻新德里的记者，也是《一个自由人：德里生与死的真实故事》的作者。他走访了新德里的几个大型露天火葬场，并将他的现场报道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印度，新德里。首批36具尸体被放置在指定的混凝土火化坑中，并在上午10点前点燃。之后，所有多余的尸体都被送到了泥泞的停车场，以便稍后举行集体仪式。

　　周三（4月28日），在新德里市东部边界的加齐布尔（Ghazipur）火葬场外，救护车兼做灵柩，沿着狭窄的街道一字排开。停车场里没有火葬坑，所以医院的服务人员穿着防护设备把死者抬出来，放在前一天的火堆留下的焦痕附近。

　　“如果我生病死了，我会去天堂，”他说，然后引述了一句流行的印度教经文：“死亡是唯一的真相。”

　　两个月前whatsapp在新手机注册，印度的执政党声称，印度已经“在总理莫迪（Shri Narendra Modi）干练、理智、坚定和有远见的领导下击败了新冠病毒”。1月，莫迪先生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印度“通过有效遏制新冠，使人类免于一场大灾难”。

　　今天，当致命的第二波新冠病毒肆虐全国时——每天约有30万新感染者，过去一周有超过2.14万人死亡——莫迪先生和他的政党正在淡化危机的严重性，严重低估了病人和死者的人数。

　　政府的主要律师之一图沙梅塔(Tushar Mehta)最近声称，“全国没有人没有氧气”。然而，氧气和医院床位的严重短缺已经导致了许多人死亡，包括一位前大使在一家高级私人诊所外等待治疗的几个小时里，在他的车里去世。

　　北方邦（Uttar Pradesh）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也是最贫穷的邦之一，其首席部长已下令要求官员查封他指责的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谣言”的人的财产。据报道，印度北部城镇阿梅蒂（Amethi）的警察对一名男子提出了刑事指控，因为他在推特上呼吁为他生病的祖父提供一个氧气瓶。印度政府已经命令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删除了几十个批评其应对疫情的帖子。

　　但是，大规模火化的影像图片已经穿透了这堵由噪音、错误信息和宣传垒成的墙，捕捉到了流行病学家所说的“过度死亡”的可怕细节。

　　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种病毒而失去了亲人。许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多位家庭成员。但是，当你被封锁的时候，死亡在感知中就不那么像死亡，而是像只是消失了而已。

　　因此，当我父亲周二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叔叔死于新冠，叔叔的整个家庭都得了这种病，我父亲的一个表弟在重症监护室里时，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麻木感开始出现了。

　　加齐布尔的停车场非常小，而尸体又非常密集，火堆只能一次点燃。因此，尸体在白天被放在各个火堆上，然后在傍晚时分在一个大火堆里点燃。（其他火葬场，特别是那些用电力或天然气焚烧火堆的火葬场，从早上到日落都在烧尸体）。

　　牧师米什拉先生周三告诉我，在过去的10天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在一个不超过两个网球场大的地方焚烧40到50具尸体。火焰的热量将火堆前的芒果树叶烧成了深灰黑色，而树冠的顶部则仍然闪耀着明亮的夏季绿色。

　　火葬场是一个大部分为男性的空间。许多印度教徒仍然认为，只有儿子才有权利点燃父母的葬礼火堆。在加齐布尔，一小群年轻人短暂地搁置了他们的悲痛，把自己分成几组，照料各种任务。

　　一组人跑去排队登记他们所爱的人的尸体。另一个人冲到棚子里，抢在所有好的木头用完之前领到自己分配的那份。第三组人带着尸体匆匆忙忙地去预留一个位置，以便在上面建一个火堆。在这次疫情中，所有的东西——药品、氧气、呼吸机、病床——都因政府完全没有计划和采购基本用品而变得稀缺。火葬场也不例外。

　　周三，加齐布尔为数不多的妇女之一马尔维卡帕拉赫独自站在这种狂热之中，她的父亲达塔拉吉巴尔钱德拉帕拉赫博士的尸体就在她脚下。他是印度国家植物遗传资源局的一名植物病理学家，死于新冠时年仅65岁。他需要一张带有呼吸机的重症监护床，但帕拉赫女士只能为他争取到安排一张带有氧气瓶的病床。

　　马尔维卡帕拉赫（Malvika Parakh），右，身穿蓝色衣服，在加齐布尔火葬场，与她父亲的尸体在一起。

　　帕拉赫先生的母亲在十年前去世；她的大多数其他亲属都已去世。一位曾护送她父亲的尸体从医院停尸房到火葬场的家庭成员在那里突然感到不适。因此，在这里，她独自一人，一位32岁的临床心理学家站在她父亲的尸体旁，在一个变成了火葬场的停车场里，试图让这一切变得有意义。

　　“这就像那些电影中的世界被攻击了，到处都是尸体，”她说，因为她看着一排又一排处于不同完成阶段的火葬堆。“你等待着超级英雄的到来，拯救所有人。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超级英雄。”

　　取而代之的是像政府律师梅塔先生这样的人，他在回应德里当局关于莫迪政府没有为城市提供足够氧气的投诉时，在法庭上说：“让我们试着不要做一个爱哭的人。”

　　周三早些时候，该市一家私人医院的年轻的停尸房助理比基（Bikki，他不愿透露全名，因为他不被允许与记者交谈）曾告诉我一种新型的葬礼——“WhatsApp葬礼”。ICU里的新冠患者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比基将尸体推到停尸房。

　　在那里，他小心翼翼地用太平间的床单包裹尸体，然后用塑料布包裹，最后用独特的白色油布包裹，这标志着这次死亡是新冠案例。他用白色微孔外科胶带固定所有东西。

　　“当一个家庭成员来时，我们迅速解开头部，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脸部并识别尸体，”比基说。“通常情况下，直系亲属要么滞留在国外，要么因为新冠在隔离，因此，我们通过WhatsApp视频通话，向他们展示（死者的）面部。”

　　然后，比基和他的团队将尸体放入救护车，并陪同前往火葬场。周三上午，在前往加齐布尔之前，我在同样位于该市东部的萨拉卡莱汗（Sarai Kale Khan）的火葬场见到了比基和他的同事。在我们交谈时，建筑工人用水泥和红砖在火葬场的墙外迅速搭建起人体大小的平台。

　　“他们在火葬场内一次只能处理10具尸体，”比克基说。“他们正在建造可容纳额外50人的空间。”我数了一下，在我面前有30具尸体。后面还有20具，比基说。

　　几乎一个月前，我被叫到了就在我楼下的公寓里。我的邻居是一位70多岁的退休空军军官，他发高烧躺在床上一周了，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现在叔叔，我叫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知觉。

　　我们试图用他放在床边的一个便携式氧气瓶来救他。他年迈的弟弟将手机摄像头对准氧气瓶，而WhatsApp电话的另一端有人试图告诉我们如何使用它。

　　慢慢地、不可阻挡地，然后一下子，叔叔的氧气水平降到了零。救护车很快就到了。他在医院被宣布死亡，同时被宣布的还有新冠检测阳性。

　　他的孩子们从国外飞来，但他们两个星期都不能见到他们的母亲。她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所以不得不将自己隔离起来。我参加了一个纪念他的祈祷会，在Zoom上。

　　一周后，我想去做新冠检测，但由于实验室的样本太多，无法进行。我把自己隔离了一周，然后又隔离了一周，没有症状。我的医生建议我继续自我隔离，注意症状，而不是给城市已经捉襟见肘的检测基础设施造成负担。

　　木材是严格配给的，于是送葬者开始制作一个看起来像临时担架的东西。首先，三根短而重的原木被铺在地上，相互平行；然后，较长、较窄的木板被放在上面，与原木垂直。

　　尸体被放在担架上后，送葬者将木棍竖起来放在一种木制的帐篷里，用干稻草包塞住。整个过程大约需要20分钟。

　　从那时起一直到晚上，送葬者会像鸟儿筑巢一样来回穿梭：他们会捡起零星的稻草、一段断竹、一个被人丢弃的参差不齐的木结，然后把它们塞进火葬堆的缝隙中。

　　有几个火葬堆，包括为帕拉赫女士的父亲准备的火堆，还没有组装好。帕拉赫女士正在给她的亲戚打电话，试图找到可以帮忙的人。她说，他们家的一个看护人正在路上。她说：“他已经和我们在一起20多年了。因此，他的损失和我们的损失一样大。”

　　现在差不多是傍晚5点，停车场看起来像一个由低矮的尖顶房屋组成的拥挤的小村庄。牧师米什拉先生穿过火堆，为死者吟唱赞美诗。

　　一位年轻妇女坐在那里，用她穿着防护服的袖肘擦眼泪。“我的父母在外面等着，”她告诉我，指着其他木制建筑中的一个。“这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我的丈夫。”

　　第一个火堆被点燃，然后是另一个，再一个。慢慢地，诵经和祈祷的声音被火焰在干木头上燃烧的噼啪声所掩盖。热量阵阵上升，然后一浪高过一浪，然后形成一道稳定的闪亮的墙。

　　在熊熊大火中，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在过去一年中失去的每一个人，想到了我们无法参加的所有葬礼，想到了这个城市所承载的所有悲痛。

　　“是的，”他回答说，“但媒体应该说，‘这些火堆是一次性点燃的，每天只有一次’，这样人们就会有正确的印象。”

　　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一小群送葬者开始离开，他们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恐惧、沮丧、心碎、疲惫、炎热、恐怖和悲伤中忍住了。帕拉赫女士和她的看护人走了出来，叫了一辆自动人力车，回到了她曾经与父亲共同居住的房子。

　　米什拉先生告诉大家：“记得明天早上8点前来领取骨灰。”“我们需要清理一下，为明天的火化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