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电影《老鱼》的编剧、监制加演员，参与了影片拍摄的全过程，累积了太多艰辛与感触，故由心而发写下此文，回赠给所有关注“老鱼”和此片进程的朋友们。

　　剧本一出来，像不懂事的女人生了个孩子不知是丑是俊，急着抱给亲戚朋友看似的马上拿给人家看，这其中有单位的领导，有业内人士和朋友，也有能够制作电影的影视中心和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这里要特别感谢如下几个朋友。一是制作了许多影视作品的独立制片人吕子锋同志，他是第一个相中此剧并要投资制作的人，而且，他以一个制片人的角度和我谈了一些中肯的关于剧本的个人意见。可惜的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合作成。二是得感谢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制作中心的两位主任，前者为著名作家王凤麟。当我把本子呈给他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作任何考虑就说，这个题材好，本子基础也不错，我们中心做。之后，我便和他一起踏上了漫漫修改、报批之路。

　　大约一年之后，正当运作得有些眉目的时候，凤麟兄被调到北京工作，此事暂时搁浅，制作中心来了个新主任，这老兄上任后，我才知道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娄东义。于是贼心不死，又开始了剧本的运作。果然，老娄和我的意见一致，在对剧本又进行了一番新的修改之后，我们哥俩便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运作。这期间老娄主要跑国家电影局，我主要跑公安部宣传局。又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哥俩的运作都有了成效。国家电影局经过对剧本的反复提出修改意见和论证，原则上同意拍摄，但因为涉及到警察戏，需要将剧本交由国家公安部进行审读。很快，公安部的审读意见下来了，对剧本本身几乎没有更多意见，只是建议将名字改成《血火英雄》，而且公安部有关部门对此片给与了特殊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拍摄好此剧的意见和建议。从公安部相关部门领导那里我还得知，几乎与我的本子同时送审的同时，天津一位很有名气的剧作家也根据于尚清先进事迹改编出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报到了公安部。而公安部经过研究、论证，认为我的本子更适合拍摄制作，所以同意采用我的剧本。大约是2005年年初，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制作中心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同意立项和公安部同意拍摄的审读意见。这标志着这部电影迈出实质性一步。

　　就像一个工程项目经过几番运作得到了批复，下一步则开始寻找工程师了。找谁来导这个片子呢？我和老娄都开始犯难了，大导演请不起，小导演怕拍不好。这期间，我并不知道老娄都找了谁，反正我自己前后在北京和西安共找了三位。三位导演看本子后，都认为本子不错，都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我就按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不知多少遍的修改。这样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当2006年第一场春雨开始洗刷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的时候，最后一位导演的意见下来了，因为种种原因，他无力执导此剧了。接到这个意见，我表面上还得对人家表示理解，但内心里却不免忿忿然：你没有这个能力让我修改剧本干吗？你以为修改剧本是容易的事吗？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业余作者？

　　从2006春至2006年秋这段时间应该是我和老娄最低迷的时候。拍摄再度搁浅，主要因为资金不足，导演不愿意来，大腕不愿意演。曾经有那么一段，我都不愿意再提电影的事了。自己经过不知多少次修改的本子也不愿意再看一眼。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象是个规律似的，就在我和老娄都几乎对拍摄失去信心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

　　老娄到西安参加一个电影会议，天津电影制片厂的韩宏飞厂长偶然提起他们厂想拍摄根据于尚清先进事迹改编的电影一事。老娄说：“本子是谁写的？”韩厂长称是他们天津的那个剧作家写的，老娄说：“我们这儿也有个作家写了个本子，你看看如何。”韩厂长便看了我的本子，认为还是我写的这个本子适合拍摄制作。于是，天津电影制片厂加盟进来了。现在看来，天津厂还是财大气粗的，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所需的500多万元钱的事，只是提出如何保证影片质量的事。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不久，老娄告诉我，天津厂请出高群书执导。当时正值他执导的电影《东京审判》火得不行的时候，但是受过严冬的人就有理由怀疑春天是否能够来临，在了解了老高在影视界的成就后，我开始怀疑人家是否有兴趣接手这部片子。直到黑龙江的上空开始漂浮雪花的时候，老高突然来了黑龙江，进一步采访于尚清，为执导本片增加感性认识，我才意识到电影的春天就要来临了。

　　老高为拍摄的事来黑龙江齐齐哈尔了。我和老娄做陪。记得老高是夜晚后半夜飞到齐齐哈尔市的。我和老娄先行启程，赶到齐齐哈尔，晚上冒着严寒接飞机。尤其是我，还在怀疑老高的事业正在势头上，能接这么个“小活儿”吗？出于礼节，我们敬若神明似的把老高接到了齐齐哈尔。老高尽职尽责的地对于尚清同志进行了采访，做了大量的调查了解工作。我则生怕因为把事情搞砸了，跟头绊脚地忙个不停。本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把最好的房间是让给我住的，我几乎没有考虑，就把房间让给老高了。

　　老高对我表示诚心诚意的感谢，然后给我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他说：“老于的事迹我认可了。这个片子我接了。你的本子我也看了，挺好，但得改。”改本子我不怕。一个作家如果怕改稿，那你最好别当什么作家了。我问：“怎么改？”他说，“全部改。”我一听，火腾地就起来了。全部改，还叫改吗？那不叫重新写吗？我压着火继续问：“全部改怎么改？”老高显然没有看出我的情绪，不厌其烦地开始和我谈他的“修改”路数，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说真的，就老高当时说的修改路数，我完全可以理解。但要知道，我已经为这个本子跑了三年多了，不知改了多少遍了。现在老高断然就否定了，我能接受得了吗？老高兴高采烈地谈完了他的意见，我则再也忍受不住了。说：“高导，如果局部修改的话，我可以做。但现在显然不是局部修改的事儿了，等于重新写作。那么这样，我不做了，我不当这个编剧了。但是，我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而影响了电影的拍摄。编剧我不当，但绝对尽心尽力协助你在黑龙江把这个电影拍摄好。”老高听了我的话，一时愕然，可能他也没有遇到我这么“有脾气”的编剧。愕然之后，也没惯着我，说：“不行。编剧还得你当。如果你退出编剧ip全局代理软件，那么我也不导这个戏了，明天我立马走人。”谈稿进入了僵局，经老娄和天津电影制片厂的任焕起副厂长再三调解仍然没有结果，但是第二天一早，我主动投降了，“我将按照导演的意见，重新撰写这个电影剧本。”一是不能因为我个人原因把这么大的一件事给弄砸了。二也是最重要的，我感到老高谈的剧本路数的确比我以前的剧本要高。艺术是最讲理的东西，高就是高，不承认，你就永远提高不了。

　　按照老高的要求，也就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就把几乎重新撰写的本子拿了出来，后又经老高的亲笔修改，基本算是定稿了。再次送审到国家电影局，很快便又通过了审查，而且，国家电影局将其作为2007年度重点影片，要求老高给做好。但新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了，按照老高的设想，本片必须突出黑龙江冬季特色，要在雪天拍，可是，2006年黑龙江的冬天偏偏就是没有雪。老高和我们像盼儿女一样一起从入冬开始，一直等到2007年年关将近，也没有等到一场像样的雪。老高急了，问黑龙江影视中心的老娄，还能不能下雪了。老娄说：“基本没有希望了。”又问我：“我说，黑龙江的雪就像人一生喝的酒量一样，你年轻时喝的多，上了年龄肯定就喝得少。现在一冬天没有下雪，那么开春的时候肯定得下，一年的降雪量是固定的。”言外之意，应该做下雪后拍摄的准备。老高开始泄气了，跑回了北京，想等到来年冬天再拍。可是国家电影局这时给老高下了，称此片已经由年度重点影片上升为向党的十七献礼的重点影片了，无论有没有雪，七一前必须拍摄出来。老高没办法又跑回哈尔滨开始选景，一直到腊月二十九，才返回了北京。而且，只在北京呆了6天，正月初五就返回哈尔滨前期准备工作，我们自然也不能消停地在家过年了，和老高一起干了起来，一直到片子杀青。

　　这便是《老鱼》这个电影的前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在这个阶段，我自费光跑北京就不下10余次，修改剧本少说也得有个20多遍，真切体会到了什么了叫“好事多磨”了，以及一部电影诞生的艰难，现在看来，《老鱼》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至于胜利到什么程度，以后让观众和业内人士去评价，此刻我只想说的，作为一个编剧，遇上个好导演不容易。所幸的是，这次我遇到了。 文/兰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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