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删除通知”制度为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提供了一条较为便捷可行的途径，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必要的保护。

　　转载是目前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的最主要形式。新闻媒体之间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相互转载各自发布的新闻稿件，从而实现新闻信息的快速传播，同时，新闻信息侵权问题也因转载扩散的不断加速而愈加突出。

　　虽然我国已经制定出一系列规范网络侵权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但在实践中如何判断处理删除通知，尤其是如何处理不存在显著侵权情形的删除通知，仍然值得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下称《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确立了一般性的“过错责任原则”。至于对“过错”的认定，《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分别制定了“删除通知”规则和“注意义务”规则。这“是平衡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对于新闻行业而言，要求新闻媒体在转载前对所有的信息内容逐一核查并不现实。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每日新闻信息转载数量的规模庞大；另一方面，“即便真的逐字核实，也无法确保媒体的绝对安全”。

　　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避免了新闻转载业务过重的审查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被侵权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删除通知”制度则为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提供了一条较为便捷可行的途径，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必要的保护。被侵权人应当以适当的形式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仅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不采取必要措施，才可认定其具有过错。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号，以下简称《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司法解释》) 第十三条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应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11号，以下简称《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对《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被侵权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删除通知”的规定进行具体的要求。被侵权人的“删除通知”应满足如下条件：

　　首先，通知人应是被侵权人或被侵权人指定的代理人。《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司法解释》第五条中已经指定了删除通知由被侵权人发出。“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人身权利，如受害人本人不发出通知，则表示受害人默许此类行为的发生，法律没有提供进一步保护的必要。若非被侵权人的代理人，则第三人的删除通知并非被侵权人的意思表示，应当被认定为失格无效。

　　其次，删除通知应当以书面方式做出。《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对通知的书面形式进行了规定。由于口头通知不利于证据保存，容易引发事后纠纷，故对书面通知的要求是适当的。一般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对删除通知提出具体的格式要求，只要这些要求符合一般常理，不会显著增加被侵权人负担，均应予以支持。

　　第三，删除通知内容应当完整充分。《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中均要求被侵权人提供的删除通知当中应当包括通知人的基本信息、侵权信息地址、具体诉求和充分理由。发出通知是被侵权人的权利，但为了防止删除通知的滥用，被侵权人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如果被侵权人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或相关材料证明力不足，网络服务提供商当然有权拒绝进行处理。

　　“删除通知”规则是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的重要途径，但这一制度并不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必须删除。尤其是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执行更加严格的删除标准。

　　长期以来，人类通过新闻活动交换信息，以便应对外部环境的改变。可以说，“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及时准确地获取新闻信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备条件，是人的基本权利。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新闻媒体竭尽所能地提供更加丰富详实的新闻信息。任何一家新闻媒体都不愿轻易删除其发布的新闻信息。

　　事实上，有争议的新闻信息不应被允许轻易删除。从微观层面看，如果信息能够轻易删除，那么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将受到负面影响，直接动摇新闻媒体的生存基础；从长远角度看，长期动辄删除会使媒体主动避开有风险的领域，产生“寒噤效应”。这反而会导致人民对新闻媒体失去信心，间接造成谣言滋生蔓延，危害社会稳定。

　　面对“删除通知”制度，网络新闻媒体如何对删除通知中的证明材料进行判断，把握“删与不删”的尺度，从而实现“保护信息传播”与“维护传播秩序”的平衡，是实施“互联网治理”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whatsapp信息怎么恢复，网络新闻媒体应当严肃对待 “删除通知”的请求，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分析判断。如果报道的确在实质性问题上存在纰漏，那么更正报道，不仅是法律，更是新闻职业道德所要求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确认报道不存在问题，“新闻媒体也应当勇敢而机智地进行应对，不必因恐惧而屈服”。

　　在理想状况下，被侵权人能够明确指出转载新闻信息中存在显而易见的侵权，或者转载新闻单位“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存在的。此时，新闻单位应当据此相信被侵权人具有充分而正当的理由，将涉事新闻报道删除。

　　文本显著侵权。如果新闻信息当中存在侮辱谩骂、人身攻击等内容的语句，抑或是新闻中存在着凭借常识和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能力能够被判断为“值得怀疑”的内容，则应当视为“显著侵权”。此时新闻媒体仍然转载此类信息，则应视为“明知”或“应当知道”新闻信息存在侵权。

　　编辑转载侵权。部分新闻媒体在转载时会根据自身特点，以修改标题、部分删节、添加小标题、增添图片等形式，对原稿件内容进行编辑后再发布。对于此类情况，我们应当分类讨论。笔者认为，如侵权事实是转载媒体的编辑行为造成的，则转载媒体当然存在过错。如转载媒体并不“明知”或“应当知道”所转载的信息存在侵权，且转载媒体的编辑行为未产生新的侵权的，则应当视转载行为不存在过错。

　　另一种特殊情况是，部分媒体在转载时会通过筛选、整理、推荐、页面编排等所谓“议程设置”手段，刻意突出新闻信息中的特定内容，甚至制造出某种带有特殊意味的暗示。此类侵权情况较为隐蔽，我们需要根据整体语境进行具体的考察。

　　自动抓取转载侵权。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机器人自动抓取技术在新闻转载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然而，新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新的技术伦理问题。

　　此类文章的转载由计算机自动完成。虽然人工可以对计算机自动抓取转载的网站范围、关键词禁止等项目进行设定，但计算机无法对文章内容进行判读审核，极易造成侵权新闻的迅速传播。

　　新闻网站在使用抓取转载技术时，明知此类转载没有经过编辑的阅读审核、具有较大的侵权风险，在实际上是“放任”此类侵权结果的发生，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对转载侵权新闻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我国新闻媒体而言，除上文所述内容上的“显著情形”外，新闻转载来源也是判断“删除通知”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转载来源可信。当媒体转载了一家声誉良好的权威媒体的文章，既没有进行实质性改动，又未出现怀疑内容可能侵权的理由时，即便没有进行独立核实调查，转载媒体也并不存在“实际恶意”或是“罔顾事实”等过错。如果要求转载媒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或者独立承担“删除通知”的事后审查责任，是不公平的。

　　试想，要求国内新闻媒体在转载一条新华社关于非洲的报道前进行核实调查，是何等的荒谬。事实上，转载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在这种情况根本没有能力和义务进行核实调查，否则新闻媒体即便只发布本地新闻也无法确保自身的安全。

　　此类情况下，除非有可以进一步证明内容存在侵权问题的相关材料出现，转载媒体可以拒绝接受“删除通知”。

　　超范围转载。特别地，对于我国的新闻网站而言，还存在着转载来源审查的特殊情形。《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对我国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转载新闻信息的来源进行规定：转载新闻信息或者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应当转载、发送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并应当注明新闻信息来源，不得歪曲原新闻信息的内容。

　　为配合此规定的落实，《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以下简称为《名单》）已陆续分批公布。截至2015年末，名单内共有380家新闻单位。换句话说，如果转载来源超出此380家新闻单位范围，则转载网站存在过错。

　　我国新闻信息的转载来源仅限于《名单》内经过核准的新闻单位。此类新闻单位均具备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新闻信息发布前均经过了严格的审核流程。如果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转载此类媒体的稿件，一般不会出现前文所述的“显著侵权”情形。

　　在实务中，“显著侵权”情形也的确并不多见，大量“删除通知”还是集中于不存在显著侵权情形的报道纠纷之中。此类“删除通知”往往是由文章作者的篡改、编造、隐瞒、剽窃等行为引起的，也可能是滥用“删除通知”规则的恶意行为。此类情况下，通知人往往除了一份自己出具的情况说明外，无法提供更多有力的相反证明材料，而转载媒体也无法从文本中直接判断新闻是否侵权。

　　新闻单位并非执法机关，面对数量庞大的转载新闻业务，没有能力和精力逐一调查判断这些不存在显著侵权情形的“删除通知”及相关材料的证明效力。如此一来，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式的报道纠纷，便将新闻转载媒体置于危险的境地。面对这样的无奈，“源发媒体撤稿函”便成为业内“约定俗成”的证明材料。

　　第一，侵权争议稿件是源发媒体的作品。源发媒体对相关人员与事件进行过详尽的采访调查，对稿件情况最为了解，在稿件发布之前均应按规定进行多次审核。如果稿件确实存在侵权问题，源发媒体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如果稿件确实存在侵权，作为侵权信息的源头，有义务为被侵权人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最为有效的途径即为发布撤稿声明，说明稿件内容存在侵权的事实，并声明撤稿。

　　第三，我国对新闻信息转载来源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经过国家审核批准，被列入《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内的新闻单位可作为新闻转载源。虽然这并不完全免除新闻转载单位的审读义务，但《名单》内新闻单位的水准与声誉在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各新闻媒体有充分的理由对名单内媒体给予更多的信任，因此他们也应承担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责任。如稿件存在侵权，源发媒体，尤其是拥有良好信誉的权威媒体，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四，源发媒体出具的说明文件是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该文件可以极大地减轻被侵权人对转载媒体的举证难度，降低转载媒体的审核成本，提高侵权新闻的处理效率，降低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害程度。

　　综合全文所述，“删除通知”制度在为媒体提供了“过错责任”避风港的同时，也将转载稿件的事后审核责任置于转载媒体名下。然而，被赋予转载媒体的审核义务与其自身的能力并不相符，转载媒体往往无力判断转载稿件是否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