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预言的“全球风险社会”日渐成为人类发展进程的“新常态”。2020年初在五大洲肆虐的新冠疫情便是其集中体现。虽然世界各国轮番按下了暂停键，人们被迫选择“宅生活”和“云工作”，但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报道和社交网络纷扰杂乱的喧嚷则将这种体验进一步“媒介化”，在认知和情感上将全球民众深度卷入这场危机之中，营造出虚拟的“在场感”和“代入感”。这场在智媒时代暴发的“流行病”已经蔓延成为“全球瘟疫”，并与赛博空间中的“信息瘟疫”同步暴发和扩散，从而使疫情在真实的生活空间和虚拟的赛博空间同步扩散并相互交织，深刻改变了全球新闻传播的格局与生态。

　　高度的“全球化”与“媒介化”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表征，跨国界、跨地域、跨文化的危机传播及其“蝴蝶效应”愈发凸显。疫情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排斥与歧视、社会运行机制的低效甚至失灵等问题，而及时而有效的新闻发布和公共传播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此次疫情期间全球新闻传播的格局与生态所出现的新挑战以及各国在新闻报道和公共传播领域的新探索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供国内同行镜鉴。

　　新冠肺炎疫情是在传统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日益下降、社交平台和智能传播日渐普及的背景下暴发的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2月初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假新闻比病毒传播的还快还容易。我们抗击的不只是一场流行病疫情，而且要与新出现的“信息瘟疫”作斗争。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疫情暴露出了各国公共卫生和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弊端和短板，那么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瘟疫”则是近年来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显性和隐性的各类问题和危机的一次总暴发。

　　无论是与9·11事件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还是与SARS等公共卫生危机相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公众获取新闻的速度和规模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其“信息饥渴”和“媒介依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统计数据，全世界65个国家在实施封闭或隔离措施后，人均互联网使用时长平均上升了60%，电子游戏和流媒体视频所带来的流量上涨了75%。媒介调查机构尼尔森发布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美国人均看电视时长为6.3小时，上网时间为9.12小时，各类媒体平台的使用总时长达到12小时，这些数字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信息的极大丰富和快速传播并未有效缓解公众的焦虑，遑论凝聚社会共识，更有甚者，社交平台上泛滥成灾的假新闻和后真相催生了“信息瘟疫”这样的次生灾害①。

　　“抢购卫生纸”是此次疫情期间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出现的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也是“信息瘟疫”暴发的一个具体体现。市场研究机构Brandwatch与亚马逊网站在美、英、澳等国的调研显示，从2月20日到3月10日期间，社交平台上“断货”一词被提及的次数近1400万次，并呈直线上升趋势。卫生纸的特定品牌被提及的次数越多，其价格上涨也越快。其中抢购潮出现的高点与传统媒体关于“囤货”报道的峰值（3月3日-6日）、社交平台“断货”一词被提及量的峰值（3月6日-8日）呈现出耐人寻味的互动关系。虽然我们不能说媒体是引发恐慌的直接诱因，但其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

　　据皮尤（Pew）中心3月初发布的调查结果，在主要靠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用户中，仅有37%关注有关新冠疫情的报道，而在主要靠有线电视获取新闻的用户中，这个比例达到了65%。从获取新闻或信息的品质来看，受访者表示曾经通过社交平台（57%）、新闻网站或App（49%）、电视（42%）、报纸（37%）获得过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误导性信息”。从上述数据来看，传统媒体在此次疫情期间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新兴的智能媒体无论在影响力和品质上尚与传统媒体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都存在着传播“误导性信息”的问题，这是导致“信息瘟疫”产生的重要原因。

　　导致“信息瘟疫”扩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侵蚀和话语权的丧失。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主流媒体相关的报道量提升了3倍，但并未获得公众的广泛信赖。2020年3月中旬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仅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56%）认为新冠病毒是“线%的人认为，主流媒体对于新冠病毒的报道是“耸人听闻和夸大其词的”。3月底疫情已经在美国蔓延之时进行的调查发现，竟然还有43%的受访者将新冠肺炎视为“普通流感” ②。

　　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从1977年的历史最高点（72%）降至2016年的最低点（32%）。2019年的调查结果虽略有小幅回升（42%），但仍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美国公众对新闻媒体持不信任的态度。在世界最大的公关公司爱德曼2020年3月上旬进行的一项对美英韩日等10个国家公众的调查中，科学家（83%）和医生（82%）被列为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值得信赖的信源。在该调查列出的15类信源中，新闻媒体的公信力（50%）排名靠后，略高于政府官员（48%），而记者的排名垫底（42%）

　　近年来由于网络广告的迅猛增长，传统主流媒体普遍遭遇了经营困境，导致他们大幅削减了在调查性报道等性价比不高的“硬新闻”产品上的投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汉密尔顿的研究显示，新闻媒体在调查性报道上每多投入1美元， 公众便能够获得287美元的间接福利或收益③。调查性新闻的式微在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已经相当明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主流新闻媒体依然采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框架来报道中国武汉等地的疫情，却未能对本国面临的风险和隐患进行跟踪预警。等到4月上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推出《失去的一个月》等长篇调查报道时，美国已经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这与新闻媒体大幅减少深度报道的投入不无关联，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汉密尔顿教授所提出的“调查新闻经济学”理论。

　　此外，政府部门为信息公开层层设限也是调查性报道难以为继的诱因之一。在美国，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被定为“阳光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机构纷纷举办各种活动，推动信息公开。但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阳光周”成了“阴云周”。美国从联邦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纷纷设限，导致媒体和公众难以获知有关疫情的最新进展。例如，联邦调查局（FBI）等机构不仅取消了“阳光周”的相关活动，同时还以人手不够为名，暂停了公民通过网络和电邮查询相关信息和档案的服务，仅接受信函查询，这些举措与“阳光周”的宗旨和危机期间公众对权威信息的需求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在地方层面，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因“防疫”为由或援引《紧急状态法》出台了临时规定，限制记者接触有关疫情的文件、档案，因“无法保证安全”为由禁止记者采访医院、警察局等“要害部门” ④。

　　除了调查性报道的缺失，美国新闻界还面临着难以进入“一线”进行现场报道的挑战。由于缺乏主流媒体记者深入新闻现场所做的文字、图片、视频等第一手报道，公众对这场前所未见的疫情发展犹如“雾里看花”，无法对病毒所带来的风险产生感同身受的体验，因而有相当数量的公众把专家的预警和媒体的报道视为“危言耸听”便不足为奇了。

　　美国公众很难“看到”疫情，或者说记者难以进行现场报道，这与美国现行的法规和媒体工作机制也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由于美国实施了严格的病人隐私保护，自今年2月以来，一些医生和护士因发布早期预警和一线救护的图片或视频遭到院方的严格监控，有的甚至遭到解雇。另一方面，由于防护用品的缺乏，新闻媒体的管理层不愿意为记者支付高额的人身保险费用。即便获得了院方的同意，媒体高管也不批准记者进入现场进行采访或拍摄。

　　在缺乏现场报道和深度调查等“硬核”新闻的情况下，美国主流媒体以政治化和情感化的框架替代科学性和专业化的视角，转移了民众对于本土风险的关注，凸显了“灾难只会降临在别人身上”的“第三人效应”。CNN在其网站首页开设了题为《疫情之下的国家》等带有高度政治化色彩的专栏，刊载了大量大肆渲染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局势如何在疫情影响下发生变化为主题的报道。《纽约时报》在3月份头20天的头版头条新闻中，仅有七条直接以“新冠肺炎”“病毒”“瘟疫”等关键词为标题。与之类似，其他主流报纸也淡化疫情风险，将议程转移到了民生新闻，例如疫情之下的体育运动、居家活动、经济萧条等，对疫情确诊和蔓延等信息缺乏从专业性和科学性角度的深入阐释。

　　面对“信息瘟疫”的挑战，谷歌、脸书、推特等各大社交平台纷纷拨付大笔预算，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CDC）等权威机构联手强化信息治理的专项行动。作为世界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谷歌发布了专属服务（SOS Alert），向用户推送权威机构提供的信息。WHO与谷歌建立“谣言粉碎机”专页供各大平台链接，后者通过优化算法确保用户在搜索“新冠”等关键词时首先看到的是WHO、美国CDC等权威机构的网页或信息。WHO与WhatsApp达成合作协议进行专门的疫情信息推送服务，内容涵盖了各国疫情最新消息、出行建议以及谣言甄别等。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均已加入这一平台，并向WHO提供最新的信息更新，这也使得其成为目前西方国家疫情信息的最权威信源之一。为了确保全球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权威资讯，这些网页或链接均以英、汉、阿、俄等多国语言呈现。

　　美国CDC和英国国家健康署（NHS）等机构还为脸书、推特、图片墙（Instagram）、抖音海外版等平台提供人工审核的专业指导。对于“盖茨基金会资助研制新冠病毒”等散布阴谋论的深度造假视频，TikTok等网站采取了删帖和封号等严厉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该视频是在被点击了16万次后才被删除，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为避免此类案例的重现，各大平台广泛引入了信息甄别和标记机制，“蓝对勾”代表真实可靠的信息，而“小红旗”则意味着其中含有误导性信息，便于网民进行识别和判断。对于被海量转发的“病毒式迷因”，各大平台加强跟踪与核查，一旦被标识为“误导性信息”便只能浏览而无法分享。

　　红迪网和WhatsApp等社交平台还加强了对聊天群组的监控，对散布极端性言论的群组进行“隔离”，停止其更新，对散布大量误导性信息、阴谋论的群组附加“小红旗”的标识，或醒目标注“包含未经证实的、不真实的、不安全信息”的警示语。

　　2016年以来，强化对假新闻“病毒式传播”的打击力度成为欧美各国提升互联网治理水平的焦点和难点，长期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其中既有党派政治纷争造成的阻力，也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带来的争论。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为社交平台“重拳出击”治理假新闻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也为互联网巨头联合国际组织、政府部门、民间团体等多元主体共同抗击“信息瘟疫”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其中一些有效做法和有益尝试能否被“常态化”，将成为未来全球互联网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尽管传统媒体遭遇了各种问题和挑战，但公共服务型新闻（Public Service Journalism，简称PSJ）的复兴成为“至暗时刻”当中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提供免费的新闻公共品，促进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与交流，PSJ能够起到维系民主制度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通过公共传播规范社区和公民行为，使参与者能够找到适宜的社会角色。通过整合记者和公众的资源来进行参与式新闻报道，而在智能传播时代主要通过融合PGC和UGC等新闻生产模式来解决危机期间容易出现的谣言散播和情感煽动等问题⑤。

　　从新闻传播史上看，PSJ往往是在危机关头“挺身而出” ⑥，从而有效防止信息瘟疫所带来的社会动乱和治理失序。从其社会效益来看，PSJ强调公民在新闻生产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与传统的新闻生产活动不同，媒体千方百计让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从而对公共事件产生更为迅速的反应。PSJ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通过强化公众参与来凝聚社会共识，而不像市场驱动型的调查新闻仅以揭丑曝光、追责“甩锅”为目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极化与撕裂⑦。从这个意义上看，PSJ是智能传播时代的传统媒体重新赢得话语主导权的有效途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广播联盟（EBU）和西班牙的《每日新闻报》及其网站在复兴PSJ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媒体行业联盟之一，EBU现有116个会员机构，分布在五大洲的56个国家和地区，使用160多种语言向全球10亿受众提供免费的新闻资讯服务⑧。自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EBU整合了旗下3400个新闻采编部的力量，通过250个实时传输的新闻频道进行平均每天5个小时的疫情实时报道，其分发的新闻报道总量较历史平均水平提升了1倍，受众每日观看时长增长了14%。

　　为了增强公众的覆盖面和参与度，EBU还开通新闻热线，在Twitter和Whatsapp等社交平台上建立了PSJ账号，提供新闻核查、辟谣、实时发布和推送权威信息等服务，帮助医疗系统受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信息咨询，同时与网民展开实时互动。与众多市场驱动的欧美传统媒体相比，EBU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型新闻获得了信任和青睐，被公认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最可靠来源之一⑨。

　　相比于EBU这样的国际媒体，西班牙的《每日新闻报》及其网站则树立了地方媒体践行PSJ的典范。作为该国最大的新闻媒体之一，《每日新闻报》拥有近四万名数字订阅用户。疫情期间该报新闻采编部的近百名员工虽然仍坚持周一到周五的14小时工作制，但“封城”的实施无法开展线下采访。他们于是大量征集UGC作为原始素材，通过与地方政府部门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合作，经过专业编辑的核实、过滤和筛选来为当地民众提供及时的资讯服务。在疫情期间，该报网站向公众开放了付费订户的权限，所有内容均可免费浏览，并通过电话专线、电子邮件组和社交账号由记者和编辑实时与公众进行互动，将新闻“产品”转化为“公共品”。

　　该报还在疏导公众情绪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网站在显著位置设立“来点好消息”专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有说服力的事实报道疫苗研发、社群互助等“暖新闻”，同时还配发了“小区家家户户悬挂写满‘感谢’字样窗帘”“阳台音乐会”等图片和小视频。记者在报道中尽量避免使用“危机”“灾难”“瘟疫”“混乱”“噩梦”等具有煽情色彩的“大词”，转而使用“平台期”“弱转折”等语气更谨慎平和的词语来描绘当疫情形势的变化，将报道中的形容词减半，并以提示性口吻引出确诊病例上升等负面信息，从而达到降低群体恐慌的效果⑩。

　　另一方面，PSJ模式也为该报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帮助其走出疫情的阴影。由于《每日新闻报》是一家私营媒体，疫情的持续使运营成本急遽上升，只能通过临时提高年费（由60欧元提高80欧元）来维持其生存，若用户对此感到不满也可退订。令人欣慰的是，90%的用户赞同这一举措。由于该报在疫情期间建立起的品牌美誉度，仅在宣布提费的当天就收获了1000多名新订户，还有1600多名新老订户以自愿捐助的形式与该报共克时艰。

　　在运用PSJ模式在报道新冠疫情时，西方媒体并未拘泥于传统的文稿报道，而是结合社交媒体平台和新的媒体技术手段，使得新闻报道更加“受众友好”。传统的文字稿件和记叙性报道在非线性逻辑事件的报道中往往会面临词不达意或者言过其实的问题。为了使受众更直观地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在人群中的传播方式，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可视化新闻报道成为缓解“错误信息”问题的一种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全球疫情仪表盘”日点击量超过10亿次。许多网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刷盘”，充分说明可视化已经成为当下信息传播的首要形式。近年来，传统主流媒体在可视化新闻产品的研发上做出了许多探索，在此次疫情期间又有一批爆款产品问世。《华盛顿邮报》在3月14日刊发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新冠病毒感染者呈指数型增长以及如何“压平”增长曲线》的报道。创作者通过绘制模型动画的方式对新冠肺炎的传播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释，从线性传播、网络传播和干预后传播三个层面进行了建模，并用不同颜色的小球代表个体的不同状态：绿色为健康的个体、橙色为患病的个体、红色则为治愈患者，并用球与球之间的碰撞变色表示接触传染。

　　在线性传播模型中，创作者让几个小球线性碰撞，画出感染人数的变化曲线；再将动画扩展为二维空间中的自由的随机运动来表示病毒的网络传播，再画出相应的曲线；最后绘制干预元素——挡板代表“强制隔离”，静止代表“保持社交距离”——介入后的感染曲线。创作者在模型的相应位置辅以精要的文字说明，帮助受众理解模型的意涵。这则可视化报道将病毒的指数式增长，通过小球颜色的大面积变化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并通过动图赋予这些冷冰冰的统计数字极强的代入感。这一爆款获得了奥巴马等各界大V的点赞和转发，总转发次数超过13万次。

　　近年来，全球的短视频也成为新闻传播抗疫的主力军。美国洛杉矶的一对艺术家夫妇3月16日在其推特上发布了一则“火柴人视频”，成为UGC视频的爆款。火柴人象征着未感染病毒的健康个体whatsapp商业账号收费吗。第一根火柴被点燃，迅速引发连锁反应，火焰四处蔓延。直到其中一根火柴变成了小人，大步迈出了队列，这一链式传播才得以停歇。这则无需文字和旁白的短视频总时长12秒，核心信息简约而明晰，为倡导民众遵守“社交距离”和政府实施严格的“隔离”政策集聚了民意支持，首日发布就得到了8000多次点赞，并获得WHO和美国CDC等权威机构的推荐。

　　尽管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势头还在继续，但中国抗疫防疫的成功实践已经让世界各国看到了黑暗尽头的曙光。对于一直处于“安乐”中的西方媒体来说，一场考验反而为其带来了许多反思和改进的动力。新闻公共性日渐缺失的报道模式在带来一定的利益的同时，也瓦解了行业本身应具有的监督力和公信力。在面临“失信失责”的双重压力下，如何重新适应新闻专业精神“消弭”下的新闻业重构成为西方媒体新闻报道业务亟待反思的问题。面对国际新闻报道，西方媒体依然强势，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在这场疫情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对于国际社会战“疫”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而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对于新媒体、多媒体、融媒体的创新运用值得学习借鉴。作为国际传播能力较弱的一方，中国不应对于西方模式照搬照套，但仍应该多多观察西方媒体在重大危机中新闻报道的模式与特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而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新闻传播模式。可以预期的是，这场历史上罕见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或许将彻底改变人类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与其他行业一样，新闻传播业如何应对疫情所带来的挑战，将这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机化为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契机”和“转机”，将是值得学界和业界深入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