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媒体8月24日报道，社交平台“电报”（Telegram）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24日晚上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布尔歇机场被捕。杜罗夫被捕时刚乘坐私人飞机从阿塞拜疆抵达法国。法国媒体还称，警方拘捕杜罗夫原因是“电报”平台缺乏监管，导致该平台被用于洗钱、贩毒、恐怖主义等违法活动。法国巴黎检方昨日发布一则新闻公告说，杜罗夫正在接受司法侦查。据法国媒体报道，杜罗夫在法国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

　　对于杜罗夫被捕一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表示，尽管法国的行动与国家安全有关，但其对全球网络治理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一事件的发生也揭示了西方国家自我中心主义和霸权式的安全观以及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双重标准”。

　　据俄罗斯《新闻报》报道，杜罗夫1984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都曾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任教。杜罗夫是一位电脑神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赢得了各种国际编程比赛的大奖。2006年，杜罗夫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学系，主修英语语言学和翻译，同时学习编程，并创建了许多非商业互联网项目。2007年，杜罗夫和哥哥尼古拉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生论坛的基础上创建了类似美国社交平台“脸书”的网站VKontakte，一年后该平台的用户数量就超过2000万，杜罗夫担任首席执行官。2014年，他将其持有的VKontakte股份出售，并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离开俄罗斯。他曾称，担心受到俄罗斯政府的迫害，俄执法人员要求他提供有关该公司组织者的信息whatsapp为什么没有来信息提示，但他拒绝了。

　　与此同时，2013年杜罗夫启动了另一个项目——社交媒体软件“电报”，并迅速发展，2014年用户数量达到1500万，2020年为4亿，到2024年7月约为9.5亿。“电报”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

　　《新闻报》称，杜罗夫目前同时拥有俄罗斯、法国、圣基茨和尼维斯、阿联酋国籍。2024年8月，杜罗夫首次登上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以91.5亿美元的财富排名第279位（在俄罗斯人中排名第17位）。英国《卫报》称，“电报”平台估值高达300亿美元。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计，杜罗夫个人财富超过150亿美元。俄罗斯dzen.ru网称，杜罗夫的许多行为和言论引发了丑闻，他非传统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强硬的公开声明经常引发议论。今年7月，他关于捐赠精子和拥有100多名亲生子女的高调声明引起了媒体广泛讨论。

　　据悉，“电报”平台采用的是端对端的加密方式，所有聊天内容（包括附件）均不会通过“电报”服务器传输，因此不会被第三者看到。此外，它还提供“阅后即焚”的定时设置，即一定时间后，私密消息便会自动消失，私密性极佳，因此其用户遍布全球，在乌克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均受到追捧。

　　据报道，杜罗夫曾公开发表“改变俄罗斯”的主张，包括取消签证制度、取消征兵制度、取消数字信息产业领域税收等。杜罗夫还拒绝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多国官方机构提供平台数据，此次被捕也是因为拒绝与法国执法机构合作。“电报”宽松的言论监管政策引发争议。2017年4月3日，圣彼得堡地铁发生恐怖袭击爆炸事件,造成16人死亡，俄方调查认为，恐怖分子主要就是通过“电报”群组织策划的，但杜罗夫以捍卫“言论自由”为名一再拒绝俄情报部门的协助要求。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杜罗夫拒绝分享加密密钥、向俄罗斯安全部门提供用户信息，俄罗斯曾在2018年试图封禁“电报”。美国情报部门要求“电报”提供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参与者的信息，但被他拒绝。此外，德国政府也曾在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以“传播反疫苗阴谋论”为由考虑封禁该平台。

　　2023年，俄罗斯导演罗季翁·切佩利拍摄了一部有关帕维尔·杜罗夫的电影。在片中，朋友解释，杜罗夫“对隐私抱有病态的执念”，他甚至没有拍摄毕业照。杜罗夫最著名的举动——2012年从涅瓦大街辛格尔公司大楼办公室的窗户扔出了大量用面额5000卢布的钞票叠成的飞机——据认为，这一行为意在表达“金钱是肮脏的”。但是，路人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争先恐后地抢起了漫天飞舞的钞票。后来，纸飞机成了“电报”应用的标识。

　　据法国新闻报道，法国司法官员当地时间25日晚间表示，杜罗夫的拘留时间已被延长。法国法律规定，根据刑事指控的严重程度，最初的24小时拘留时间可延长至96小时。

　　据法国TF1电视台报道，杜罗夫知道自己在法国是“不受欢迎的人”，因此很少去欧洲旅行，并尽量谨慎避开监控“电报”平台的国家，但不知为何“犯了错误”在法国停留。另有观察指出，尽管欧美政府曾因社交平台内容监管问题传唤并讯问多家社交平台领导人，但很少有像杜罗夫一样的大型科技公司领导人因此而被捕。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杜罗夫当初选择离开俄罗斯是个错误，他以为离开祖国能过得很好，现在，他是时候应意识到，祖国和时代一样，都是无法选择的。梅德韦杰夫在“电报”上写道：“很久以前，我问过杜罗夫，为什么他不愿意在严重犯罪的问题上与执法机构合作？他当时回答说，‘这是我的原则立场’。但我告诉他，‘这样会在任何国家都碰到严重的问题’。”

　　“他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身处俄罗斯，于是他离开了，然后又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或居住许可。他想成为一个出色的‘世界公民’，即便没有祖国也能过着美好的生活，如拉丁谚语云：哪里过得好，哪里就是祖国。但对于所有我们现在共同面对的敌人来说，他就是俄罗斯人，因此是不可预测且危险的，他身上流着不一样的血。”“他不是马斯克，也不是扎克伯格……杜罗夫最终应当明白，祖国和时代一样，都是无法选择的……”梅德韦杰夫写道。

　　与俄罗斯执法机构关系密切的“电报”频道“Ba⁃za”报道称，杜罗夫在法国被捕后，一些“俄安全机构、俄总统府和政府的雇员，俄国防部的高级雇员，以及一些大商人”收到俄当局指示，要求其删除在“电报”上的公文往来。另有一些采访官员表示，他们没有被要求删除“电报”上的信息，但预计会在8月26—27日收到此类指示。今日俄罗斯（RT）总编辑玛格丽塔·西蒙尼扬则在“电报”中直接写道：“所有习惯使用‘电报’进行敏感对话/通信的人都应立即删除这些通信，以后也不会使用了。”

　　有俄独立媒体认为，俄可能担忧杜罗夫将加密密钥交给西方情报部门，并认为这将对俄军行动带来不利影响。塔斯社援引伊斯坦布尔埃森尤尔特大学、前总理办公室安全专家埃尔汉·贾尼科格鲁的分析称，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两军士兵积极使用“电报”作为通信和交流平台。如果西方情报部门获准访问“电报”，将获得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

　　军事专家罗布·李（RobLee）则在“X”发文称，“电报”政策的重大改变可能会对这场战争的信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电报”大约有9亿活跃用户，总部位于阿联酋经济中心迪拜，是俄语地区使用的最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此外，该平台在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越南、法国、英国等国也有大量用户。

　　俄乌冲突爆发后，“电报”还成为了俄乌双方发布最新战场信息、开展“信息战”的重要工具之一。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及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内的两国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分析人士或机构、军事博主均积极利用该平台发声，平台中有大量关于战场最新动态的文字分析或影像记录，也因此成为战争公开信息的重要来源。

　　“电报”今年2月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平台在欧洲的用户总数为4100万，但欧盟监管机构认为平台故意少报用户数量，以此避免被认定为超大型在线万以上用户），并遵守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的更严格规定。

　　俄罗斯独立媒体称，杜罗夫不愿与法国当局合作，不愿分享“电报”中信息的加密密钥。居住在迪拜的他曾得到了欧盟和美国情报机构的保护，使平台免受攻击。而他积极参与中东地区的技术转型；正在帮助开发加密货币以摆脱美元结算；开发不依赖西方软件的应用程序。这足以成为西方国家与杜罗夫“翻脸”的理由。

　　与此同时，杜罗夫手握的密钥也在俄引发担忧。俄军事志愿者罗曼·阿列欣称，杜罗夫“交出‘电报’的钥匙”只是时间问题。《共青团真理报》军事记者亚历山大·科茨则表示，自己不认为“电报”在不久的将来对普通用户而言会发生任何改变。但作为特殊军事行动地区军队之间交流信息的主要工具，“电报”现在很难说是安全的。

　　今年4月，鲜少接受采访的杜罗夫在接受前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专访时表示，自己曾因2011—2012年俄罗斯议会及总统大选后的抗议活动以及2013年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而遭到俄政府压力，遂决定离开俄罗斯，曾先后前往德国、英国、新加坡和美国，最终于2017年来到阿联酋，以避免“在地缘政治上结盟”或“在任何政治斗争中选择赢家”。对于杜罗夫被捕，卡尔森评论称：“最终，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逮捕了他，把他关起来的是一个西方国家，一个拜登政府的盟友和北约成员国。”

　　有报道称，杜罗夫还否认“电报”受俄政府控制，并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该平台给予了“过多关注”，曾试图秘密招募“电报”的一名开发人员在该平台建立“后门”。俄语版《福布斯》报道指出，“电报”、WhatsApp等平台曾在本月21日出现大规模故障，服务一度中断，大量俄罗斯用户受到影响。

　　在最新访谈中，杜罗夫声称自己的身份认同为“欧洲人”，并坚决否认“电报”散布谣言。他表示，“电报”将始终保持“中立平台”定位，绝不会成为“地缘政治玩家”。对于美国的动作，杜罗夫表示，他是从下属口中了解到有关情况的。他说，美国安全机构“给我们的关注太多了”，在美期间，曾有联邦调查局特工找上门来询问各种问题。“有天上午9时，我正在吃早饭，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我租的房子里，这真让人吃惊。”他还提到在美国旧金山街头曾遭人攻击，当时攻击者试图抢走他的手机。

　　杜罗夫之前曾表示，“电报”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政府监管，而是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巨头，因为这些巨头控制的平台决定公众能看到什么内容，而且通过平台规则管控着“电报”这样的应用，威胁其不合规就会被平台下架。他还说，选择阿联酋作为总部是因为这个国家保持中立。

　　杜罗夫被捕后，社交平台“X”所有者马斯克、美国情报部门前雇员斯诺登、曾采访杜罗夫的前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卡尔森均发声支持杜罗夫，指责法国此举有悖言论自由。在“X”上，一些网友以“Freedurov”为标签发文，另有一些网友直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社交账号下留言，要求法国政府释放杜罗夫。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表示，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空间以及相关社交媒体平台，都是跨国界的，但对网络空间以及相关社交媒体平台的管辖是主权国家分别进行的，每个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都非常明确地给出了国家安全的红线。当一件事情被认定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每个主权国家都会对威胁采取措施。

　　“法国对杜罗夫的逮捕行动给出了一个案例，表明主权国家不会允许平台上存在一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信息，它是一定会采取措施进行管控的。在管控的时候，平台所有者被认为在法律上具有配合的义务，如果不配合，就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不存在所谓‘互联网是法外之地’。”

　　但沈逸指出，欧美国家的行动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在于双标，这起事件的问题不在于维护国家安全，而是欧美是否能以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国家的安全，“比如说当其他国家基于自身认定的国家安全威胁进行管控的时候，欧美的态度是什么？”

　　“俄罗斯政府也曾向杜罗夫施压，希望他提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数据，但杜罗夫拒绝了，他离开俄罗斯去了其他国家。当时他的行为被欧美国家看作是对自由的保障、拒绝了俄罗斯对国家安全的管控，并且持续制造了一种错觉，好像这种行为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沈逸说，“但与俄罗斯的做法相比，法国这次采取的措施要激进得多。”他表示，这就构成了明显的双标，反映出西方国家自我中心主义和霸权式的安全观。这种安全观是一种单方面、自我中心设定的标准，他们为自己设定非常高的安全标准，同时却不尊重、不允许甚至阻碍其他国家正当维护自身安全的政策、战略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