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前互联网时代的跨国理论在当前人类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下有了再度审视的必要，跨国者的网络社会支持获取行为则为其提供了一种视角。本研究择取了中国留英学生这一存在着学术张力的跨文化群体，以“信息饱和”为原则招募了63名留英学生及其家长、教师、朋友等10位相关人士进行半结构访谈。研究发现了四类留学方式影响下学子获取网络社会支持的平台使用策略。研究提出“数字跨国”概念，更新了跨国理论的概念范畴，指出数字跨国场域正由传统二维实景转变为虚实结合的多元空间，并将跨国媒介实践的整体性认知发展为既有共同路线、亦有以关系为核心的异质化行动。

　　数字时代对传统的跨国理论（Transnationalism）提出了挑战。从宏观的国际政治关系领域起始，跨国理论转向关注个体意义的跨国联系至今已有30年左右，此间学者较多关注跨国者与原籍国的接触（通讯联络）、探访（回乡探亲）与汇款等议题。凡此种种的跨国联络在数字时代不断涌现出新的替代方案，如移民与原籍国家人的交往方式由以往的信件、传真、电话等传统渠道转向了实时便捷的互联网。与日俱增的数字平台不断深入跨国者的日常生活。

　　跨国理论学者发现，移民与原籍国保持联系的关键要义是获得情感和经济上的社会支持。为此，本研究选取了作为跨国群体的留英学生的网络社会支持这一议题，来回应数字时代对跨国理论构成的理论挑战。不同机构的统计数据均显示，英国是近年来中国学生心目中的首选留学目的国，是中国海归人才的最主要来源国。从英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占所有中国海归的比例最高，约21.1%，美国归来的为16.7%，澳大利亚归来的为9.9%。同时，中国多年来皆是英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既有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留学生使用社交媒体时有着不同的分配倾向，那么，跨国情境下中国留英学生如何获取网络社会支持？不同类型的留英学生的网络社会支持获取行为又有何不同？这些疑问需要在理论层面上予以分析。

　　本研究选择半结构访谈法。访谈对象的招募遵循着“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这一方法论主张研究者一边寻找对象进行访谈，一边整理访谈资料，再从既有访谈资料中确立下一步的访谈对象选择标准。具言之：（1）研究以“跨国情境下中国留英学生如何获取网络社会支持”这一问题为总体引导，将一位在英国留学多年、同样研究中国留英学生的博士生作为访谈第一人。因为他作为“关键知情人”，能够提供有关研究群体的充足信息。（2）梳理第一人的访谈资料。（3）梳理后发现，1号被访者认为，在英留学的中国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网络社会支持获取有较大差异。研究随后确立“学历”这一标准，寻找与1号被访者留学学历不同的2号被访者（本科学历）和3号被访者（硕士学历）。（4）待“学历”这一因素得到足够程度的信息后，开始以新的问题为指向寻找被访对象，以此类推。（5）对第50位被访者完成访谈工作后，研究者愈加感到整体研究发现已然出现重复迹象。至第60位被访者时，基本上没有新的观点产生。配合访谈资料的饱和度检验，至第63位被访的留英学生时，研究停止了这一对象的招募。因此，留英学生总体访谈数量为63人，用1号至63号代替，其中，男21人，女42人；20至29岁56人，30至39岁7人。多数网络社会支持研究采用的是研究对象自我报告的数据，这或许是一个问题。为从他人视角了解研究对象，研究还招募了与上述留英学生相关的人士进行访谈，包括家长、朋友及所在英国高校的教师等，共10人，用A至J代替。

　　通过访谈所得的经验性材料，研究发现，中国留英学生因留学目标差异发展出了各自有别的平台支持获取方式。下文结合既有文献的结论，以留学目标为要点，将其分为工具型、体验型、融入型和回流型四类平台策略，再逐一解析。

　　提升学历往往是工具型留学的核心要义。不少人在出国前，已确定将留学作为实用主义的功能性工具。研究将工具型留英者的总体心态归纳为“身在英伦心在华”，意即当他们身处英国境内，依然心系家国。当他们确立回国发展的目标后，使用国内外平台获取支持的图景也与之匹配，获取的信息支持多为中文，情感支持多来源于中国人。

　　工具型留英者出国前后的在线平台使用往往差异不大，他们一般认为国内平台是“很主要信息的来源，和国内接轨的一个重要渠道，不可能到国外之后就不用了”（61号）。

　　与较常使用国内平台相对的是，工具型留英学生接触国外平台频率不高，除基础的学业任务需要通过网络完成外，他们并不太需要获取其他国外信息，使用国外平台获取支持方面总体呈现为一种粗放式状态。着重体现在Email（电子邮件）、WhatsApp和学术库几类工具。校园邮箱一般被用来处理学校事务，整体使用呈现出相对被动的“看多发少”的局面，他们看邮件的频率远高于发送邮件，发送邮件多是出于联系导师和学校处理论文等必要事宜。WhatsApp多被这类学子视为和同学共同完成课业任务的工具，“课堂上有需要的话，会跟身边的同学加WhatsApp，但实际上跟他们的联系也不多”（37号），或者偶尔“跟房东沟通时会用WhatsApp”（27号）。比起与当地中国学生相处成朋友，他们与班级中外国人的关系依然止于同学，未深化至朋友关系，也不太需要外国人在学业外给予的信息和情感支持。一些留英学生获取支持的同学和房东都是中国人，用微信亦可交流，无需通过WhatsApp。这就意味着WhatsApp不一定是所有工具型留英学生的必需品。相对来说，Google Scholar（谷歌学术）和校园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是工具型留英学生较常使用的范畴，因均偏向学术库性质，二者可等同视之。总体来说，工具型留英学生使用上述国外平台主要是为了获取必要的学业信息支持。

　　概括而言，工具型留英学生获取网络支持的特点在于：通过国内平台获取支持的范围可覆盖学业、生活、工作、同伴的信息支持，鼓励、共情和安慰的情感支持以及资源和现实资源的工具支持；通过国外平台获取的支持内容则以学业信息为主，偶尔出现娱乐生活信息，情感和工具支持均处于空缺状态。另外，无论使用时长还是种类，他们在国内平台上的表现都更为丰富，呈现出广泛而精细的使用状态，相较之下，国外平台使用则是基础和粗放的。研究者将这种国内外平台的使用状态称为回望式跨国支持，意即在东道国不断地通过在线平台回望来自原籍国的支持，相较之下，东道国提供的网络社会支持显得稍逊一筹。

　　践行体验型留学方式的留英学生不完全排除将留学作为获取学位回国发展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更加想寻求意义这样的东西，算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补充”（24号）。

　　由于希望获取较之以往更为多元的来自国外的信息和情感支持，体验型留英学生原有国内平台的使用强度会相应缩减，而将其处理为与国内支持保持连接的必要工具，呈现出保留性使用的态度。

　　体验型留英学生在获取网络支持过程中，会持续使用国内平台保持与中国人的事务往来和关系连接。57号表示，无论出国前后，微信都是他在所有国内外平台中使用最多的平台，和父母、朋友等国内人交流事项多通过微信进行。同时，体验型留英学生使用国内平台获取的网络支持较出国前有所弱化，这一方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使然，因为对国外“新鲜的东西会有一定的好奇或者向往”（20号），所以会“留一些时间给外国平台”（30号）；另一方面有着客观的环境制约，部分中国平台在英国当地使用受限，例如，一些音乐软件由于版权问题无法播放国内歌曲。

　　在使用国外平台获取支持方面，体验型留英学生体现出较为鲜明的“多尝辄止”的特点。“多尝”意味着他们将国外平台视为外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进行广泛接触。某位被访者在国内时未曾用过Instagram和Twitter等国外平台，到英国留学后开始用其获取国外信息支持，她认为“这是了解当地文化和观点的一个渠道”。“辄止”意味着他们使用国外平台获取网络支持的程度不算深入，总处于走马观花的观望状态。11号和42号在Spotify、YouTube等国外音视频平台上收听播客和收看视频时，选择的是中文音频节目或带有中文字幕的外语视频，因为在“娱乐休闲的时候，还是更习惯母语环境”（11号）。由此可见，体验型留英学生网络支持的重心依然是以国内平台为主确立的原籍国联络，国内支持体现出保留状态，寻求国外支持是为了丰富自身对多元文化的认知与理解，研究者将这种情况称为观望式跨国支持，意即以原籍国支持为基点，对于国外平台支持处于观望状态和多元补充心态的平台使用方式。

　　部分中国学生想通过在英国留学进而留在英国工作。他们在留学时往往就会为融入英国社会而努力，使用平台获取国内外支持的状态随之匹配。参与研究的融入型留英学生多半与外国人确立了恋爱关系，或已与外国人结婚，总之，在当地形成了固定的社交网络。这种情况带来的另一重结果是，他们主动或被动地简化了自己与国内的关系往来，基本只与父母和部分亲友保持联系，使用中文与国内平台的机会所剩无几。

　　对比自身留学前后及其他类型留英学生的平台使用情况，可以发现，融入型留英学生在利用国内平台获取支持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简化策略。微博、B站、豆瓣、知乎等国内平台基本不在他们的自我陈述中出现。通过微信与部分亲友联络成为他们获取国内支持的基本要义，与当下生活无关的人事关系也有所疏远，如7号在微信上退出了国内的大部分群聊。他们对小红书的使用也不如工具型和体验型那般热衷。

　　国外平台成为融入型留英学生获取网络支持的主渠道。研究将融入型留英学生简化国内平台支持，转而将国外平台作为网络支持主阵地的行为称为转向式跨国支持。

　　回流型留学方式是本研究发现的特殊类型。一些学生本计划留在英国或者更习惯英国社会生活，但因家庭变故和新冠疫情等缘故需要回到国内，改变了自身使用国内外平台获取支持的方式。

　　回流型留英学生通常拥有多年留英经历，一般从初高中起便开始在英国读书，而后在英国继续完成本科或至博士的学业，毕业后改变计划或习惯要回国工作。有别于工具型留英学生将留学英国作为提升学历的工具，回流型留学者有更强烈的意愿来接触大洋彼岸学业之外的生活细节；不同于体验型留英学生将留学经历作为了解英国文化的契机，他们对英国的大事小情已十分熟悉；但他们又区别于融入型留英学生留在当地的想法，种种现实因素使其调转计划回国发展。研究将这种身在异国多年后又计划回到原籍国，时而产生漂泊不定之感的留学心态称为“我心似一片海洋”。

　　回流型留英学生由于未在国内长久生活，在使用国内平台获取支持方面有一定的生疏之感，因此需要重新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往往会以国外生活经验视角来观照和反思国内平台的种种优劣。例如，由于习惯了国外平台往往将生活和工作平台分开的设计理念，12号对微信功能的全面化表示惊叹：“咱们国家的微信肯定是最好的，啥都能干”；再如，23号深感小红书等平台提供了诸多便利，却也对其推送信息的方式表达了反思，“推送的所有东西都是冲我来的，让我的生活和想法完全沉浸于这个小圈子里，很多信息都是重复的，没有用。”这印证了学者所批判的国内商业社交媒体算法推荐的受众商品论和利益至上原则。在利用国外平台获取支持方面，回流型留英学生依然使用Email等系列工具，但已经简化了其中有关国外人士的支持，强化了来自国内人士的支持，并在使用国外平台搜索国内信息方面表现显著。研究将回流型留英学生从原籍国出发，到东道国留学，又需重新回到原籍国数字环境中获取支持的状态称为复归式跨国支持。

　　研究主要采用跨国理论，从中国留英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获取的现实情形中自下而上地提炼出一个概念“数字跨国”（Digital Transnationalism）。

　　其一，在行为主体上，传统跨国研究针对移民展开，数字跨国研究的对象则定位于跨国者。移民这一词汇在中文语境下易使人联想到更改国籍后移入他国的群体，跨国者则相对显得全面，用其涵盖留学生、旅居者等跨国行动群体符合既有研究的一般规范。

　　其二，在行为方式上，数字跨国者与传统移民的一个关键分水岭为是否使用数字平台。跨国者通过数字平台实现跨国联系的现象正在时间和空间上体现出规模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在身体跨越国界之前，留英学生已通过数字平台与留学国发生联系，如通过电子邮件询问学校报到注册事宜，通过小红书搜寻同一航班的微信群友。同时，数字跨国概念中并未使用“建立和维系”的说法，是因为经验性材料显示，一些跨国者群体主动或被动地弱化了与原籍国的联系，如有融入型留英学生在英国社会扎根后与中国人的微信联系频率大幅降低，无意于过多建构原籍国的社会关系，使用“建立和维系”可能存在着一种主动性较强的联系导向，使用“发生联系”来概括则更为全面。

　　其三，在行为范围上，传统跨国的社会空间总局限于东道国与原籍国的二维场域，数字跨国则表明以跨国者为主体、以东道国和原籍国为双中心的多元跨国场域正在形成，其行动者范围可延展至原籍国和东道国之间、之内和之外：之间联系既包括跨国者在东道国获取原籍国的帮助，如学子留英时与国内父母通过视频通话产生情感涟漪，也包括其在原籍国与东道国联系，如有学子假期回国时与导师线上交流学业，“有一次我在香格里拉，导师突然跟我说要开会，我拿起电脑就能开，感觉在线号）。之内联系既包括存在于东道国内部的跨国社会空间，如学子在英国“抱群取暖”形成的各类微信群，“不少同学都是在留学生的二手群里找租房的信息”（5号），也包括存在于原籍国内部的东道国场域，如英国驻中国的教育管理机构、各个英国高校在中国的办事处账号被封禁了怎么办whatsapp、留英学生自发形成的校友会等。之外联系指的是跨国者在数字平台上获取社会支持的对象已不止于原籍国和东道国民众，而将触角更广泛地延伸至世界各国。在本研究中可见，留英学生通过国内外互联网获取信息支持的来源地不只是中国和英国，还有不计其数的网友所处的其他国家。例如，41号去希腊旅游前，在Tinder上询问当地人的旅游推荐，收获了坐船和美食等实际建议。

　　其四，在行为内容上，数字跨国将传统跨国所指的多重社会联系具化至信息、情感和工具往来。跨国理论在移民领域提出之时，其研究对象的行为内容被定义为“建立和维系多重社会联系”。随着理论的不断演进，后人将这多重的社会联系总结出接触（通讯联络）、探访（回乡探亲）与汇款三大主题，透过留英学生的实际案例，结合跨国群体的一般特征，这一跨国内容在数字平台语境下可被概括为信息、情感和工具往来。

　　纵观整体研究，本文提出了“数字跨国”概念，以期助力学界对跨国理论和现象产生细致和多样化的理解，此间主要提出了一组主要的核心概念：回望式跨国支持、观望式跨国支持、转向式跨国支持、复归式跨国支持，分别对应着工具型、体验型、融入型、回流型四类留学方式的网络社会支持获取路线。另外，本文还深化了一些有关留学生学术成果的观点。例如，既有文献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不爱主动向外界寻求社会支持，这一结论需要细化审视。经验性材料显示，或有留英学生对面对面寻求外国人支持感到难以启齿，但因互联网的匿名和便捷等特征，他们已然普遍通过在线方式获取着外界社会支持。再如，相较中国留美学生“使用族裔媒介频率明显高于本地媒介”的判断，研究意识到中国留英学生并非同质性的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各自分化的使用策略。践行工具型留学方式时，学子使用国外数字平台的频率或许低于国内，但采用融入型留学方式者的表现实则反之。又如，相较于将工具型、体验型、融入型的特点直接对应至某一留学生的思路，本研究观点有所不同：一是发现了“回流型”这类新的留学方式，其表现特点并不同于上述三种；二是认为很难直接将某一留学生定义为某一种留学方式，同一个人可能在留学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留学目标，学者需认识到留学生的社会认同变化等会导致其留学目标的流动。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8期，原文约14500字，题目为《数字跨国：中国留英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获取行为研究》。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课题“新形势下海外留学生政治认同研究”2025GXSZ005YB的研究成果。）

　　张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