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外网3月18日报道，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17日说，截至当天18时，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31506例，累计死亡病例升至2503例，另有2941人治愈。

　　本文系塞维基尼尼3月1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本文除对意大利疫情动态数据有删节外，其余均据原文译出。

　　将一个通畅、自由的社会封闭，简直不可思议，简直是一个烧脑的游戏。但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生活即刻发生巨变。现在它就发生在了我和所有意大利人身上。起初是在北部，也就是我住的地方，而现在则是全国。一切都停了，学校、会议、派对、电影、戏剧、运动。没有酒吧，没有餐厅。除了食品店、药店，什么商店都关了。

　　Crema（克丽玛），典型的意大利社区，富有，充满自豪感，人人相互熟识。许多书都写过这个地方，电影《请用你的名字呼唤我》正是以这里为背景。从我的窗户远眺，城市主广场——大教堂广场尽收眼底。

　　我写作的这个当口，是上午十点，广场一片空寂——一种诡异的宁静。正常情况下，这时候广场上尽是学生、购物者、农夫，三三两两结伴前往咖啡厅去喝他们早上必喝的那杯卡布其诺。我的窗下，总会有不再上班的退休者聚在一起晒晒早间的太阳。今天阳光在大教堂的砖墙上跳跃whatsapp群聊怎么添加好友，但它却显得毫无生气，只有一个骑车人蹬车穿过特拉佐门——显然是个女子，尽管因为戴了口罩也说不定是不是。空寂中，教堂钟声听起来都有些异样。

　　人们一旦碰上面，都给彼此留出下宽阔的距离。这太不意大利了。正常情况下，人们会冲向对方，热情打招呼，握手、亲吻、拥抱。意大利就是这么个偏爱肢体接触的社会。我们倾向于信任我们的感官和直觉，而不是大道理，那是德国人的商标。对我们来说，生活就是食物、酒、音乐、艺术、设计、景观，还有乡村的味道、家庭的暖意、友人的拥抱。这动用了我们的嘴、鼻子、耳朵、眼睛，还有我们的手。

　　克丽玛距离最初实行封锁的科多尼奥和阿达堡镇只有24公里，我们的医院已经住满了新冠病人。我认识好几个在那儿工作的人，有医生、护士，还有管理人员。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但绝不放弃。伦巴第的公共健康服务，在意大利算最好的了，而意大利在欧洲也被普遍认为是最好的。但还是艰难。截至星期三（3月11日，译者注），克丽玛共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1个，在周边更大范围的名为克雷马斯科的大区域，是263个。星期二（3月10日，译者注）那天，３个年轻人发起了一次募款，用以支持我们的当地医院，一天当中就募集到了８万欧元。我在医院的一个熟人发短信跟我说：“如果医院人员的防护设备缺货，你拿这些钱有什么用呢？”

　　你可能会觉得我们的收件箱里会收到大量电子邮件，因为现在人们都居家，手里有大量时间。其实不然。大部分邮件只是在活动取消、服务中断的通知。甚至是疫情开始时智能手机里收到的大量WhatsApp信息，各种新闻和笑话之类，现在也绝迹了。相比之下，脸书的贴子，倒没有。大家通过发贴与外部世界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就像把话放进了一个电子漂流瓶。我在《意大利晚邮报》的同事、我的合作作者爱琳·索维，这么写道：“最不恐慌的人，竟是像我这样动不动就恐慌的人，我那些号称镇定的朋友们每天要给我打10次电话，问我焦虑不焦虑，但他们的声音比平常高了一个八度。”

　　午饭过后，我和妻子奥坦西娅带着我家狗子莫塔出去走了一圈儿。我们是可以出去的。政府发来的详细指南有一大串儿FAQ（经常问到的问题），其中涉及乡村散步的要求是不得集体出行，人与人的距离必须保持一米以上。那么其他普遍性的问题呢？“我可以去上班吗？”（答案：可以，但你必须证明你确实是去上班。）“我可以去市区看朋友吗？”（答案：不可以。）“我可以去度假吗？”（答案：别想了。）

　　散步走起，阳光温煦。田垄平坦，浅沟环绕，远处是贝加莫周围的雪山。天空一片瓦蓝。莫塔，我们的黑色拉布拉多，全然无视疫情，自顾自地欢快着。即将到来的意大利春天气息让他兴奋。步道上，平常一般都只有当地农家人，我们今天碰上了几个跑步的。大部分都只是挥手打招呼，没有人停下来。

　　我们的儿子安东尼奥，27岁了，在塞里奥河形成的小湖边开了一家餐厅。他雇了6个人，都是他这个岁数的。他们一开始是想维持营业的，但这个月初（３月初，译者注）新规强制要求所有餐厅都得在下午６点打烊，即使是像安东尼奥这种开在乡间的餐厅也必须执行。尽管调料能买到，也给送，但开着店只做中午档，就没什么意义。意大利旅游行业的一些大雇主给员工开了有薪或无薪假期。安东尼奥决定在餐厅歇业的日子里，给雇员们付工资。但是他能撑多久呢？

　　沿着半废弃的街道，我们回到了家。我打开了电视。意甲，推迟了，没有比赛。看昨晚NBA或者上周末的英超比赛回放，观众席里满满的观众，又觉得很怪异。我于是步行去了我的个人办公室，写完了给《意大利晚邮报》的专栏文章。明天我要去报社。米兰在48公里外。我要带上我的记者证，还要填好表，说明我外出是为了工作，以防警察拦下我。我听说，报社的工作状态也变了。那些能够在家办公的，被鼓励继续；行政人员已经降到了最低人数。绝大部分公司也都是这样。在意大利，我们用的词汇是“smartworking”，即智慧上班，隐含的意思就是去办公室上班是不智慧的。我们感觉自己像是火焰中的消防员，但至少我们有事可做。

　　时近傍晚，我离开克丽玛的办公室往家赶。天色渐晚，广场还是空空荡荡。我顺着大教堂外围走。它是罗马风哥特式建筑的一颗明珠。在12世纪，经过一段漫长的围攻，它被复仇的德国皇帝一把火烧成灰烬。是Cremaschi，即克丽玛的人民，重建了它。我试了试侧门，它居然没锁。教堂里十分昏暗。在附属礼拜堂，有一个13世纪雕刻的木质十字架。在1630-1631年的瘟疫时，镇民们曾经在这里祷告祈求帮助。这个在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里是有过描述的。后来在1747年也曾情景再现过。现在，一位女子就坐在前排。她听出我进来了，但她没有回头。

　　我离开了教堂。忽然，外面传来音量很大的音乐。终于有点儿声音了！不过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是我们镇上的一个疯子，几天了，一直在主街上来回骑脚踏车，车后边绑了个巨大的音响。几个月前，不知是谁偷了他的音响，后来我们克丽玛的人凑钱给他买了个新的、更响的。他显然喜欢那些老歌。今天他放的是昂贝托·托奇的《我爱你》。挺荒唐的，但这是一种美好的荒唐。毕竟，在意大利，生活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