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拜从事着灰色金融工作、每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的缅甸朋友艾米经常回忆起几年前在仰光的美好生活。

　　那时，她赶上了昂山素季执政时期国家对外开放的好时机，凭借流利的英语从一家月薪只有2500元人民币的当地公司跳槽，成功应聘一家第一批进入缅甸的外企，同样的工作拿到了月薪7000人民币，而她在仰光市中心租下设施齐全的小型单身公寓，月租只有1500元人民币。

　　一切终止于2021年2月1日，在民主选举选出的新政府和议员就职前一天，缅甸军方扣押昂山素季并接管了政府，不仅昂山素季由国家领袖沦为阶下囚，缅甸年轻一代的未来也随之灰飞烟去。

　　自2016年昂山素季接任缅甸外交部、总统府事务部部长以来，缅甸经济尽管在宏观数据上并不亮眼——缅币兑美元一度贬值16%，世界银行2019年12月报告指缅甸消费疲软投资放缓——但改革带来了海外资本的注入，为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截至2019年初，缅甸发展最快的服装制造业，为缅甸创造了200,000个就业岗位。为吸引更多的海外资本，昂山素季政府还在进行商贸法改革，拟将外资持有股份上限扩大到35%。

　　外资进入的受惠者不仅仅是艾米这样的知识精英，而且包括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海外资本，包括制造业、餐饮酒店的进入，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路由国外代理IP，薪水也水涨船高。据了解，军事政变前，缅甸外资餐馆服务员的月薪在1200人民币左右，做到领班薪水翻倍，而以往缅甸这类低端工作的基本工资是600人民币左右。

　　军事政变结束了这一切。最直接的结果是外资撤离，工作机会骤减。内部环境则更加糟糕，军事政变带来的社会失序，失业等问题，让全国范围内治安问题恶化。比如，还处于萌芽期下的缅甸互联网金融业下的快递和电商，大部分只支持货到付款，结果快递员在后政变时期萧条经济下成了被偷盗，甚至抢劫的高危群体。

　　在军事政变前，已经有一些缅甸人去泰国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文化相通距离相近，沟通和往来的成本都很低。教育程度差的去当保姆或工厂流水线工人，教育程度高的可以做文职或IT，比如艾米的朋友就曾在Tiktok设在泰国的缅语内容运营部门做审核工作。然而政变发生时正是全球疫情的高峰期，很多国家都采取封国等限制入境政策，只有阿联酋因为迪拜世博会即将召开，对外国游客敞开了国门。

　　此外，与新加坡等对海外高端人才的需求不同，阿联酋一直是低端劳动力的输入大国。打工者不需要太多教育和专业工作背景，就能在迪拜找到一份低端工作。这对很多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却又希望逃离国内、改变人生轨迹的缅甸年轻人来说颇有吸引力。

　　于是，在政变后的第一个夏天，包括艾米在内的很多缅甸年轻人来到机场，准备前往迪拜，打开人生新的大门。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坐飞机，甚至不知道怎样连机场wifi，也从没听过“值机”二字。

　　迪拜看似土豪云集、遍地黄金，外来打工者立足立业却并非易事。很多之前没有任何海外经验的缅甸年轻人，轻信中介对迪拜纸醉金迷的描绘，通过中介来到迪拜，到了才发现被骗，难以脱身。早前，8名缅甸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求助视频，在视频中声称，她们以为是来迪拜做帮佣，但到了迪拜便被中介控制下来，还要将他们转移到伊拉克。要么赔款换自由，要么去伊拉克，二选一。

　　而即使没有被骗，身处迪拜的缅甸打工人也面临着多个层面的竞争。对于缅甸淘金者中的低端人群而言，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后者更能吃苦听话，因而也就更受雇主青睐。而像艾米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缅甸年轻人，他们最大的对手是把英文当做母语的菲律宾人。现实的种种困境，让专坑外国人的博彩、诈骗等金融灰色产业成为了很多缅甸年轻人在迪拜工作的第一站。这些工作对英语的要求不高，强度上也比印巴人的体力劳动轻松一些，而薪水比菲律宾人干的文职工作翻倍甚至更多，仿佛是上天给逃离军政府的缅甸年轻人打开的一扇窗。

　　然而，金融灰产对缅甸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缅甸人大多数是虔诚的佛教徒，从事灰色产业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和宗教压力，所以一旦能在迪拜立足，80%从事灰产的缅甸年轻人会继续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比如餐馆或酒店的服务员，从头做起。

　　艾米算是个例外。她第一份工作不出意外是一家“专坑外国人”的博彩公司。不料抵达迪拜第一天就感染了新冠，公司倒是十分“仗义”，承担了两周四星隔离酒店的费用。几个月后公司倒闭，艾米试图找一份正式工作，但发现收入微薄，于是她用自己还过得去的英文，来到另一家面向非洲的灰色金融产业公司工作，因为与客户时差关系需要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但收入却十分可观，月薪3000美金，年底还有13薪。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缅甸有10%的人口在海外务工，按照5500万的总人口来计算，约有550万海外工作的缅甸人。而2018年，军事政变前，这个数字是不到300万。

　　面对年轻劳动力的不断外流，缅甸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阻断年轻人出国务工的路径。去年九月，缅甸劳工部出台新规定，只有持有劳工部颁发的海外劳工证件才能赴国外工作，而要取得海外劳工证件，申请者必须在已有雇主的情况下，与某家正规国外就业服务所联系办理。这让到当地寻找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变为零。据仍在缅甸尝试申请护照的人透露，预约申请已经排到了8个月后。

　　海外缅甸年轻人更新护照也困难重重。早在去年年初，在海外更换护照就被追加了限制——必须持有海外工作签证，然而在迪拜打工的缅甸人很多人持的是旅游签。即便在海外更新护照成功，回缅甸又有了麻烦，因为用工作签证去更新护照，新护照类型就会从原来的访问旅行（Visiting）护照变成工作护照。按照规定，持有工作护照在海外工作的缅甸人需要向军政府缴纳海外人才税。而即使持有有效海外工作签证，回国后再出国也要申请海外人才证件。种种不确定性，让海外的缅甸年轻人在大流散两年后，有国回不去。

　　在迪拜打工的印度、巴基斯坦年轻人每月把一半的薪水寄回家，补贴家用、给家里盖房子，缅甸年轻人也把一半的薪水存下来寄回缅甸，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将钱寄回家，而是寄给流散在海外、由原民盟党和少数民族党派一起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这些身在其他国家的缅甸年轻人，希望通过个人的微薄资助，能够帮助新政府运用各种措施取代策划政变的军政府，艾米也是汇款人之一。

　　这个资助项目如今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年轻人不需要再投入金钱，只需要投入时间观看广告，广告主会按照用户的观看点击量付费给新政府。这些年轻人相信，个人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的贡献，都能够帮助缅甸摆脱现在的局面。因为历史上，他们成功过，这次也一样。

　　艾米现在虽然收入颇丰，但依然没有办法填平心理落差：“在昂山时代的缅甸，虽然收入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但工作的同事都是正经人，工作内容也跟自己的专业对口，而现在身边却充斥着三教九流，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情”。她现在省吃俭用，把那份灰色工作带来的收入积攒起来，以期能够有足够的学费去欧洲高校留学拿硕士文凭，这样再去国外应聘时，能够找到一份正经体面的工作。

　　当初选择流浪中东，对很多缅甸年轻人来说是无奈之举，但现在，即使面对工作和社会地位的降级，他们依旧庆幸当初出来了。他们像全世界的年轻人一样，觉得可以为这个逐渐脱离正轨的世界做点什么。就是不知道，在一切向“钱”看齐的人造城市迪拜生活多年后，他们是否还想回到那个现在回不去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