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4日午夜前三分钟，安德烈-阿维里亚诺夫的手机开始响起。尽管时间已晚，但电线号秘密行动组的指挥官阿维里亚诺夫少将仍在位于莫斯科霍罗舍夫斯科路76号的俄罗斯军事情报局总部的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Bellingcat及其俄罗斯调查伙伴The Insider公布了对 罗斯兰-博希罗夫 和 亚历山大-彼得罗夫 的掩护身份的调查，这两名卧底GRU间谍涉嫌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发生的诺维乔克中毒事件。这项调查揭开了GRU传统技术中的一个明显漏洞：近十年来，俄罗斯的军事情报机构为他们的间谍提供了连续编号的护照，使那些获得通常泄露到俄罗斯黑市的数据的调查记者能够通过简单地追踪这批号码来发现其他间谍。在Bellingcat当天发表文章后的几个小时里，阿维里亚诺夫接到了他的顶头上司--GRU的负责人伊戈尔-科斯特尤科夫的几个电话。同样，阿维里亚诺夫本人也联系了许多持此类护照旅行的下属--包括参与2016年黑*山政/变失败的那两名间谍。这名午夜来电者是GRU第五部门的负责人，第五部门即所谓的非法计划--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以虚假身份在世界各地安插军事间谍。两名GRU官员只谈了两分多钟。2019年在调查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安德烈-阿维里亚诺夫少将的通话记录元数据。这些记录的时间跨度从2017年年中到2019年年底，揭示了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运行的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通话数据包含位置、时间和呼叫方数据，但没有通信内容。第二天，也就是 2018 年 9 月 15 日，一位名字听起来很长，听起来很拉丁的女人买了一张从意大利那不勒斯到莫斯科的单程票。大约十年来，这个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秘鲁出生的社交名媛带着自己的珠宝系列周游世界。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她降落在莫斯科，从那以后就没有离开俄罗斯了。她乘坐的护照是 Bellingcat 前一天公布的号码范围之一——事实上，她的护照与六个月前 博希罗夫和彼得罗夫的 GRU 老板飞往英国的护照只相差一个数字。

　　她护照上的名字是玛丽亚-阿德拉-库费尔特-里维拉，正如Bellingcat及其调查伙伴所发现的，她是GRU的一名非法分子，北约驻那不勒斯办事处的朋友多年来一直认为她是一名成功的珠宝设计师，有着丰富多彩的背景和混乱的个人生活。

　　这项由Bellingcat、Der Spie*gel、The Insider和La Repubblica联合进行的调查历时10个月。它基于公开来源的数据、可公开获取的档案、秘鲁的信息自由法案数据、泄露的俄罗斯数据库以及对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俄罗斯间谍结识的人的采访。尽管大多数人最初害怕公开谈论一个他们现在了解的GRU间谍的人，但他们还是同意透露姓名。然而，由于这些担忧，一些人只是在匿名的情况下发言。

　　2005年8月8日，秘鲁利马独*立区民事登记处收到一份申请，要求将一名新的秘鲁公民登记到该国的国家公民数据库。这位准公民说她的名字是玛丽亚-阿德拉-库费尔特-里维拉，她的律师提交了一份来自海边城市卡亚俄民事登记处的出生证明。该出生证明的日期是1978年9月1日，在秘鲁当年的出生记录上有1109的顺序号。根据 Bellingcat 审查的秘鲁民事登记处的一封信，处理此案的民事官员搁置了申请，并要求提供更多证据来证明玛丽亚·阿德拉的实际出生。2005年8月19日，玛丽亚-阿德拉 的律师提交了一份额外的文件：卡亚俄的基督解放教区的洗礼证书。根据教会文件，婴儿玛丽亚-阿德拉于1978年9月1日出生，并在两周后，即1978年9月14日受洗。利马民政官员不相信，并向基督解放教区的教区牧师何塞·恩里克·埃雷拉·基罗加。对这位等待中的公民来说，不幸的是，这位牧师甚至不需要查看教堂记录就能报告该文件是假的。他有幸成为该教堂的创始人和首任牧师，该教堂成立于1987年，这是在玛丽亚-阿德拉所谓的洗礼发生的9年后。督解放教区的网站详细介绍了它的成立日期，当Bellingcat联系该教区时，该教区的一名代表证实了这一点。

　　2006 年 12 月 22 日，秘鲁司法部在提交给秘鲁国会的年度预算报告中报告说，其移民和归化办公室在 2005 年发现了三份欺诈性公民申请，其中之一是“玛丽亚·阿德拉”的申请。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此人的身份不明，并将此案作为危害公共安全和信仰的罪行提交给国家检察官。

　　尽管玛丽亚-阿德拉的秘鲁公民身份已经胎死腹中，但她的GRU指挥官--可能不知道秘鲁政府会将这一错误的开始公之于众--决定坚持为他们的间谍使用这一身份。他们坚持的原因尚不清楚。

　　不管是什么，玛丽亚-阿德拉 在2006年获得了她的第一本俄罗斯护照，使用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完全相同。根据为她创建的掩护身份，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担任 主要专家，根据登记数据库，她早在2010年就住在莫斯科的一个地址。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值得注意的是，发给 玛丽亚-阿德拉 的俄罗斯国内护照属于GRU为其他至少六名GRU间谍签发的国内护照范围，包括一名在保加利亚武器制造商埃米利安-格布雷夫中毒案中被起诉的官员，以及另一名参与谢尔盖-斯克里帕尔中毒案的官员。根据护照号码的接近程度和其他护照的已知签发日期，我们可以估计，玛丽亚-阿德拉 是在2006年11月或12月收到她的俄罗斯身份证件的--就在秘鲁司法部将公开烧毁她的身份之前，尽管是在一个很少有人访问的网站上。

　　谢尔盖-帕夫洛夫（Sergey Pavlov），真名谢尔盖-柳腾科（Sergey Lyutenko）（上）和 亚历山大-达尼林（Alexander Danilin），真名亚历山大-科瓦丘克（Alexander Kovalchuk）（左），这些已知的GRU官员的护照与 玛丽亚-阿德拉（右）的护照只有最后三位数字不同，如上述图片所示。

　　根据对 玛丽亚-阿德拉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结识的四个人的采访，她告诉她遇到的人关于她的名字和出身的以下背景故事：她是一个德国父亲和秘鲁母亲的爱情结晶，出生在秘鲁的卡亚俄。1980年，她的单身母亲带着小 玛丽亚-阿德拉 前往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她的母亲收到了来自秘鲁的紧急信息，要求她紧急回国--并将小 玛丽亚-阿德拉 交给了她显然已经结识的一个苏*联家庭照顾。她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而“玛丽亚·阿德拉”在俄罗斯长大，与养母和父亲的关系都不好，她告诉人们，父亲在她童年的时候虐待过她。后者，她告诉她结交的人，是她不想住在俄罗斯或嫁给俄罗斯男人的原因，并解释了她想在西欧生活和建立家庭的愿望。

　　由于现有旅行数据库的片面性，Bellingcat无法发现 玛丽亚-阿德拉 在2011年10月之前的旅行数据。然而，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帖子显示，她在其他人的照片中出现过，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她在马耳他和罗马。马塞尔-达吉-史密斯（Marcelle DArgy Smith）是英国版《Cosmopolitan》杂志的前编辑，她与 玛丽亚-阿德拉 成为亲密的朋友，她于2010年夏天在马耳他喝酒时认识了她。玛丽亚-阿德拉 与她当时的男友住在马耳他，但在某个时候搬到了罗马附近的奥斯蒂亚，参加宝石学课程。达吉-史密斯女士说，由于她的德国父亲，玛丽亚极力想获得德国护照，但在 玛丽亚-阿德拉 突然失去兴趣后，这个过程陷入了僵局。

　　Bellingcat 发现的 玛丽亚-阿德拉 最早的国际旅行记录是在2011年10月10日，当时她乘坐了许多次为期两天半的火车从莫斯科经白俄罗斯到巴黎的第一班。她在这次旅行和接下来的几年中所使用的护照是2011年8月签发的，号码为643258050--与GRU黑色行动小组29155的高级官员之一 谢尔盖-费多托夫 的号码只有几个数字之差。

　　据马塞尔-达吉-史密斯称，玛丽亚-阿德拉 最初在罗马的一所大学学习宝石学，并于2011年2月在学校组织的旅行中前往英国参观各种时尚设计公司。2011年10月，玛丽亚-阿德拉 搬到巴黎，攻读MBA。La Repubblica获得的意大利移民数据和我们团队的审查证实了马塞尔-达吉-史密斯女士的回忆，并显示 玛丽亚-阿德拉 最初以法国短期签证旅行，最终于2011年9月获得学生签证。搬到巴黎后不久，她在法国以 Serein 品牌注册了自己的珠宝商标。这可能是 GRU 长期计划的种子阶段，将他们的非法间谍部署为自给自足的女商人和社交名流。在随后的几年里，当她试图接触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北约盟军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最高层时，它提供了掩护。

　　2012年7月，“玛丽亚·阿德拉”嫁给了一个她告诉朋友是意大利人的男人，她的三个熟人告诉我们的记者。实际上，除了意大利护照外，她的丈夫还拥有厄瓜多尔和俄罗斯公民身份，并且出生在莫斯科，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厄瓜多尔人。

　　泄露的俄罗斯旅行和移民数据以及来自丈夫社交媒体页面的开源数据显示，2012年4月，就在他们结婚之前，他从俄罗斯驻厄瓜多尔大使馆获得了一本俄罗斯护照。在意大利罗马登记结婚后，他.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于2012年9月获得了一个俄罗斯税务识别号码。一年后，他再次前往莫斯科，与 玛丽亚-阿德拉 分开。他于2013年7月13日在莫斯科死亡，年仅30岁，死亡证书上记录的死因是 双肺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过境数据显示，玛丽亚-阿德拉 在她的新丈夫去世时并不在俄罗斯，而是在一个月后，即2013年8月15日才抵达莫斯科。鉴于 玛丽亚-阿德拉 的间谍身份，这位丈夫的一位密友同意在匿名的情况下与内幕交谈，因为他担心讨论这个话题时自己的安全问题，当得知他瞒着朋友结婚时，密友很惊讶，并猜测他可能为了帮助别人获得欧洲护照而同意结婚。这位朋友还告诉内幕，在他猝死前不到两个月，他被诊断出患有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结缔组织疾病，根据医学文献，这种疾病在年轻男性中很罕见]。

　　结婚后，2013年初，玛丽亚-阿德拉 在意大利注册了自己的公司--Serein SRL，其公司目标被列为珠宝和奢侈品的生产和贸易。从那不勒斯警方签发并由La Repubblica获得的居住证可以看出，不晚于2015年10月，她已经搬到了沿海城市优雅的波西利波区，可以看到那不勒斯湾。

　　正是在那不勒斯，玛丽亚-阿德拉 作为俄罗斯非法间谍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成为了当地社交舞台上的一个固定角色。她开了一家珠宝和奢侈品专卖店，后来把它变成了当地上流社会经常光顾的时尚俱乐部，并最终成为一个慈善组织的秘书，北约驻那不勒斯指挥中心的成员也参加了该组织。玛丽亚-阿德拉（Maria Adela）的精品店销售她声称自己设计的Serein系列的品牌珠宝。她的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网页将Serein珠宝描述为 为永不过分的优雅女性而创造。事实上，反向图像搜索显示，在 玛丽亚-阿德拉 精品店出售的、在网站上被吹嘘为 那不勒斯制造 的五颜六色的自我品牌珠宝似乎是从*佬*秦在线批发商处购买的廉价珠宝。

　　这并不妨碍 玛丽亚-阿德拉 在那不勒斯社会中成为一名时尚的珠宝设计师和社会名流--据朋友们说，她在社会上的名字是阿德拉-塞雷恩，她和她的画廊被当地媒体报道，比如这个宣传视频称赞了 塞雷恩概念画廊 的推出。当地报纸当时的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当地议员、企业家和名人的出席情况。

　　然而，玛丽亚-阿德拉 的社会影响力并不局限于那不勒斯的人群中。在2015年的某个时候，玛丽亚-阿德拉 成为当地慈善组织--那不勒斯蒙特诺沃狮子会的秘书，也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这不仅仅是狮子会的一个普通分支，狮子会是一个横跨全球的组织，旨在改善其运作的社区并推动公民社会。它最初是由一名驻那不勒斯的北约军官建立的。据2015年担任该狮子会分会财务主管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军官Thorsten S中尉称，该分会的会员人数在前几年有所减少，那不勒斯最大的狮子会的一名主管推荐 玛丽亚-阿德拉 作为一种通过增加充满活力的国际联系来振兴会员的方式。这位中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按照联邦国防军工作人员对媒体讲话的要求，他只使用自己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他记得，玛丽亚-阿德拉 非常积极地试图重振俱乐部的活动，参加了所有的活动，并在2018年的一个时刻--由于会员人数减少，俱乐部关闭的前景重新出现--甚至自愿支付每个人的会员费。Thorsten S中校说，他从不理解她这样做的动机。

　　调查组采访的“玛丽亚·阿德拉”的三位北约关系熟人表示，她在狮子会的工作中，与许多北约工作人员进行了互动，结识了一些北约官员，并与他们进行了频繁的社交互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约雇员承认与玛丽亚·阿德拉有过短暂的浪漫关系。她的爱情生活也是“玛丽亚·阿德拉”与朋友们讨论的话题。在 马赛尔·达吉·史密斯与 Bellingcat 分享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玛利亚 阿德拉”写道，她在那不勒斯遇到的一名美国海军雇员是一名摄影师，对她“有点迷恋”。

　　但是，她所建立的关系并非都是浪漫性质的，远非如此。其中一个被认为与 玛丽亚-阿德拉 友好的人是时任美国驻欧洲和非洲海军监察长的谢丽亚-布莱恩特上校。布莱恩特女士于2018年5月离开那不勒斯，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她说她发现 玛丽亚-阿德拉 的背景故事令人困惑，无法令人信服（为什么有人会把孩子遗弃在苏*联？），而且她的持续收入来源难以解释（她开了一家商店，经常在城里的富人区搬公寓，没有可信的收入来源）。布赖恩特女士说，她和她的丈夫把与 玛丽亚-阿德拉 的交流限制在社会交往中，试图帮助她解决似乎是与男人的情感问题。马塞尔-达吉-史密斯和 玛丽亚-阿德拉 的另一位熟人也赞同这种看法，他在匿名的情况下与Bellingcat交谈。布莱恩特女士说，他们没有与 玛丽亚-阿德拉 讨论政治问题，她自己在需要了解的基础上有限地接触了高度机密的军事信息。在她的回忆中，玛丽亚-阿德拉 不仅与美国人，而且与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的北约工作人员和官员进行社交互动。布莱恩特女士说，她和她的丈夫是由驻扎在那不勒斯的一位美国政府承包商的妻子介绍给 玛丽亚-阿德拉 的。记者多次试图联系这位女士，但她在被Bellingcat的调查员通过脸*书联系后屏蔽了我们，并拒绝了Der Spi*egel 记者的电话。另一个被Thorsten S中校描述为与 玛丽亚-阿德拉 关系密切的人--在他们于2018年闹翻之前--是那不勒斯北约指挥中心的一名数据系统管理员。这个人--已经不在北约工作了--最初同意与Der Spi*egel交谈。然而，一旦他们发现了调查的主题，他们就不再回应Der Spi*egel或Bellingcat的电话或信息。

　　虽然 玛丽亚-阿德拉 肯定与那不勒斯的许多北约和美国海军军官有直接的个人接触--并访问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家--但不清楚她是否曾实际进入北约基地。根据各种数字碎片信息和熟人的回忆，她确实参加了许多由北约或美国军方组织的活动--包括北约年度舞会、各种筹款晚宴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年度舞会。她还邀请北约的熟人到她的商店，至少有一个人记得曾在她的商店买过东西

　　达吉·史密斯女士的回忆和 玛丽亚·阿德拉 的Face*book以及她公司的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显示，从2013年起，她定期前往巴林，借口是参加一年一度的奢侈品和珠宝博览会--珠宝阿拉伯。她通过电子邮件与达吉·史密斯女士分享的2013年旅行日程表显示，她于当年11月17日至11月24日在巴林逗留。旅行结束后，她给达吉-史密斯女士发了电子邮件，写道......在巴林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我们没有卖出去......但贸易展很好，我喜欢这个国家和我遇到的人。在我回来五天后，[我]不得不飞往莫斯科，因为我母亲感觉不舒服。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回到了意大利。现在正在做目录和改进作品的工作。在圣诞节前后，[我]必须再次去莫斯科，因为我母亲的情况仍然不好。

　　一篇提到 玛丽亚-阿德拉-里维拉-库费尔特 的巴林报纸文章的扫描件，以及一张她在博览会上的照片，都是在2013年12月通过电子邮件发给马塞勒-达吉-史密斯。2014年12月，她公司的FB账户发布了一张照片，其中可以看到她似乎将Serein袖扣赠送给该国当时的首相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王子。

　　根据2017年8月发给马塞勒-达吉-史密斯的电子邮件，已知 玛丽亚-阿德拉 最后一次前往巴林可能是在2017年，她在电子邮件中说，她当时正在等待意大利居留证的延期，并预定了前往巴林的旅行，然后在该年11月中旬前往莫斯科。虽然调查小组无法确定 玛丽亚-阿德拉 在巴林境内的行动和通信网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国是美国海军支援活动基地以及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和美国第五舰队的所在地。该基地接纳了7,000多名美国军官和部队。巴林并不是 玛丽亚-阿德拉 所说的唯一一个在那不勒斯以外的目的地，她表面上是出于商业原因而去旅行。除了去瑞士和德国的珠宝或奢侈品展览之外，她还告诉至少一个朋友她计划去泰国旅行。在她2014年6月发给达吉-史密斯女士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玛丽亚-阿德拉 说，她将在 几周内 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试图在那里为她的珠宝生产线建立生产。然而，调查人员无法找到任何公开来源的信息来证实这种旅行。

　　2018年，虚构的“玛丽亚·阿德拉”最后一次飞回莫斯科。然而，这一次，她持新的第三本俄罗斯护照旅行。与前两本一样，这本护照使用了 GRU 分配的批次中的编号。

　　她平时活跃的社交生活消失了，记者采访的熟人中没有人记得她曾被告知她打算永远离开意大利，也没有人记得做出这样决定的原因。边境记录显示，玛丽亚-阿德拉 从她以前的生活中带回来的唯一纪念品是一只猫。玛丽亚-阿德拉 有一只黑色的猫叫路易莎，她的两个熟人向我们的团队描述说这是她生活中唯一稳定的东西。然而，在她离开的两个月后，她在她的Fa*cebook页面上发布了最后一个隐秘的，但又是引人注目的帖子。在其中，她暗指自己曾患过癌症，并谈到她的头发在 化疗后 重新长出来。

　　事实上，在她震惊和担心的朋友所认识的虚构人物“玛丽亚·阿德拉”写下这条信息时，真正的女人——一位名叫奥尔加的 GRU 军官——正花时间在她最新款的奥迪汽车的方向盘后面，注视着搬进莫斯科高档社区的全新豪华公寓。从那不勒斯消失仅三年多后，2021 年 12 月 4 日，“玛丽亚·阿德拉”又发送了一条神秘信息，这次是在与马赛尔·达吉·史密斯的直接 WhatsApp 聊天中。消息内容如下：“最亲爱最亲爱的玛赛尔！有很多事情我无法（也永远无法）解释！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念你……”

　　Bellingcat及其调查伙伴在2021年末确定了 玛丽亚-阿德拉 当时明显隶属于GRU，基于几个指标，她的掩护身份和行为符合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方式。首先，在俄罗斯（目前）的任何数据库中都不存在这样的名字和出生日期的人--包括全面的官方护照数据库--但她的名字确实出现在2007年泄露的护照和地址数据集中，我们以前曾在那里发现其他GRU官员的掩护身份名单。她至少获得了三本护照--一本国内护照和两本国际旅行护照--来自许多其他已知的GRU官员使用的范围。她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在南美出生的混血儿--这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和GRU非法人员最喜欢的背景故事，最近一名被证实的GRU官员被逮捕和驱逐出境就是证明，他曾以父亲为德国人的巴西人身份在美国和爱尔兰生活多年。虽然从理论上讲，这提供了 玛丽亚-阿德拉 是SVR 非法人员的可能性，但护照范围的重叠以及对北约的明显兴趣使得GRU的关系更加合理。然而，我们的团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寻找任何关于她真实身份的线索。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没有此人的照片，因此反向面部搜索没有结果。在她 2007 年的“身份创建”文件中被列为她的假身份联系人的俄罗斯电话号码已注册给“匿名人士”（这是她与特务部门有联系的另一个迹象，因为在俄罗斯的所有电话号码都必须是以真人名义注册）。

　　在俄罗斯庞大的护照数据库中进行反向面部搜索，结果没有匹配到具有说服力的面部相似度。然而，它确实产生了数百个可能的低分匹配，我们的团队开始分析这些匹配以识别其他可能的重叠。

　　在微软的Azur工具中，将社交媒体来源的 玛丽亚·阿德拉 的两张不同年龄的照片与1982年出生的名为奥尔加·科洛博娃的俄罗斯公民的旧护照照片进行比较，得到的分数低于35%，令人印象深刻。在最初将此人视为不太可能的嫌疑人后，记者重新审视了这一假设，因为护照照片年代久远，可能显示此人在14或15岁。事实上，这两个角色之间的非视觉兼容性很快就变得惊人地耐人寻味。首先，奥尔加-科洛博娃在2018年之前在莫斯科没有数字足迹。在几十个泄露的莫斯科数据库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地址登记、交通违规或电话号码登记。然而，这个人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数字存在，始于2018年11月--正好是 玛丽亚-阿德拉 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其他旁证的相似性开始出现。2018年11月，奥尔加-科洛波娃在俄罗斯购买了她的第一辆车，数据库显示：这是一辆全新的、2018年款的奥迪3。顺便说一句，玛丽亚-阿德拉 的Instagram显示了一张她在2016年驾驶奥迪车的POV照片，这表明她对这种型号的汽车情有独钟。

　　随后，我们在俄罗斯的Odnoklassniki（OK）平台上发现了一个社交媒体账户，该账户于2019年以奥尔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注册。除了在一个名为 普京之友 的群组中宣传亲战内容外whatsapp没头像没时间，她还是OK平台上仅有的一个群组的成员--莫斯科的一家兽医诊所，该诊所除其他动物外，还为猫提供服务。通过使用莫斯科以外的城市泄露的旧数据库，我们最终能够追踪到奥尔加以前在俄罗斯的数字存在，即2005年，当时她23岁，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注册了一家酒类贸易公司。通过追踪她当时的地址登记，我们也能够追踪到她的父亲。我们发现他曾是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大学的军事学院院长，直到2007年退休。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学校网站吹嘘说，他是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一名上校，因在国外为祖国服务，包括在安哥拉、伊拉克和叙利亚 而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章。根据以前的调查发现，GRU的间谍经常从高级军官的子女中招募，包括有情报背景的人，这进一步证实了 玛丽亚-阿德拉 和奥尔加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奥尔加-科洛波娃在 玛丽亚-阿德拉 在俄罗斯期间成为莫斯科两套公寓的业主，这一事实也加强了这一假设。第一套公寓是在2013年4月 玛丽亚-阿德拉 访问俄罗斯期间购买的，是一个位于著名地点的小型工作室。第二套是在一个高端住宅区的100平方米的豪华公寓--根据可比的报价，价值约为80万欧元--是在2020年获得的。同时，YandexFoods泄露的食品配送数据显示，奥尔加在工作时间为俄罗斯养老基金所在的地址订购食品。假设她在养老金管理局担任办事员，那么购买这些公寓的大量资金的来源就显得非常不清楚。在所有这些线索的引导下，我们的团队能够从一个能够进入俄罗斯驾驶执照数据库的举报人那里获得一张奥尔加-科洛博娃的新照片。那张照片--似乎是2021年的--在 玛丽亚-阿德拉 和奥尔加-科洛博娃的面孔之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匹配。

　　然而，面部识别软件虽然有用，但不足以在这样的调查中最终证明两个人是同一个人。记者随后在 WhatsApp 上搜索了奥尔加的电话号码，发现了奥尔加和“玛丽亚·阿德拉”确实是同一个人的确凿证据。

　　玛丽亚-阿德拉在脸书上使用的照片也被奥尔加用作她在WhatsApp上的个人形象。玛利亚-阿德拉 还将这张照片发布到她的Instagram页面上。

　　这一点，加上所有其他的重叠部分，足以揭示 玛丽亚-阿德拉 的真实身份。但她与GRU的关系如何呢？护照号码在其他GRU特工的范围内、至少被其他GRU非法使用的南美背景以及她父亲以前的隶属关系都强烈表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决定获得奥尔加-科洛播娃号码的电话元数据记录，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任何进一步的佐证。2022年2月23日是俄罗斯的 祖国卫士日，军官们普遍庆祝这一天，奥尔加打了一个我们调查小组熟悉的号码。这不是别的，而是四年前给阿维良诺夫将军打过午夜电话的GRU第五部的同一位指挥官的号码。

　　奥尔加-科洛波娃近十年的非法服务与其他已知的俄罗斯深层间谍案例相比是不寻常的，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她自我终止部署，没有被外国反情报部门抓到。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即GRU认为她在欧洲的工作是成功还是失败？与其他已知的俄罗斯非法人员相比，他们在西方生活了几十年，却只能建立稍微有趣的联系网络，而 玛丽亚-阿德拉 的网络--与北约和美国海军军官打交道，包括一些能够接触到基地照片或机密法律文件和数据库的人，至少在纸面上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在她部署期间，科洛波娃以参观展览和朋友的名义在欧洲、巴林和可能的泰国广泛旅行。这种能力本身就可能对GRU有用。没有证据表明西方反间谍部门或北约自己的内部安全部门知道有一个俄罗斯军事间谍被战略性地安置在北约在欧洲的联合部队指挥中心附近。 我们采访的 玛丽亚-阿德拉 的熟人--所有这些人都可以通过她的公开来源的数据追踪到--都没有被北约或执法部门接触过，以了解他们与俄罗斯人的互动情况。内幕和Der Spi*egel 通过电报和电子邮件联系了奥尔加·科洛博娃，征求她的意见。虽然似乎看到了发送给她的 Telegram 消息，但她没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