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中国哲学史》上架之后就卖断货，销售迅速过万，以至于不得不紧急加印——这一场景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感到震惊。

　　“借助于电商平台，《中国哲学史》这种比较小众的图书都能卖到紧急加印，在我看来这算是创造了互联网文化传播的一个奇迹。”刘晓春说，但是另一方面，盗版图书也借助互联网传播的“东风”趁势而起，不容忽视。

　　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和电商平台，线上图书售卖更为方便快捷，但与此同时，盗版图书也在电商平台上横行，严重挤压正版图书的市场，影响作者创作积极性，阻碍我国的文化发展和创新。而且，盗版图书印制质量差、内容错误多，会对读者获取知识产生困扰，甚至采用有害材料，严重危害读者身心健康。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颖认为，图书版权保护需要多方参与、协同共治。平台、政府、权利人、平台内经营者、用户、行业组织等主体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形成打击盗版图书侵权的合力，维护健康绿色的平台图书市场生态环境，实现多方共赢。

　　借助于电商平台，一些受用户欢迎的图书销量暴涨。作家梁晓声在“抖音818发现好物节”中的一场直播，卖出2万多单《人世间》，成为京东图书上半年头号畅销书。

　　一些本来“冷门”的书，也在电商平台助力下迎来“新生”。图书达人马兰花在看完《我们与世界》后，认为这本书很适合孩子阅读，便在短视频平台上向网友推荐，让这本之前网上没有太多销量的图书一个月内卖出了近7000册。

　　与此同时，泥沙俱下，盗版图书也在电商平台渐成泛滥之势。一些电商平台上的盗版图书，甚至一度挤压了正版图书市场。在近年来多地警方侦破的制售盗版书籍案中，盗版书店铺每年能卖出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册书籍，年销售金额达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商家受到盗版图书贩卖高额利润吸引，心存侥幸，即使被发现后被封号，通常损失也不是很大，这就滋生了盗版图书背后的强大产业链。”刘晓春说，在这条灰色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分工合作、批量操作，运作已经十分成熟专业。

　　自2005年起，我国连续17年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互联网版权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电商平台上盗版图书依然存在。

　　“电商平台销售图书往往是线上发布信息、线下发货，判断图书是否盗版，主要依靠商品描述、卖家声明和解释等信息，无法事先进行全面有效判断。而且，有时候商家发布的信息只是引流，交易是在其他平台进行，判断链路更长，不确定性更高。”刘晓春说，电商平台盗版图书治理面临判断难、协作难等问题，是这一行业顽疾难以得到根治的重要原因。

　　杜颖认为，相比于传统盗版图书售卖，电商平台上销售盗版图书具有交易隐蔽性强，销售范围广、数量多，真假混卖、证据难以确定等问题。

　　“即使发现了盗版图书，想要成功维权也并不容易。”杜颖说，对著作权人和出版社而言，电商平台的盗版书商以个体形式大量出现，交易隐蔽性强，维权成本较高，回报却又相对较小，而且即使查封了一家店铺，另一家店铺又会在平台上出现，陷入点对点打击的“地鼠怪圈”。

　　在刘晓春看来，对于著作权人、出版商以及消费者等相关利益主体而言，保护正版面临举证难、维权周期长、赔偿低、效率低等问题，让盗版图书有机可乘。加之目前电商平台的图书治理尚未形成各方联动的有效协作机制，在线索提供、信息共享、联合行动、共同惩戒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今年2月，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中宣部印刷发行局、中宣部反非法反违禁局、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教育部教材局、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联合启动“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严厉整治教材教辅、少儿图书等领域侵权盗版乱象，要求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监管，落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

　　电商平台也在持续强化治理手段，打造健康且正规的图书销售渠道。例如，抖音电商2021年上线知识产权保护平台IPPRO，至今已为超过7300个权利人和11000份知识产权备案维权提供了服务，受理侵权投诉超5.7万次，删除侵权链接超6万条。

　　目前关于电商平台图书版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民法典和电子商务法中。尽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关于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的一般性规定，并非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用户和电子商务平台，但是其确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判断的主观要件以及“通知-删除”机制，与电子商务法没有本质区别。

　　杜颖认为，除了法定义务外，平台还可以采取其他自治措施。例如，针对不同的投诉主体，平台可以根据以往的交易大数据和投诉大数据呈现出来的结果进行分层分类，并据此设置白名单、黑名单，将诚信的投诉人列入白名单，对其提出的权利保护请求可以放松审查，甚至可以为其设置绿色通道，加快其投诉的处理。对于数据反映出来的恶意投诉人，要作重点提示，加强对其通知的审查，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进行重复性恶意投诉。

　　“目前网络版权领域的矛盾纠纷依然严峻，电商平台上盗版商品仍时有售卖，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需要多方合作的任务。”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理事长、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何光宇说。

　　近年来，多方合作的探索已经开始。例如，阿里巴巴、拼多多、抖音等电商平台与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少儿出版反盗版联盟签订图书版权保护合作协议。

　　而且，积极效果也已显现。例如，抖音电商借助平台技术系统，主动抓取并分析侵权线索，在去年协助警方线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2.6亿元。

　　“电商平台图书版权保护呼唤多元共治。只有通过多主体共治、线上与线下共治才能达成治理目标。”杜颖说。

　　相关部门在开展重点打击盗版图书行动的同时，要及时完善电商图书版权保护的相关政策措施，并对平台进行依法监管；电商平台必须依法担责，加大治理力度；用户要拒绝盗版图书，平台商家要依法诚信经营；著作权人、出版社等权利人应当积极维权……杜颖认为，各方主体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才能形成打击盗版图书的合力。

　　“权利人、出版社、消费者、电商平台、行业组织有必要在线索提供、信息共享、联合行动、共同惩戒等方面建立起联动协作机制。”刘晓春建议，在总结白名单、黑名单、快速维权绿色通道等有效治理机制基础上，可以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共享联动，推动形成相应标准和规定，为行业建构统一、协调、综合的治理机制打下基础。

　　国家林草局动植物司司长王维胜介绍，我国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正是中国力量，让今天的中国铁路网覆盖全国99%的2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网覆盖96%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成为现代化中国壮阔征程上的绚丽篇章。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成为支撑科研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给出一组亮眼数据：过去5年，我国科技型企业贷款的年均增速是20%，是贷款平均增速的近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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