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app为什么在国内没有网络
背后是香港政府数字化程度的滞后,长期依赖许多的外判公司,不同的部门各自为政,无法形成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效率低下,不但让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减缓whatsapp为什么在国内没有网络,也大幅落后于邻近的深圳和大湾区,使得香港和大湾区的融合出现断裂,也使得香港出现和整个“数字化中国”之间的差距,必须审慎正视,避免香港的数字化未来只是幻梦一场。
最近香港康文署推出了新的康体设施预订平台“SmartPLAY”,需要使用一项App“智方便”,结果市民甫使用就严重塞车,而软件的设计也出现很多的漏洞,导致隐私泄露,或是重复预约,引起纠纷,民怨四起。
香港公立图书馆的借书续借或办理其他手续,则要使用推出近三年的“智方便”,但“智方便”至今仍是程序繁复、容错率低,上传身份证时要提供三种角度和灯光配合,很多市民登记,搞了大半个小时都搞不定,极为不方便,被香港人痛骂为“智不方便”。
香港政府部门内部的IT专家本来就长期缺乏,往往在不同的项目都需要靠外判公司,但品质却难以控制,导致无法与大陆城市的先进数字化水平并驾齐驱,也普遍比不上台湾和新加坡,形成一个令香港人尴尬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就以香港人更换智能身份证为例,很多市民都要登记排队,网上预约很久,尤其一些旅居在全球各地的香港人,要回来香港换智能身份证,却要等好几个月后,有些人甚至要等待大半年,才可以搞定,还要去排队好几次,费时失事,甚至被承办人员刁难,无法顺利完成。同样的情景放在深圳和台北,效率都比香港快很多。一些承办的香港公务员说是因为人员不够,其实更关键的原因是数字化的能力太弱,太多的公文旅行,架床叠屋,自以为行政优势是“程序正义”(Due Process of Law),但却变成被“程序主义”所束缚,无法急民之所急,不能以人为本,最后成为一种官僚主义的怪圈,也成为香港市民的最痛。
香港作为全球公务员待遇最高的城市之一(与新加坡都是名列前茅),大学毕业、考取政务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职位,月薪高达六万元港币(折合近八千美元),香港特首的年薪是六百万港元(约七十多万美元),比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高,但香港公务员在行政效率方面,大多低于周边城市,如深圳近年加速数字化,有关办理施政业务的手续大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只要下载一个“i深圳”应用程式,一机在手,网上搞定,而台北的市政也都智能化,换个身份证,可以由地区的户政事务所办理,非常简单,不会像香港那样复杂与低效。
香港城市数字化水平的低落也与民间社会的商业文化有关,如香港用信用卡在网上或电话订购电影票,比到电影院的票房现场贵,需要交额外的手续费。在中国大陆,情况刚好相反,网上订票,比到票房买票便宜不少,一般打八折,甚至会更低。香港对于网上消费收取附加费,等于是惩罚电子消费者,而中国大陆则是奖励网上消费。这都显示两地文化迥异,也是香港亟需变革之处。
香港公务员对于中国大陆的数字化,也暗藏一种歧视心态,看不起内地的一切,有些公务员甚至是坚持不用中国大陆的微信WeChat,而只用脸书或Whatsapp等社交媒体,对于当前在全球流行的抖音和小红书,更是非常隔阂,也当然不会学习中国城市数字化的管理。
因而香港要推动数字化的变革,需要从公务员队伍的集体心态开始,要快速做出调整,不断自我拷问,为什么深圳可以,香港不可以?为何香港的“智方便”比不上深圳的“i深圳”?为什么香港换领身份证要搞好几个月,旷日持久,而深圳则是效率很高,两者之别,深层原因为何,需要深刻地反思,加速变革。
总的来说,香港瞄准高新科技的发展,不仅只是局限在学院内部,或是在商业世界,而是要从公权力部门开始,从十八万公务员队伍开始,要跟得上国际的脚步,更要跟得上内地的脚步,不能在神州大地全面数字化的大潮中严重滞后,最后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在二〇二三年的岁末,香港政府当局就要订立新的数字化目标,奋勇向前,突破自己的局限,理解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自己,才可以超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