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日本影片总能吸引一大批影迷的关注。而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未来有望展开怎样的合作，如何更好地运营IP，如何以新的内容启发新的观众，成为两国从业者关注的线日上午，以“推陈出新——中日电影与IP合作新纪元”为主题的金爵电影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行。

　　现场，来自中日两国的电影从业者、IP运营者等齐聚一堂，探讨有关IP运营、内容创作等不同的合作可能。其中，安尼普（上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黑崎静佳、讲谈社版权事业部副部长山崎庆彦、路画影视CEO蔡公明先后带来主题演讲，著名美术导演种田阳平、MYRIAGON STUDIO执行董事、制片人村田千惠子，制片人顿河，演员、电影策展人薛旭春在圆桌讨论环节展开分享。

　　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天野真也在致辞中表示，无论是在全球引发强烈反响的《哪吒之魔童闹海》，还是今年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宝》，中日两国的电影创作蓬勃发展，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持续展开合作。

　　2019年刚刚来到上海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两年时间摸索我们能在这里开发什么样的业务。当时市场上还有很多山寨的“动漫谷子”，但我们坚信中国的动漫市场很有潜力，所以坚持在上海开设了公司。在上海，我们运营不同动漫IP的“谷子”，开设电商和线下门店，进行市场宣传，也把我们所拥有的IP授权给中国的合作伙伴们。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我们发现中国市场变得成熟，动漫粉丝愿意采买一些高质量的产品。所以我们会开发一些扎根于本土的作品，比如中国限定产品，比如和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相关的产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南京东路开设的线下店铺，现在它已经变成了粉丝聚集的圣地。或许这是中国动漫粉丝的特点——无论电商如何发达，大家依然在线下的店铺里寻找自己喜欢的“谷子”。

　　当然，我们不仅仅想输出IP，也想在中国扎根。接下来，我们希望加强与本土的合作，包括和中国创作者们合作。这些年我们已经负责了中国动漫作品《罗小黑战记》《时光代理人》等在日本的发行，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讲谈社成立至今116年了，我们每年出版4000多部动漫、小说和杂志，这个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高的。IP方面，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庞大的IP库，拥有在100多年历史中诞生的丰富多彩的角色和故事，以及全球范围内广泛的粉丝基础。

　　谈到讲谈社IP的真人电影化，我们有四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非常忠实于原作的2005年周杰伦主演的《头文字D》，对原作进行了大胆改编的《动物世界》《Drops of God》以及《寄生兽》。我记得《寄生兽》的作者岩明均曾经告诉我，在他心中，原作漫画是自己的孩子，而改编的动漫作品和真人电影更像是孙辈。他非常关注自己作品的动漫化和电影化，所以当韩剧《寄生兽》播出时，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很高兴我的‘孙子’在韩国出生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想要把好的IP改编成真人电影，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本土市场进行改编，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改编过程中我们需要得到原作者的认同。我发现大部分原作者对海外地区的改编抱着非常灵活和包容的态度，对在中国的改编创作同样如此。

　　过去我们专注做电影的引进和宣发，但这两年我们结合内容、商品、活动（互动体验），做IP的整合运营。我们希望围绕粉丝需求打造一站式服务——在看电影的时候，粉丝同时希望有周边、有商品，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活动。这种模式不仅能让票房有更大的提升，也能为粉丝提供更多沉浸感和情绪价值，对版权方来说也是实现了多元的变现转化以及长效赋能IP。

　　对行业来说，这种模式也能起到整合作用。在日本，动漫产业有制作委员会组织协调IP的前后端运营，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所以我们的国产动漫，往往是内容和商品开发割裂开来。因为缺少统一规划，所以造成电影上映的时候IP很火，但等电影的热度过去了，IP就没有了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IP整合运营，能对IP长期发展起到很大的帮助。

　　比如2024年我们做电影《名侦探柯南：迷宫的十字路口》的引进宣发，用了影展联动的方法，将名侦探柯南30周年纪念展的活动和电影联动，同时我们做了大量的特殊观影场，结合电影情节做樱花雨飘落的效果，特别是跨年的观影，实现了票房的逆袭。柯南这个IP在中国有很多粉丝，但往往是经典IP更需要不断拉新，推动整个IP的长期发展。

　　2002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参与《杀死比尔》国外ip代理平台下载，当时拍摄条件很简陋，但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2011年参与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时，我发现在全球化的团队中，中国年轻的美术工作人员也已经有很高的水平。从那时我就感受到，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这些高预算的作品，对培养中国电影人才的作用很明显。这次来到上海，我发现当年很多跟我一起工作的美术指导，现在已经完全独当一面。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电影人，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支持新人，包括在日本培育新的电影人才，让他们在世界的舞台上表现自己。

　　《国宝》的美术制作花了一年多时间，当时我推测这会是一部有机会在全世界销售的作品，所以我希望能用不同的设计，体现电影的时代感，这也得到了导演的支持。

　　伴随着年纪增长，专业人士可能会日趋保守，不愿意尝试新的做法；但如果不愿意求新求变，我们可能无法制作出《国宝》这样的电影。我希望未来中日两国有更多的电影合作，包括演员、幕后团队的交流，让中国的演职人员到日本工作，日本的演职人员也到中国来。

　　今年我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看了三宅唱导演的《慧子，凝视》以及李相日导演的《国宝》。从这些作品中，我能感受到中日两国未来相似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在当下的环境里，电影作为快消品的属性在降低，作为奢侈品的属性在上升。所以，我们能看到的要么是像《国宝》这样制作体量非常大，适合在大影院观赏的具有视听价值的作品，要么是另外一种“奢侈”，也就是创作者非常私密的经验、个人审美的表达。

　　合作方面，我的好朋友鹏飞在日本拍摄《又见奈良》时告诉我，虽然当地的拍摄团队很小，但每天非常有效率。从前（中国）国内电影人觉得在日本拍片成本昂贵，但他恰恰发现是可以有效节约成本的。我们希望有更多合适的内容能在日本拍摄，包括我个人也有一部制片项目作品邀约了一位很好的日本演员，正在沟通中。

　　2023年邀请三宅唱导演到中国的5个城市做回顾展时，几乎每个城市观众都爆满。很多人说他的影片虽然讲的是日本年轻人的工作和情感，但基于共通的文化传统，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他作品中的情况。同样的，西川美和导演去年来中国做回顾展，她特别惊讶，自己20年前的作品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想，她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拍摄家庭题材电影，而这些年国内很多青年导演也聚焦个体记忆和家庭故事，彼此是有共鸣的。

　　过去我做了很多电影活动，近几年才开始做演员。去年去日本学习时，有几件事对我冲击很大。其一是在中国看艺术电影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在日本反而是很多年龄稍大的观众，我人生第一次在电影院和满屋子中老年人一起看电影，有非常直观的冲击。其二是电影类型很丰富，我和东京大学的教授交流，为什么日本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导演。他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日本可以看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电影，这会鼓励年轻导演，让他们相信不管拍什么样的电影，哪怕很小众的影片，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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