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4岁小网红被质疑摆拍、3岁“吃播”女孩体重达70斤、童装模特被要求摆出成人化姿势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折射出“网红儿童”在流量狂欢中的权益危机。当未成年人的纯真被明码标价，如何以司法之力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儿童筑起安全屏障？

　　多位代表表示，应让法律成为儿童网红产业的“安全带”，这既是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题中之义，也是对童年本真最坚定的守护。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出现在短视频、商业拍摄中，这对他们是一个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机会，但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让儿童过早地卷入商业活动，是否会妨碍其身心健康发展？”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高级教师李紫微提出疑问。

　　“一些家长和传媒机构正在将儿童物化为‘流量工具’。”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儿童福利会会长宋亚平向记者表示，从“儿童吃播”到“擦边童模”，“网红儿童”背后已不再是单纯“晒娃”和展示童真，而是悄然形成规模化产业链——通过网红孵化机构参与包装、推广，以快速实现“流量变现”。

　　全国人大代表，正大（海南）兴隆咖啡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后勤部后勤主管、工会主席黄海文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但对于何种程度为有害身心健康，涉未成年人视频、直播的拍摄尺度，未成年人工作时长、收益分配等问题，目前尚无具体法条约束。

　　“被流量裹挟的‘晒娃’行为背后不仅潜藏着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风险，更可能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产生错误导向，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嘉城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晓说。

　　“未成年人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更容易成为隐私泄露的受害者。”张晓代表表示，视频中出现的孩子肖像、家庭住址、隐私信息等内容可能被不法分子获取和利用。如果家长罔顾儿童意愿，将其视频在网络上公开，还有可能侵害儿童的肖像权、隐私权等。

　　有人曾质疑，“‘晒娃’是家庭教育自由，凭什么被监管？”对此，受访代表认为，应准确甄别是“晒娃”还是打着“晒娃”旗号侵犯“网红儿童”合法权益。对于这种新类型侵权行为，法治不能缺位。

　　“司法不是禁止儿童接触网络，而是反对将其工具化电话whatsapp如何发消息。”宋亚平代表说，父母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不合格父母应“回炉”培训。如果家长实施了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相关人员或机构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李紫微代表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存在监护侵害、监护缺失等情况时，可以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比如针对性制发督促监护令，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如果家长严重“失格”，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支持起诉变更监护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另外，利用儿童在网络上拍摄低俗短视频等‘擦边’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达到法定标准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针对未成年人肖像权、隐私权受侵害案件，检察机关可支持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民事诉讼等。”黄海文代表说。

　　在宋亚平代表看来，流量虽然有巨大的诱惑，家长也不应成为“啃小族”，因为孩子健康与快乐的价值远高于流量，视频拍摄应以安全为前提，并尊重孩子的意愿。另外，家长要主动学习网络知识，提高自身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引导孩子正确、健康使用网络。

　　2024年7月，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提出将重点整治短视频、直播平台中利用“网红儿童”牟利，恶搞儿童博取关注、卖惨引流以及采取剧情电台、语音旁白等方式，诱导胁迫未成年人变相参与直播等问题。

　　受访代表均表示，在这场守护“数字童年”的战役中，既要让孩子享受到数字时代的便利，也要帮他们守住童年的本真。检察机关应以“四大检察”综合履职破局，为长期处于镜头里的“网红儿童”系上“安全带”。

　　比如，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会同该区市场监管、团区委等多部门出台《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这是全国首个针对童模群体建立的保护机制；在横店，浙江省东阳市检察院联合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该市教育局等多部门出台《关于依法保障未成年演艺人员权益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对经纪机构和经纪人员、演艺活动组织者的监督和管理。

　　“对平台而言，其不能为追逐流量而毫无底线。”黄海文代表认为，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对账号主体、发布内容等应当严格把关。比如，平台应加强对有关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识别监测，严禁生产或传播残害、体罚、侮辱未成年人等侵害未成年人身体、人格等不当内容。对于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平台应立即采取下架、删除、屏蔽相关内容等措施，发现有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及时向执法司法机关举报。

　　“就短视频平台未尽未成年人保护义务，纵容未成年人直播、播出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张晓代表建议，检察机关可以与相关部门共同探索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抓取直播时长、打赏收入、表情关键词等数据，识别出高风险儿童账号，从而实现更精准的监管。

　　最高人民检察院 （100726）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查号台） 010-12309（检察服务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