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真线日，埃塞时间夜晚，忽闻教授去世，无比震惊、悲痛。教授去年抱恙，曾卧床静养一年，但他以一贯的乐观坚持复检，痊愈后重回学校，坚持投入研究与工作。今年5月返校时见他，他依旧神采奕奕，有次还像孩子般和我说：”今天开了一天会还没累趴，这是康复以来第一次呢，我都为自己惊叹！“

　　那次见面，他还提到自己想整理这些年的材料做个自传式的记录，当时我想：这将是一本多么饱含智慧的书啊！哪知我们永远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了。

　　11月27日，和教授在whatsapp上聊天，没想到竟然是最后一次。如一击重响，我这才深深意识到死亡的无常，残忍，和给人留下的无尽遗憾。

　　Juma是肯尼亚人，在维多利亚湖边长大。他从小喜欢读书，天马行空想各种“idea”。初中时，肯尼亚和中国交好，中国使馆印刷了很多毛泽东选集分发给肯尼亚各乡郡。Juma拿到书后爱不释手，像宝贝一样成天捧着钻研——那是他最初的哲学启蒙。

　　那时的国际局势千变万化，突然有天，乡里要回收所有的毛选，Juma偷偷藏了一本在被子里，却还是被他当村干部的叔叔发现了，当场烧掉。后来回忆此事时，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这么伤心。此后，虽然我从事做科学政策相关工作，但我一直最崇拜哲学家。”

　　Juma很早就对教书有兴趣。1974年，他高中毕业不久后，跑去Mombasa教书，一边育人一边孜孜不倦的学习、做实验、关注时事，还开始写评论文章，积极给肯尼亚各大媒体供稿，就“科学与环境”问题写了专栏。后来，他还成立了自己的环境杂志。

　　传奇的是，他的文章被流传到一些英国学者那里，并没有正式念完大学的他被邀请去英国University of Sussex念博士，研究科学政策。

　　一次，在一个加拿大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他邂逅了一位知性、果敢的来自美国的英裔女博士，知识的火花碰撞下，两人一见钟情。80年代，处于冷战期间的世界比现在要保守的多，姑娘的家人并不祝福这段婚姻，可姑娘自己决心满满。不久后，他俩一起回到内罗毕。

　　早期的创业十分艰难，无人看好，他们甚至因为太“异类”、“前卫”而收到肯尼亚政府的“警告”。因为没有资助，他们建了个小型印刷作坊，用印刷赚的钱来贴补智库的研究。

　　再后来的事，wikipedia上都清楚的列出来了。他的研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有些研究成果直接影响了肯尼亚公共政策的制定（比如肯尼亚早年的工业产权法案、非政府组织活动规定等）。后来，他接受了联合国的任命，从UNEP、UNDP、NEPAD等等。再后来，他被邀请来到哈佛任教。

　　波士顿恰好是他夫人的家乡。那时，作为”来自非洲被殖民地“女婿的他，也终于也被那个英国传统家庭接受。

　　美国的学术圈和政界一向相通。奥巴马执政期间，曾邀请他去白宫工作，而由于安全调查太严苛、繁琐而作罢。其实，他也有捷径走，就是换上美国国籍，而他没这么做。他告诉我：“我家是维多利亚湖边，我是肯尼亚人。可能是我保守吧，但这个文化传承和身份我无法放弃。”

　　3周前，Juma教授的母亲病逝，他把Facebook和whatsapp的头像都换成了母亲的照片——那是一位和他极像的女子，面容圆润，笑容和蔼，眼神清澈。

　　教授因为生病而无法回肯尼亚参与葬礼，但他还在积极的远程筹备、想以母亲的名义成立一个小型基金和研究中心，鼓励非洲青年人参与科学创新事业。

　　距离他上次回家，已经1年多了。他原本计划明年初回去，而这趟旅程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终归是未完成。

　　Juma教授是国际发展学者，专注领域是科学政策，主要是农业和生物，也包含能源、环境、工业、医疗等各个方面。他最有名的书籍是《The New Harvest: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Africa》。他签名给过我两本（初版和再版），而不学无术的我，居然至今未读完。

　　遗憾我实在不是位好学生，竟然无法系统、完整地知晓教授的研究成就。在我十分有限的认识里，他一直是非洲科学、创新领域的先驱。非洲的科技创新这几年才因私人部门的投资和青年人创业而火了起来，而教授在学术领域，已对此研究、倡导许久。或许是因为他本人也曾是一位实践者和创业家的缘故，他十分推崇创业家精神。

　　同时，他也很清醒地指出：“非洲的互联网技术能够推动社会革新和经济发展，但那有局限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是科技发挥完全潜力的基础。”

　　Juma教授从未涉及任何中非研究，却一直对中非关系和合作持着全面的视角和积极的态度。2010年2月，《经济学人》杂志曾邀请Juma教授和另一位美国知名学者Ayitteyi就中国对非洲的影响进行辩论，Juma持辩“正面影响”一方，在为期一周的辩论中分享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观点。

　　2011年，我决定硕士毕业课题去非洲做可再生能源网页版whatsapp为什么登不上。肯院的毕业课题不是学术论文的形式，而是让学生找到public sector的客户，对一个现实的政策问题进行考察，最后写报告。当时，肯院唯一的非洲教授就是Juma。我约他office hour，初次见面他就爽快答应做我的项目导师，并当场进入“导师“角色、对我说：”我帮你找客户吧。”

　　几周后，再次office hour, 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我帮你联系了肯尼亚，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州政府迅速回复我了，你去尼日利亚看看，如何？”

　　那时，我对尼日利亚几乎一无所知，不知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被他温暖热情的笑容感染，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好，就这么定了。”

　　那年的12月中旬，也就是这个时候，第一次跑去了尼日利亚，刚去就食物中毒，后来连续几日的政府各部门会议和下乡考察，奔波到身心俱疲。一周后，我躺在宾馆给他发邮件，说，“教授，尼日利亚实在是生机勃勃，机遇和挑战一样多，我想再回来，但不确定能撑住。”

　　跨度1个半学期的课题研究中，每次和他约office hour都会聊到超时很久。那时，我俩都有点“不务正业”，没怎么好好聊过项目，大多是天南海北聊非洲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议题和现象。

　　12年，毕业论文完稿后，进入求职季。他热心的把我的论文转发给当时的尼日利亚总统办公室（哪知后来我如此厌恶Goodluck）、世行副行长等等。遗憾后来种种原因，毕业后并没能立刻奔赴尼日利亚工作。

　　2014年5月，被世界经济论坛邀请重回尼日利亚，打着他学生的名号和数位政要搭讪。9月，重回拉各斯，第一时间邮件告诉了他。11月，从拉各斯去波士顿开会，约他喝咖啡，教授还开着小蓝车载了我一程。离别时在咖啡店自拍，那是我现在手机里唯一一张和教授的合影。

　　直到今天，也被岁月冲刷了几遍的我才似乎更懂得他一些——在肯尼亚农村出生，在动荡时代长大的他，一步一步，一路走来必定目睹和经历了世界种种灰暗与不公。以前，也听过别人议论说教授“性格太过活泼、跳跃”， “成天twitter和Facebook刷新闻、不是个严肃的学者”（甚至他在休假养病期间还在刷twitter，以至于我一度不知道他生病了。他最后一条Facebook动态是12月11日刷的新闻）。

　　然而，这是源于他明白自己能力的局限，而想传播、倡导、和做的事太多；他深知他奋斗的事业太庞大，所以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工作，在燃烧，在坚持。

　　Calestous Juma, 1953-2007, 我最敬爱的老师、亲人；他怀抱赤子之心、有着最乐观的灵魂和大智若愚的气度；他追求智慧，在乎传承，慷慨无私地指引晚辈；他积极、认真地活在现实里，热爱世界，并为其奉献一生，从未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