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10月7日袭击事件的纪念活动中，以色列政府利用艺术、虚拟现实以及“黑暗旅游”来煽动人们对暴力的支持。然而，纪念这一天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政府计划通过高调的电视制作《Aslick》、高级官员的演讲和数千名现场观众，展现出集体的悲伤和决心。这是以色列政府想要的方式，但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许多遇难者和人质家属强烈反对这种国家赞助的纪念活动，他们要求政府首先完成对人质的解救，同时接受对当天军方失误的独立调查。一些家庭甚至禁止内塔尼亚胡政府使用他们孩子的名字和图像，以示抗议。

　　一些遭受重创的集体农场也公开表示抵制，选择在社区内部举行“亲密而敏感”的悼念活动，以缅怀逝者和纪念人质。因此，负责仪式的部长不得不取消现场观众，但对家属的反对却仅视为“背景噪音”。此举引发了社交媒体上更激烈的批评，一些以色列知名人士也表示支持这种“对抗”的纪念活动。

　　基布兹纳哈勒奥兹的丹尼·拉哈米姆对此讽刺道：“对政府来说，一切都是一场表演。”尽管如此，10月7日的官方纪念活动仍将在全世界注视下如期举行。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这一天不只是纪念而已，更是一种扩大宣传、强化自身叙事的工具。

　　在内塔尼亚胡眼中，10月7日的袭击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寓言：以色列是纯洁无辜的，理应得到无条件支持，而敌人则是冷血的怪物，理应遭受不受约束的暴力报复。内塔尼亚胡试图将这一事件与纳粹大屠杀以及“西方文明的灵魂之战”相提并论，以此为暴力的正当性寻求认同。

　　在德国，谈到以色列的保护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Staatsraison），而在以色列，这种国家利益也与犹太人安全紧密相关。犹太人的创伤已成为以色列国家安全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这种创伤，他们建造了圣殿，筑起了高墙，甚至发起了战争。

　　因此，就像太阳一定会从耶路撒冷升起一样，内塔尼亚胡在10月7日注定会向全世界讲述他的复仇故事——任何多管闲事的干预，或者那些因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家庭，都无法阻挡他的步伐。

　　这些纪念活动背后，其实隐藏着关于犹太人苦难的深层次争论——这种争论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之前，甚至远远超出了那不明确的国界。这些争论围绕着一系列未解决且风险愈加严峻的问题：纪念创伤与无耻利用创伤之间有何不同？纪念与武器化之间又有何区别？

　　当所谓的“集体记忆”并非普遍存在，而是被种族血统紧紧捆绑时，集体哀伤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当以色列在贝鲁特引爆整栋大楼、发明新的遥控致残手段、迫使超过100万黎巴嫩人逃离家园，并且对加沙持续不断地打击时，这些所谓的纪念又意味着什么？

　　如今，随着区域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深入探讨以色列如何加剧和操控犹太人创伤似乎显得有些无关紧要，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以色列所讲述的犹太人受害故事与当今赤裸裸的暴力及殖民地扩张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正是这些故事为暴力和侵占提供了借口和正当性。特别能说明这种联系的，是以色列在讲述其人民在10月7日经历的创伤时所选取的方式——从那一天起，这种叙述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在以色列及大部分犹太人社区，围绕10月7日事件的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它迅速被纳入所谓的“记忆文化”：这种艺术、技术和建筑手段旨在将集体创伤转化为对他人的教育经验，通常以人权和和平的名义反对对历史的否认或遗忘。对于大规模的暴行，一个社会通常需要几十年才能坦然面对其过去。例如，克劳德·朗兹曼的标志性纪录片《浩劫》关于大屠杀的作品，就在二战结束四十年后才得以问世。

　　而在以色列，几乎立即就行动起来，用生动的方式再现了10月7日的事件，将其变成了媒介经验，有时是为了反驳否认暴行发生的虚假主张，但更多时候则是为了削弱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并为以色列迅速扩大的战争争取支持。在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便已出现了一部非百老汇“逐字剧”《十月七日》，取材于目击者的证词；还有多场艺术展览，以及至少两场以“十月七日”为主题的时装秀。

　　在其中一场时装秀中，模特们要么是袭击的亲历者，要么是在袭击中失去了亲人，她们用假肢、假血以及弹壳制成的裙子装饰自己。例如，一位在袭击中失去未婚夫的模特据《犹太新闻》报道，“穿着白色婚纱，胸口有一个‘弹孔’”。而《犹太纪事报》对这场时装秀的报道标题更显得格格不入：“以色列又流行起来了”。

　　关于10月7日的影片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子类型。最先问世的是以色列军方制作的《见证》，影片收录了当天最生动且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在袭击后的几周内，这部影片在达沃斯会议、洛杉矶宽容博物馆等地为政要、商界领袖和记者等特定观众放映。

　　随后，一系列更为专业的纪录片也相继面世，比如由前Meta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主导制作的《沉默前的尖叫》，聚焦性暴力；还有利用手机和身体摄像机片段“分分钟”记录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的《#新星》；以及BBC推出的《幸存的10月7日：我们将再次起舞》。在美国宗教收视率最高的电视网络“TBN”上，还播出了一部长达七小时、共四集的特别节目，讲述这次袭击事件。

　　戏剧化的处理方式需要更多时间，但有几部作品正在制作中，包括《十月七日》，这是《法乌达》创作者的故事片，以及福克斯开发的剧本系列《十月的一天》，预计本月播出。

　　最特别的是以色列导演阿隆·丹尼尔（Alon Daniel）决定完全用微缩模型拍摄一部现实主义电影。他的团队花了数月时间精心制作了一个恐怖娃娃屋：从哈马斯突破的铁丝网，到诺瓦音乐节上烧毁的汽车和弹痕累累的便携式厕所，应有尽有。一位制作人员告诉《国土报》: “我们打印了这些小摊模型，并进行了3D打印和上色，起初看起来很有趣。但同样令人震惊。可爱与恐怖之间存在如此强烈的反差。”

　　艾伦·丹尼尔 (Alon Daniel) 执导的电影《06:30》中的一幕。图片来源：艾伦·丹尼尔

　　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暴力与不公，因此关于如何纪念现实暴行的伦理问题一直是广泛讨论的主题。如何在不利用恐怖的情况下唤起人们的恐惧？如何避免再次强调某些身体注定遭受暴力，从而增加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如何避免让幸存者一次又一次地重温最可怕的创伤？如何防止已有暴力经历的观众产生二次创伤？纪念是否包含了治愈和补偿的过程？更进一步，如何避免激发仇恨和复仇等危险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只会带来更多的悲剧和创伤？

　　社会学家、《展示暴行：纪念博物馆与过去暴力的政治》的作者指出：“从事纪念工作的人常常要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这是一项非常政治化的工作。”然而，在我研究10月7日事件后蓬勃而起的纪念文化时，却很难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面回应。血色婚纱、烧毁的汽车、不断循环播放的最后语音留言，似乎更侧重于在情感上重现悲剧，而不是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尤其是在这些纪念中，几乎看不到关于某些事实尚未得到澄清的迹象，而这正是许多受害者家属呼吁进行独立调查的原因。

　　大多数这类纪念作品的主要目标，似乎是让观众体验创伤：通过生动、亲密的再现方式，仿佛让他们与受害者融为一体，亲身经历那段痛苦。一位纽约的观众在观看了关于10月7日的“逐字剧”后说道：“我感觉自己真的经历了那段经历……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部剧]真正让我感受到了。”制作方对此非常满意，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个反馈。而以色列军方制作的10月7日影像汇编则“让观众震惊得无言”，观众们有的默默走出放映厅，有的则泪流满面，被震撼得不知所措——正如反诽谤联盟的乔纳森·格林布拉特向《纽约时报》描述的那样，这几乎被当作一种成就来赞扬。

　　纪念活动的目的应该是感动那些未曾经历过悲剧的人，但在激发情感共鸣与故意让人陷入震惊和创伤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如今这种震撼的纪念方式之所以被推崇，主要因为许多纪念活动强调“身临其境”，并认为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像亲历者那样感受10月7日的创伤，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好。或者更具体地说，以色列会变得更好。

　　这种“创伤转移”的目标在以色列蓬勃发展的“黑暗旅游”产业中展现得尤为突出。几个月来，全球各地的犹太教堂和犹太人联合会纷纷资助支持者前往以色列南部进行所谓的“团结之旅”。他们乘坐旅游大巴停靠在诺瓦音乐节现场的边缘，这里布满了纪念在此被杀害和绑架的数百人的碑石。更令一些当地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些游客甚至踩着废墟，挤入那些依然满目疮痍的集体农场。

　　去年2月，记者玛雅·罗森（Maya Rosen）跟踪报道了几次这样的旅行，并就此现象撰写了一篇内容广泛的《犹太潮流》文章。她看到被摧毁的房屋像陵墓一样被保存下来，其中有一对23岁的夫妇在袭击中丧生。参观者漫步于房间之中，墙上贴着西万·埃尔卡贝茨生前与父母最后一次深度聊天的WhatsApp对话截图，以及她母亲在她去世后写给她的信。

　　罗森在她的文章中写道：“一位美国拉比带领社区旅行时告诉我，她听到了一段又一段关于遇难者的故事。他们逐步了解了一切，‘每一个细节、发生的地点、发生的经过、被困在安全房间的时间，以及那些人被从窗户射杀或从房子中带走的瞬间’。她说，这些场景让她连续五个晚上都做噩梦。”

　　类似的体验还包括在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游客可以进入一条30米长的黑暗混凝土隧道，这个“沉浸式哈马斯隧道模拟”旨在重现人质的体验。为此，结构内部特意配备了模拟战斗中爆炸的环境音效，以增强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样的纪念方式让人不禁质疑——这些“身临其境”的体验是否真的在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共情，还是在加深对创伤的重新体验？尤其是，当这种体验充满戏剧性和煽动性，是否只是在无意间助长仇恨和复仇的情绪，而非治愈与理解？现实是，纪念活动的目的应是记取教训、警示后人，而不是将悲剧转变为让观众陷入震惊与痛苦的“娱乐化”表演。

　　2月，特拉维夫“人质广场”上展示了一个哈马斯隧道形式的装置。摄影：罗伊·罗克林/盖蒂图片社

　　在已经完成的众多纪念活动之后，以色列的纪念计划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尽管经济危机日益加剧，上个月，以色列内阁还是通过了内塔尼亚胡的一项提案，计划未来投入8600万美元用于纪念10月7日及其后的军事行动。这笔巨资将被用于维护“遗产基础设施”——即受损的建筑物；建造新的纪念场所；设立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节日，以及其他用途。这些举措表明，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将这些事件永久纳入国家记忆的体系之中。

　　而对于那些无法亲身前往以色列的人们，虚拟现实体验则成为替代方案。例如，一个名为“加沙地带360度全景之旅”的虚拟现实项目，带领观众“参观”10月7日遭受袭击的以色列社区。这段35分钟的视频提供了英语和希伯来语两种版本，使观众得以“走进”受灾现场，感受那份沉重的创伤。在一些在线发布的视频中，一名受害者的兄弟引导着摄像机走过袭击发生的房屋，指着地板上残存的血迹，这让观看者体验到了不同寻常的震撼。

　　这种沉浸式的纪念模式并不仅限于VR体验，还有更具戏剧化的形式。例如，“新星”展览成为目前最具争议性和知名度的创伤体验项目之一。这个巨大的昏暗装置旨在重现音乐节的场景，甚至连沙滩、露营帐篷和被烧毁的汽车都被还原得栩栩如生，让人们亲身感受到在迷幻音乐节中突然被恐怖暴力打断的那种体验。展览中陈列的许多物品都是从现场收集而来，这些真实物品的存在增强了体验的冲击力。这场展览目前仍在巡回展出，仅在纽约就吸引了超过10万名观众，其中包括不少政界人士。

　　这些种种活动无不显示出艺术家们对于近期创伤性事件的纪念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以往更为隐晦、尊重私人情感的纪念方式不同whatsapp发的动态，这种直接、震撼的呈现意在通过将观众与创伤直接对接，激发强烈的情感共鸣。通常情况下，纪念作品会更谨慎地处理创伤的再现，以避免对家庭造成二次伤害，也避免令观众产生恐惧，或者对死者表现出不敬。例如，纪念大规模枪击案的作品通常不会将观众置于充满假血、枪声和孩童绝望哭喊声的黑暗高中走廊中，因为这种方式虽然能够激发人们对枪支暴力的关注，却也存在伦理问题，可能会对受害者家属和其他观众造成二次创伤。

　　Filthy Dreams艺术网站近日发布了一篇令人深思的评论，将某新兴艺术展览比作一场篝火晚会与福音派“地狱之家”的奇特混合体——后者旨在通过震慑手段向青少年灌输婚前性行为的危害。这种展览的视觉与情感冲击引起了艺术评论家艾米莉·科卢奇（Emily Colucci）的质疑。她不无讽刺地发问：“我们真的需要站在受害者的瑜伽垫上，才能感受到音乐节上那些人被屠杀时的恐怖吗？跨坐在翻过来的躺椅上，凝视模糊不清的尸体，真的就是纪念死者的最佳方式吗？为什么这里这么黑？我知道10月7日发生了糟糕的事，但我不做这种事。”

　　理解一个事件和亲身经历它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理解意味着保持分析的能力和自我意识，而身临其境则可能带来一种“假性创伤”，如评论中提到的苏珊·索达罗所说的那样。这种创伤状态的危险在于，它可能诱发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背后往往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这些沉浸式艺术体验的受众被鼓励去感受与受害者的“纯粹联系”，将受害者视为善良的象征，而对攻击者则形成彻底的憎恨，将其定性为邪恶的化身。在这种创伤状态中，情感和反应变得纯粹而直接，人的视野因此变得狭隘而封闭，失去了理性思考的余地。

　　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往往不会思考沉浸式体验中究竟遗漏了什么。在纪念10月7日的各种沉浸式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同时，有一个重要的缺失被忽略了——那就是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没有人提及隔离墙另一侧，那些在几十年来被压抑、被扼杀的生命，以及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杀害和摧残的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大量无辜的婴儿和儿童。

　　2024年10月2日，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男子在清晨的以色列空袭中幸存下来，并拥抱了他的妹妹。照片：Haitham Imad/EPA

　　当来自纽约或蒙特利尔的犹太游客试图在诺瓦音乐节的遗址或某个被摧毁的集体农场中沉浸于创伤体验时，他们距离加沙其实并不遥远——近到足以听见以色列炸弹在贾巴利亚和汗尤尼斯的爆炸声，看到升起的浓烟，甚至在特别猛烈的时刻感受到身体的震动。

　　然而，正如玛雅·罗森（Maya Rosen）所报道的，尽管这些震撼如此直接，这些人却仿佛无法听见或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听到的声音。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观察道，这些参与者“深陷于自己的创伤之中，而这种创伤掩盖了战争所带来的更大痛苦”。

　　这些游客和许多体验血腥、沉浸式（尽管是高度选择性的）场景的消费者一样，声称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见证”——这已成为现代纪念活动的流行语。然而，这样的“见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充满模糊不清。

　　当研究大规模暴行的专家谈论“见证”的重要性时，他们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观察方式。这种见证针对的是那些被强权长期否认或压制的事实，是一种对否认的抵抗，同时也是纪念死者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让他们的故事得以流传，更是让他们的精神参与到追求正义的过程中，以此防止未来类似的暴行重演。

　　但并非所有的“见证”都怀抱着这种精神。有时，见证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否认，被狡猾的国家用来为其他更严重的暴行辩护。这种见证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群体的叙事，最终成了一种逃避——逃避去面对这些暴行的残酷现实，甚至成为为其辩护的工具。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见证甚至可能被用来为种族灭绝提供合理化依据。

　　但并非所有的“见证”都怀抱着这种精神。有时，见证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否认，被狡猾的国家用来为其他更严重的暴行辩护。这种见证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群体的叙事，最终成了一种逃避——逃避去面对这些暴行的残酷现实，甚至成为为其辩护的工具。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见证甚至可能被用来为种族灭绝提供合理化依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过去一年里，反战阵营中围绕“哀悼的政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催生出新颖而苦涩的悲伤词汇。许多人，包括文章作者本人，都公开哀悼了在10月7日袭击中遇害的以色列平民，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也指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在舆论系统中被视为“不可哀悼”（借用朱迪思·巴特勒的话来说）。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以色列人的生命被赋予了“预先悲伤”的特权，用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维南特（Gabriel Winant）的话来说，这种生命是“预先悲伤的”，因为他们的死亡已经有专门的机构去处理，并赋予其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在加沙的炸弹中获得的意义。

　　2024年1月25日，游客（大部分来自美国）参观雷姆新星节（Nova festival）的场地。摄影：亚历山大·梅内基尼（Alexandre Meneghini）/路透社

　　黎巴嫩裔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加桑·哈吉（Ghassan Hage）观察到，10月7日之后，“至上主义者的哀悼”逐渐显现。他指出，“与那些常常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不同，以色列的死者是特殊的，他们是需要复仇的死者，是需要提醒所有人，尤其是凶手，他们有多么优越的死者。”

　　这种优越性的哀悼，似乎在强化一种至上的情绪，将特定群体的生命视为更加值得珍视的存在，而其他群体的生命则被轻描淡写甚至抹去。这一过程不仅加剧了双方的对立，也让“见证”的意义变得更加扭曲和失真，最终令真正的哀悼与正义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

　　以色列将10月7日的悲剧迅速转化为媒体和旅游产品，既迅猛又充满“俗气”，但这并非没有先例。类似的情况曾在2001年发生：世贸遗址和911袭击的照片很快被美化，变成了画廊中的展览题材，灾难电影也接踵而至。当时如何纪念世贸遗址的争论几乎立刻展开，游客们也纷纷前往该地朝圣。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如同今天以色列的情况一样，将911事件转化为特定情感（如悲伤、自豪和爱国）的文化产品，正是与美国军方对袭击的猛烈报复同步发生的。在“反恐战争”打响后，美国的文化叙事也在随之改变，各种充满沙文主义的电影和电视剧纷纷涌现，几乎无一例外地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描绘成嗜血的恐怖分子。这种文化氛围为从费卢杰战场到关塔那摩湾监狱的美国暴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正当性。

　　在更古老的殖民历史中，可以找到更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当我与我的同事、技术和文学学者卡维塔·菲利普（Kavita Philip）讨论这项研究时，她鼓励我研究一下1857—58年印度起义后英国艺术创作的热潮。这就像穿越时空的门户。

　　1857年，印度士兵奋起反抗英国军官，这是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暴政的更大规模起义的一部分。起义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军队，包括在殖民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农民和地主。10月7日，起义的声势令目标方始料不及：起义军迅速抵达德里，占领了英国军火库。英国军队以暴制暴，将村庄夷为平地，印度士兵也犯下滔天罪行：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大约200名英国妇女和儿童被扣为人质，最终惨遭屠杀。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出现了一种充满恐怖的宣传艺术，并在整个帝国巡回展出。在素描、石版画和版画中，反叛的亚洲人被描绘成猿猴般的野蛮人或凶猛的老虎，而遇害的英国妇女则像天使或奥菲利亚。最具冲击力的作品是巨大的360度全景图，其中一些带有动态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战场上的场景——这是如今虚拟现实创伤体验的早期低科技版本。

　　当时和现在一样，速度至关重要：当次大陆战火纷飞时，伦敦人可以前往莱斯特广场，花一先令就能欣赏罗伯特·伯福德的全景画《女王陛下的军队与德里士兵之间的战斗》，或者欣赏内纳·萨希布的石版画《考恩波尔的英国妇女和儿童惨遭屠杀》。

　　托马斯·帕克（Thomas Packer）的版画《内纳·萨希布（Nena Sahib）在考恩坡尔对英国妇女和儿童的残忍屠杀》。摄影：托马斯·帕克

　　这些骇人听闻的景象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复仇欲望，也为起义后英国人展开的残酷镇压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这场镇压包括巡回的私刑暴民，甚至将叛乱者绑在大炮上处决，以彰显帝国的统治威严。这次运动最终导致至少十万印度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万人因饥荒和流行病失去生命——这些灾难都是英国报复的一部分。当时帝国士兵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用抖音分享暴行视频，但画家却生动地捕捉了被绑在炮口上的叛乱者的场面，而英国的政治漫画家则绘制了强大的“正义”形象：手持利剑的英国，脚下是被践踏的棕色人种。

　　历史长河中充斥着这样的故事：土著人民因殖民压迫而饥饿贫困，最终奋起反抗。这些反抗有时确实包含了暴行，而这些暴行反过来也为殖民统治者提供了理由，进行更加疯狂的“灭绝野蛮人”式的镇压，甚至上升到种族灭绝的地步。就在一年前，以色列威胁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称他们为“人兽”，反殖民的历史学者如加桑·哈格和沙伊拉·帕特尔便在社交媒体和小型期刊上指出了这种相似之处——无论是纳米比亚，还是明尼苏达州，他们都借鉴了“殖民惩罚性远征”的历史。然而，他们却很少有机会在北美和欧洲的大型平台上分享这些见解。

　　这种缺席令人遗憾，因为这样的视角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理解10月7日及其后续的事件——这并不是为哈马斯的战争罪行辩护，而是将以色列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作为一种引发震惊和羞辱的警示。然而，我们对这些被压制的历史鲜有耳闻。即使是与911事件的明显相似之处，在最初时刻曾引发广泛讨论，也很快便在主流叙事中消失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至少在以色列和西方媒体中，10月7日被直接与另一次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我指的是那些不断将10月7日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的言论。这种类比彻底颠倒了实际的力量对比，将长期生活在以色列围困、非法占领和种族隔离下的无国籍巴勒斯坦人比作纳粹，而将拥有全球最强大军队之一、受到超级大国美国鼎力支持、以赤裸裸的殖民方式扩张领土并明确推行消灭巴勒斯坦人存在的政策的以色列视为受害者。

　　这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叙事，因为在许多以色列人及其支持者的心中，只要“像大屠杀那样的威胁”再次出现，几乎任何回应都是可以合理化的。正如阿卜杜勒贾瓦德·奥马尔所言：“这种殖民式的哀悼将巴勒斯坦人变成了现代的亚玛力人，助长了他们对权力、自治和不受约束的军国主义的渴望。它引发了一场种族化的讨论，将大屠杀的悲痛与愤怒投射到一群原本只是生活在以色列国即将建立的地方的人身上。”

　　在巩固这种颠倒叙事方面，10月7日后的各种纪念艺术和装置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们沿用了大屠杀教育和纪念中数十年来形成的模式和手法。模仿无处不在——从纪念活动中特定语言的使用（“永远不忘”“不再重演”“见证”）到为“体验”10月7日而创造的一系列“沉浸式”机会，这些做法都与纳粹大屠杀教育向超现实沉浸和模拟方式转变的趋势一致，比如从学校旅行到展示犹太囚犯全息图的步入式牛车，再到为小学生发放模拟护照让他们想象自己被押送的经历。

　　各种活动相互交织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提供“加沙360全景之旅”的网站同时也提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360全景体验。巡回展览“新星”展示了在音乐节现场“失而复得”的鞋子，这一安排显然有意为之，许多人很难不联想到大屠杀中的类似展览——如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中陈列的象征六百万犹太人受难的鞋子。“排排鞋子令人联想起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中的类似展品，象征在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人，”正如NBC在报道中所提到的。

　　这种融合现象甚至也延伸到了“黑暗旅游”的领域：一些前往以色列南部的旅行路线如今会途经波兰，停留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可选的预线日，人们在特拉维夫的诺瓦展览上查看“失物招领”表，上面列有从诺瓦音乐节现场收集的个人物品。摄影：Alexi J Rosenfeld/Getty Images

　　为了提醒世人“不要忘记”，有影响力的反反犹太主义运动倡导组织在大屠杀纪念日当天，选择推广了一段在柏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前拍摄的视频。这段“数字艺术作品”让无人机携带着一件沾有假血的巨型运动裤，在象征纳粹屠杀数百万人的黑色水泥板之间漂浮，意在象征10月7日的性暴力。另一部分的无人机则举着一颗黄色的六芒星，旁边写着：“永远不再？”在这幅画面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伤——大屠杀与现代暴力——被视觉上混合，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哀号，仿佛海洋崩溃、世纪交替，权力、民族、历史都在瞬间土崩瓦解。

　　不得不说，这种行为令人费解。但与我在一篇关于以色列近期流行的以10月7日为主题的文身文章中看到的细节相比，这也还算不上最奇怪的。《哈达萨杂志》引用了一位纹身艺术家的话，他提到有顾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想将袭击的日期“1072023”设计成奥斯威辛集中营囚犯的编号，极具冲击性地融合了不同创伤符号。

　　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本应为后代保护大屠杀记忆的重要机构也参与了这种混淆。以拥有大量大屠杀幸存者视频证词档案而著称的Shoah基金会，今年甚至新增了一个全新的类别：“10月7日幸存者的采访”，将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与现代冲突联系起来。此外，今年的奥斯威辛“生命游行”活动中，组织者特别邀请了“在10月7日袭击中幸存的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试图在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建立某种象征性的联系。

　　类似的事件促使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备受推崇的创伤记忆与纪念研究学者玛丽安·赫希撰写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质疑大屠杀研究领域中的同事们——这种基于将创伤记忆代代相传的纪念方式是否真的明智。赫希将这一过程称为“后记忆”的产生。在一次采访中，她告诉我，纪念创伤历史的方式，确实可能有助于鼓励集体愈合、促进跨越分歧的团结意识。然而，对于某些群体中的政治行为者来说，愈合却并不是目标——对他们而言，保持创伤的存在，甚至让它持久化，反而更为有利。她提到：“大屠杀研究最初的重点是如何让伤口始终保持开放，尽可能真实地传递创伤。这种做法将反犹太主义描绘为一种无法撼动且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一种独特的仇恨——拉比兼学者Shaul Magid称之为‘犹太悲观主义’。”

　　赫希指出，这种方法与大屠杀的记忆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有很大关系。以色列的建立被视为从大屠杀的毁灭中“救赎”出来的结果，这种观念在犹太学校、夏令营、犹太教堂以及“生而拥有”的以色列之旅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有‘祖国’才能治愈创伤。”然而，这也意味着，当“祖国”受到猛烈攻击（如10月7日的事件）时，那些由电影、博物馆、回忆录和恐怖故事植入的创伤记忆都会涌现，令威胁感无处不在。如果大屠杀的威胁真的随时可能重演，而以色列是唯一能够阻止这一切的保障，那么这种叙事就会为以色列的任何行为提供借口——而过去的12个月，这种可怕的借口通过无情的行动得到了体现。

　　作为一名学者，也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赫希对这种历史混淆深感不安。她认为，将纳粹工业化屠杀的规模与哈马斯一天的屠杀相提并论，只会“淡化大屠杀的严峻性”，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不敬，从历史上看也是完全错误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叙事是自相矛盾的：以色列的国家理念宣称它是唯一能够保障犹太人在面对仇恨时的安全之地，而这种仇恨被描述为一种人类心理中的原始力量，随时可能以种族灭绝的方式爆发。尽管10月7日的袭击确实残酷，但它并没有对整个以色列或犹太人构成种族灭绝的威胁。那么，为什么以色列要通过这种使其看起来不如实际那样安全的叙述来削弱其核心使命呢？

　　有一种理论认为，以色列建国的核心创伤在于，巴勒斯坦人被迫为欧洲的罪行付出代价——用他们的土地、家园、自由和鲜血偿还。许多巴勒斯坦学者和政治领袖，如哈南·阿什拉维和约瑟夫·马萨德，将此称为“持续的大灾难”。然而，如果巴勒斯坦人被描绘为新纳粹，甚至比纳粹更恶劣（正如今年所听到的那样），如果10月7日被视为大屠杀的延续，那么这一叙事便被扭曲成了一种历史的翻版。换句话说，以色列可能并没有它长期声称的那样安全，但通过这种逻辑，它在政治上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安全感——即这种叙事使它看起来不再是建立在种族清洗这一罪行之上的国家，而是一个为了自我保护而行动的民族。这种危险的混淆在去年12月达到了顶点。当时，以色列北部梅图拉委员会的负责人大卫·阿祖莱在接受以色列广播节目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加沙地带及220万巴勒斯坦人的看法。他提议以色列海军将所有巴勒斯坦人运送到“黎巴嫩海岸，那里的难民营已经足够多”，同时让整个加沙地带“像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被清空并夷为平地”。他甚至说：“让全世界都看到以色列的作为，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让所有人都看到加沙无人居住，因为10月7日某种程度上是第二次大屠杀。”

　　这一言论甚至引发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的公开回应，称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号召，呼吁在此时此刻进行新的种族灭绝，这种做法令人震惊。纪念馆通过社交媒体回应：“大卫·阿祖莱似乎希望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墓地的象征用作某种病态、可憎、伪艺术的表达。他所呼吁的行为违反了所有民事、战时、道德和人道主义法律，听起来像是在号召新的奥斯威辛式的大屠杀。我们真诚希望以色列当局对这种可耻的滥用行为做出回应，因为恐怖主义绝不能成为对恐怖主义的回应。”

　　然而，以色列当局并未对阿祖莱的煽动性言论作出否认。也许是因为，尽管阿祖莱的言辞激烈，但他所描述的正是以色列政府自10月7日以来的行动：用过去的种族灭绝为当前的种族灭绝辩护——与此同时，其支持者还通过艺术、电影、虚拟现实、黑暗旅游，甚至是时尚，将以色列的创伤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

　　玛丽安·赫希称这种由官方军事化操控的纪念方式为“纪念性记忆”。但她也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将某些与之对立的纪念行为称为“反记忆”——这些往往是从底层涌现的悲伤和哀悼表达，通常伴随着对正义、集体治愈与变革的追求。尽管这些“反记忆”的纪念活动常常被主流叙事的巨浪所淹没，但它们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未来几天，当世界上更多人认识到尽管存在令人痛心的双重标准和危险的武器化，但悲伤是一种强大而顽固的情感，需要有一个出口，需要集体的抚慰。

　　因此，基布兹居民将在他们的墓地举行私人仪式，为人质祈祷；而IfNotNow，一个由进步犹太青年组成的组织，也在美国各地集会，呼吁武器禁运、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以及释放所有俘虏。他们的口号是：

　　他们认为，悲伤与共是唯一出路：“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够多了，我们的心也足够宽大，可以为每一个被夺去生命的人——无论他们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感到悲伤。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需要彼此：

　　2023年10月18日，犹太和平之声和“如果现在不行动”组织的成员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内举行抗议活动，呼吁停火。摄影：Alex Wong/Getty Images

　　在希望成为现实之前，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充满痛苦的局面。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杰出组织Zochrot一直致力于帮助人们理解历史的复杂真相，尤其是以色列建国与巴勒斯坦民族悲剧之间的紧密联系。Zochrot的工作让我们认识到，以色列的胜利和救赎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和被迫流亡的“大灾难”（Nakba）不可分割。二十年来，Zochrot默默地开展教育，带领犹太裔以色列人参观那些被摧毁、被遗忘的巴勒斯坦村庄，分发替代性的历史地图，举办各种课程和研讨会，努力呼吁实现“这片土地上所有居民和所有难民的共同未来”。

　　在希伯来语中，“Zochrot”的意思是“铭记”。这种“铭记”不同于那些以纪念之名再度造成创伤的行为。真正的铭记，是对破碎的记忆、对支离破碎的历史重新拼凑，以求达到完整。它意味着重新认识这片土地，重新认识那些被驱逐出这片土地的人民。它还意味着重新审视历史中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真相——比如早期的殖民地种族灭绝，以及它如何影响和塑造了后来纳粹大屠杀的发生，而大屠杀又成为以色列建国的核心动因之一。这种审视并不仅停留在过去，也指向了现在：当下以色列的暴力行动，尤其是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早期殖民地“惩罚性远征”的遗产，而这些远征将艺术、集体记忆与悲伤都作为一种武器来操控和利用。

　　这种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线索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屠杀学者迈克尔·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所称的“多向记忆”。“多向记忆”不是线性的，不是某个群体独享的痛苦，而是将不同群体的痛苦、创伤和历史交织在一起，从而让我们能够在回顾和反思中重塑未来。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重新整合工作，但它提供了一种摆脱当前这种日益无休止的种族灭绝循环的希望。

　　然而，这种工作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女权主义学者娜德拉·沙尔胡布-凯沃尔基安（Nadera Shalhoub-Kevorkian）曾形象地描述过巴勒斯坦人所面临的现状：这是一场直接而残酷的“肢解的灾难”。

　　，人们继续走出家门聚在一起，为死者哀悼，因为他们知道，再多的葬礼也无法让他们幸免于以色列的下一波屠杀。作者简介：娜奥米·克莱恩是《卫报》美国专栏作家和特约撰稿人。她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气候正义教授兼气候正义中心联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