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礼是民国年间负责具体馆务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馆长之职在蔡元培去世后由他继任，他还兼过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长期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二十余年里，袁同礼创办中、英文《图书季刊》，影印珍稀古籍善本，利用各种渠道积极扩大馆藏，在南京建立工程参考图书馆，组织各种地区性和全国性图书馆协会的活动并加强国际交流，对那段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可以说无人可及。

　　诚然，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建立公共图书馆并请缪荃孙（1844-1919）筹建江南图书馆、出任总办，功莫大焉。缪荃孙稍后又于1909年创办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并任正监督，但是真正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奠定其国内至尊地位的馆长还是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和图书馆学专业训练的袁同礼。钱存训称“在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一位有口皆碑、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钱存训著《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商务印书馆，2009年，页237），这是恰当的评价。2010年国家图书馆召开“袁同礼纪念座谈会”，同时出版了《袁同礼文集》《袁同礼著书目汇编》和《袁同礼纪念文集》（收有李文洁《袁同礼年谱简编（1895-1949）》）。袁同礼从1949年年初赴美直至1965年病逝，无法与国内保持正常联系，但是他非但没有中断图书馆的工作，还在文献目录学上做出令人钦佩的巨大贡献。现在与袁同礼相关的论文已经很多，但是学界迫切希望更全面地了解这位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雷强撰写的《袁同礼年谱长编》首次披露了袁家珍藏的大量书信，利用了众多海外档案，所辑录的事项基本完整反映了袁同礼的生平事迹。它涉及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以及文物考古、欧美汉学等多个领域，必将受到广泛的关注。

　　中国现代的图书馆事业是在国际交往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晚清新政后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以西学东渐的潮流为助力，正在中国悄悄出现。美国女传教士韦棣华（Mary E. Wood，1861-1931）1899年来华，不久就投身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文教事业，她先在武昌昙华林文华学校阅览室基础上扩建馆舍，1910年创设向社会开放的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编目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1921年她又创办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院系调整时并入武汉大学），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重镇，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就是该校毕业生，而以韦棣华命名的基金会至今仍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向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正是由于包括韦棣华在内的一些美国友人的请愿，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余款退还中国（赔款部分已退还，用于设立游美肄业馆，即清华大学的前身）。1924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在北京成立，负责管理并支配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中基会惠及面很广，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项目是扩张北京图书馆，这一决定也在苦于派系斗争的教育界引发了一些不很令人愉快的言论（详见鲁迅《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97-209；此文作于1926年1月3日）。民国年间中国的文教事业得益于中基会甚多，可惜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界似未有专著问世（中基会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迁台，但董事会年会常在美国召开。胡适多年参与中基会的工作，曾任董事长）。

　　1931年6月2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新厦（即现在的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落成典礼，与会人士对未来充满期待。来宾纷纷在馆前大院新立的石碑前驻足，碑上镌刻了蔡元培所撰《国立北平图书馆记》（钱玄同书写），叙述该馆缘起和沿革。这栋巨厦附设发电机房，规模当时在亚洲各国的图书馆中居于第一，从设计到建造，资金全部来自中基会。蔡元培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在盛典上报告创办经过，继而由蒋梦麟等人代表各界致辞、演说，最后致答词的是负责日常馆务的副馆长袁同礼。此时袁同礼年仅三十六岁，已在全国的图书馆界确立了卓越的声誉。收入《袁同礼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就是他在那次落成典礼上的致辞。他说，民智之通塞，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相为表里；平馆新厦落成，“其志在成为中国文化之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以一洗往日艰閟之风”。“艰閟之风”四个字，是对传统私家藏书楼的婉转批评。平馆是国际合作的结晶，它将致力于国际交流：“中外大通，学术界亦不闭关自守，……吾人深愿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国家图书馆编《袁同礼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3页）这部《年谱》中收有数以百计的袁同礼与国际同行尤其是美国图书馆界以及几个著名基金会人士的英文来往信件，它们都是他在尽力“通中外图书之邮”的见证。袁同礼的这种能力是以往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江瀚等学界耆宿所不具备的。

　　1931年9月2日，袁同礼以国立北平图书馆执行馆长身份向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赫伯特·普特南（Herbert Putnam）补寄新馆舍开馆仪式之英文请帖

　　平馆新楼落成前一个多月，蔡元培撰《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一文，特意指出新型的图书馆应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

　　我国人天性，最喜聚书，自汉之“天禄”，隋之“观文”，直至清之所谓“四库”，以帝王之力，广搜秘籍，首先提倡，士大夫闻风兴起，……明清之际，尤为显著。……惟此等藏书，皆为贵族所专有，仅绝少数人始得阅读。又管理之法不良，而保守之力有限，卒之或付劫灰，或致流散，深为可惜。

　　至于为平民谋便利而设图书馆，则最近数十年学制革新以后始有之。而韦女士之创办公书林，恰当其时。以多量之热心，作相当之助力，购置中外书籍，部居分别，灿烂秩然，招引观众，予以阅读便利及鼓励其兴趣。又以图书馆为专门之学，设科讲习，远道之来请益者日众。此其裨补学界，有潜滋暗助之功，正吾人所当感谢者。（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523；韦棣华当时是图书馆界的楷模，为纪念她来华三十周年，袁同礼与任鸿隽、周诒春于1930年4月22日共同发起募捐，见《年谱》）

　　显然，平馆应该以更大的规模、在更高的层次上“裨补学界”。平馆英文名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由于有中基会资金保障，图书馆界对它寄予厚望也是势所必然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筹设中央图书馆（由蒋复璁任馆长），抗战复员后有几年经费稍多于平馆，但是北平在文化上的地位非南京可比，平馆又继承了京师图书馆的馆藏，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地位不容置疑。

　　平馆既然以中基会为后盾，自然与美国图书馆界的联系也特别紧密。五四运动前后，由于韦棣华的资助与推荐，或受她的影响，我国有志于图书馆事业的青年才俊如沈祖荣（1883-1977）、戴志骞（1888-1963）和洪有丰（1892-1963）都是去美国留学，袁同礼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北大预科毕业后，他应清华教务主任王文显之邀任清华英文兼图书助理，一度代理清华图书馆馆务，1920年赴美留学。

　　袁同礼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五四一代的精英。他编《清华周刊》，参与创立少年中国学会，曾邀请归国不久的胡适参加清华学校白话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又在学校图书馆代售《新潮》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编辑的《科学通论》。他结交各种人物，倾听各种声音。1918年7月30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当英文教员的孟宪承在信上流露出担忧：“《新青年》在南方销路颇好，将来在文学中必成一绝大势力无疑。惟数先生骂人皆极痛快，不肯容纳丝毫异己者之思想意见，以视西洋大学者之风度，似尚不逮耳。”五四学潮过后，傅斯年很快意识到必须厚积实力。他经考试获山东官费留学资格，即将赴英，这些文字出自他1919年8月26日致袁同礼的信函：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不过看看过去的各般动机，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所以我所盼望的，还是思想界厚蓄实力，不轻发泄。清华学生的sociability[按：好交际、合群，下文方括弧内均为笔者按语]实在是改造中国的一种好原素，若再往精深透彻上做上几步便可为学界之冠。你是清华的职员，又曾是大学[北大]的学生。若把大学的精神输进清华，或者“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了。——这是你的责任。

　　……以后当发奋读书，从学问上的abc，一步一步做起！我回想以前，颇有些对你抱愧的地方，但是毕竟是最好的朋友，希望以后精神上时时会通！

　　袁同礼应该深有同感。对他来说，“从学问上的abc，一步一步做起”就意味着尽职学好图书馆的业务。

　　袁同礼留美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勤走勤看勤学（回国借道欧洲），参加各种图书馆协会的会议，广交朋友，而且密切留意国内消息。这时他就显示出极强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傅斯年在信上用sociability一词夸奖清华的学生，其实这是袁同礼典型的特点。袁同礼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游美已经展露了善结交的特长。从拜访正在美国巡回演讲的泰戈尔，邀请他访华，到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促成该馆向北大寄赠书目卡片等一系列活动莫不体现了他“学术界亦不闭关自守”的理念。1922年9月3日，他从华盛顿致信蔡元培，缕述档案整理的全部流程，其中包括档案的去取、分类、编目、索引和装订修补python国外ip代理服务器。他在美读到沪报登载的一则消息，历史博物馆所存清代内阁档案已拨归北大，立即向蔡元培进言。他指出，中国传统图书以经史子集分类，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建设必须博采众长，考虑合适的分类法，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编目亟需改革：“宜用3×5寸之纸片。我国编目，往往用红格本，笨拙极矣。亟须采纸片式之目录（Card catalogue），俾先后部次，随时便于更动。”至于目录格式，“大致可参照美国图书馆协会编定之条例（A. L. A. Catalogue rules），稍予变通”。古籍的索引，“必须采互注之法[即英文的cross reference]，以便稽核”。在组织架构、人员分工和工作流程诸方面，他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最后他写道：

　　查文明各国，各设有档案局，关于史料之片纸只字，靡不罗而庋之。……我国历代储藏，图书尚无妥善之法，遑论档案。史迹之湮亡，云胡可量。今幸有清内阁档案拨归北大整理，深于整理方法，稍予注重，阅览规则，亦须妥为厘订。一俟政治入于轨道，宜采英国制设立档案局。此与文献之考证，学术之进步，影响甚巨，皆赖先生之硕画鸿筹，始能有望于成焉。

　　1921级、22级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员与教员合影，第一排右三为袁同礼先生（袁同礼家人授权使用）

　　蔡元培此时已大概意识到，袁同礼回国后堪当重任。从郑天挺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辑，1952年）写的长序（作于1951年）来看，北大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后改明清史料整理会）1922年7月2日就公布了整理计划，袁同礼回北京后参与这些档案的整理也是题中应有之事。郑天挺在序末提及的人士中，就有他的名字。以袁同礼的标准，这部史料的编辑还是留下诸多遗憾。

　　北平图书馆新厦落成典礼举行后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件”，从此华北政局不宁，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运，平馆的善本如何安全转移，自然也提上日程。《年谱》中很多篇幅涉及善本装箱南迁的复杂过程。钱存训的《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运美迁台经过》一文（钱存训著《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商务印书馆，2009年，页64-75）对此有较为精要的叙述，但是远不及《年谱》中的记载详备，比如行政院和教育部的态度、费用问题均告阙如。好在《年谱》从相关各方搜集到了更多档案史料，譬如大陆学界鲜有人涉猎的詹森（Nelson T. Johnson，1887-1954）大使档案，在此不得不称赞雷强的眼界和执着。这批古籍冠以美国图书馆新购图书之名，自1941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分批从上海运出，辗转送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会图书馆，1942年春在胡适的协调下全部归于后者代存。平馆善本南迁及运美是平馆在抗战期间保存中国文化典籍的重要事件，袁同礼先生作为主要筹划者和实施者之一，其坚毅和果敢让人钦佩。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要馆员合影，左一为王重民、左四吴光清、左五为恒慕义、左六为房兆楹

　　郑振铎先生发表于1937年的文章《失书记》里说到个人藏书的损失，不禁感叹：“北平图书馆的所藏，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乃至无数私家的宝藏之图籍还不是全都沦亡了么？”（郑振铎著《西谛书线）但是战事乱象的演进方向，也往往在意料之外。1945年11月12日，袁同礼由上海飞抵北平，作为政府代表接收北大图书馆并代任馆长。北大图书馆在沦陷期间图书非但并无散失，反而以四十万元之价购得李盛铎藏书，大大丰富了馆藏。第二天他召集平馆全体馆员训线日呈教育部文：

　　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经伪新民会强行提去政府出版品及俄文书籍一部份，除已函达北平市市党部请予清理归还外，其他留平之善本图籍、《四库全书》及普通中西文图书均幸无残佚毁损，房舍器物亦尚完好。

　　这是幸运的，《年谱》中也不乏书厄。1941年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全境，不久香港摩罗街书摊出现大量图书，据香港中文大学马鉴档案，1942年2月10日袁同礼赴马鉴宅，“告知摩罗街书摊状况，后二人同往该处，见各摊陈列之书均系乱时匪徒自官署、学校或私人寓所劫掠者，现普通书以重量贱卖，善本则散见于各摊，极难配全，且索价甚昂”。这些“匪徒”乘乱打劫，类似的不幸事件在抗战时期并不鲜见。

　　袁同礼与年轻一代的图书馆学学者、目录学家王重民（字有三，1903-1975）的通信最为感人。敦煌学在袁同礼心目中地位极高，向达（字觉明，1900-1966）和王重民在伦敦和巴黎整理敦煌文书，也是受平馆的委托拍微缩胶片，王重民更是时时向袁同礼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和想法（近年来英法俄等国所藏敦煌文献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此时此刻，更应怀念王重民和向达两位敦煌学先驱）。他后来赴美，在海外生活十三年，1947年归国时内战已经爆发。1948年12月21日，袁同礼与梅贻琦、李书华、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人飞南京，离平前请王重民代理馆务。王重民屡以长信告“愁怅失眠”，此时北平已经被围，“北大存粮，尚够两个半月之用”。北京和平解放，对爱护故都古建筑的人士来说，也让人心安（马衡、袁同礼、胡适、谷锺秀和梁思成在1948年3月28日联名呈文，呼吁维护文物建筑）。1949年2月20日，平馆驻沪办事处的李芳馥写信告以货币贬值的惨状，然后说：“绝望之下，只祈求早日解放也。”上海图书馆1952年7月开馆，李芳馥任馆长。

　　1949年至1951年，北京图书馆馆政废弛，王重民、赵万里、毕树棠等人写信劝袁同礼早作归计，但是袁同礼做出了他自己的判断，留在美国，先后服务于斯坦福研究中心的胡佛研究所和国会图书馆，继续个人的学术事业。过了一两年，海外通信服务中断。1954年9月10日，袁同礼为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钱存训提供新的秦汉书史线索，通信中一段语气沉重：

　　一九五一年长沙发掘系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一九五二年五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则由湖南文化管理委员会主持，当时发掘596坟墓，雇用一批职业盗墓人，从事于粗率的发掘，因未采用科学方法，以致历史文化遭到破坏（见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光明日报》）。两机关之发掘报告迄未出版，但内中关于秦汉书史之资料甚多。吾兄可函托森玉、西谛两兄设法搜集（西谛任文化部副部长）。弟曾函询王有三及曾昭燏（南京博物院院长）、贺长群（南京图书馆馆长）、向达诸人，均无复音，想由大陆寄信到英亦不易也。

　　说到发掘之粗率，值得一提的是，袁同礼1936年夏末奉命赴洛阳等地考察，并于10月14日撰写一份报告，其中提及：“近十余年来，出土古物以铜器、陶器为大宗，土人以大利所在，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作为探试地层之用。……查洛阳盗墓无月无之，而以秋冬为尤甚。盖本地农人多有盗墓者，秋收后禾苗尽去，不致妨碍农作物也。”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始于后魏，但是考察时“千佛洞，全部佛头无一幸免。……民国二十二年，钱王倬著《洛阳名胜记》，各洞佛像尚多完整，今则满目疮痍，盖被毁程度以近三年为最烈也”。民国年间统治程度之低下，由此可见。

　　《年谱》中胡适的名字出现最为频繁。胡适考证《水经注》（为戴震辩白），经常请袁同礼代查资料。两人在海外，始终关注着大陆所出新书和知识界状况。1953年3月袁同礼寄胡适《明代农民革命史料》（应该是《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郑天挺、孙钺等编辑，开明书店，1952年）和《傀儡戏考原》（孙楷第著）。胡适5月7日复信，他想到的并不限于李自成：

　　大概明末的“流寇”不是完全没有意识的暴动。我在一部清初小说《豆棚闲话》里发现一首“流寇”军中流行的“西调”：

　　这是很有力量的呼喊。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动乱，多少总带一点革命性质。罗思华的自传里说白莲教原名“百连”，即“一连十，十连百”之意。可见十八世纪的“教匪”也是有组织的一种运动，不幸史料毁的太干净，我们竟不能考知十七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年的“白莲教”的信史了。（胡适信中所引“西调”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豆棚闲线日，胡适覆袁同礼函之首页

　　胡适肯定记得发生在1944年（甲申三百年）的论争，近十年时间过去了，他依然反对暴力，但是他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即对自己是否正确不那么自信的精神，自然也是一种尽力从别人视角观察世态的精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美国看中国，势必与在中国内部看中国是有所不同的。《年谱》中这段时期的诸多记述会让我们产生异样的感觉，也许多一种或数种视角有利于加深对自身历史进程的认知。五十年代中期大陆批判胡适，而袁同礼组织筹划了《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下册，1956年12月和1957年5月作为史语所集刊系列出版。这是一种反向的互动，而大陆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胡适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季羡林在作于九十年代末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表达的敬意并不纯粹属于他个人。

　　《年谱》中可以摘引的内容实在太多，有心的读者自可发现无数现当代文史方面的珍宝。“卢沟桥事变”后各大学往内地迁徙，路线时常临时改变，如西南联大师生从沿海地区赴云南，原来可以从香港搭船到越南海防，坐法国人建的窄轨火车直达蒙自或昆明，但是在1940年6月和1941年9月，龙云奉中央政府之命炸毁滇越线上的河口大桥、白寨大桥和隧道，以防日军利用，于是从海防北上云南的通道中断。近二三十年来，抗战时大学弦歌不辍的故事很受欢迎，但是对办学的细节，大家不甚了了。当时西南联大等国立、私立大学所需的书籍和实验仪器，大都是在印度通过英国机构购买的。二战时期的印度并未被日本全部占领，英国的殖民统治机器与盟军的指挥体系有效合作，依然运转。滇缅公路、中美合作的中印公路（也称史迪威公路）的修筑以及驼峰航线的开辟是抗战史中伟大的一章，无数物资给大后方输入抵抗的能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袁同礼主持的平馆曾帮助过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和顾立雅（Herrlee G. Creel，1905-1994）等人，与美国汉学界友情深厚。1942年年底到1943年春，袁同礼与来华调查的费正清共同撰写“中美文化关系备忘录”，拟资助中国学者，他们还在蒋廷黻家开会讨论救助中国学者的具体实施方案。我们的抗战记忆还需要这部《年谱》中相关的材料来充实。

　　1948年下半年，平津国立各院校长每个月都举行谈线日还出席由胡适和梅贻琦为召集人的平津唐东北等地国立十七院校长谈线日与梅贻琦、李书华等人飞南京。从此之后，这一共同体很快就因时局的发展而分裂，“南渡北归”，不相往来，这是最可感叹的。他们即使能在异国见面，也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阻隔。1951年11月，以丁西林为团长的中国文化访问团赴印，时任印度德里大学中央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的查良钊（西南联大教授兼训导长）见到团员中有冯友兰等联大老友，站起来想打个招呼，冯等起立走出，避之若浼。1962年4月27日陈源从伦敦致信袁同礼，提及一年前竺可桢夫妇应英国皇家学会之邀来此访问：“藕舫夫妇去年来英，弟初无所知，偶闻人言，设法探听，在其离去前会谈一小时。据云彼等到英时，曾与该方使馆说明，有亲戚在英，希望一晤。虽已获准，尚未排得时间也。匆匆一见，未能详谈。”竺可桢是陈源妹夫，1940年他与陈汲在重庆结婚时陈源即坐在主桌。

　　1963年1月27日，洪有丰（字范五）在上海去世，袁同礼撰文纪念，表达了他对后辈的希望：“惟望从事图书馆事业者，能用科学方法输入新知，并能致力于工具书之纂辑，以完成范五之夙愿，而应学术界之需求，此则余殷殷企望者也。”洪有丰的夙愿，也是袁同礼自己的夙愿。袁同礼去国后不能与老友互通音问，但是他们热诚提供服务，在精神上始终息息相通。罗家伦任台北“国史馆”馆长时一再请袁同礼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找抗战史料，他在1961年5月24日的信上禁不住说：“此种麻烦事劳兄不断费心，不安之至！好在为学术的热忱，是兄胸中不断燃烧的光焰也！”这种“不断燃烧的光焰”也在《年谱》中闪亮。

　　雷强在国家图书馆一直忙于各种展览的策划、布撤展工作，并不属于馆内某一研究部门，但是他致力于袁同礼年谱的编撰，十年如一日，终于完成这么一部多卷本的书稿，应该庆贺。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现当代学人年谱、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卷帙浩繁，令人生畏，然而雷强博采群籍，相互参证，不时指正前人之失。例如：1918年3月15日李大钊携北大图书馆事务员四人去清华学校，同行的有图书馆庶务段宗林，但第二天的《清华周刊》在“校闻栏”登载这段消息时将“段宗林”错排为“段宋林”。《年谱》中七百余条注释，都体现出他的精细。海外图书馆的档案，雷强也竭力访求。考释和系年容或有个别值得推敲之处，相信《年谱》出版后图书馆学领域和史学界的大雅君子还会讨论书中呈现的挑战性问题。

　　我和雷强相识已有十几年了。他的硕士论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跨界撰写了很多现代文学和学术史方面的考释文章，有的难度极大，如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的《钱玄同与赵元任往来书札十一通考释》（钱玄同用拉丁字母写吴音的信件）。雷强使用不论保存在何处的民国史料，已经达到了驾轻就熟的程度。他像奥运会上符合标准的一位业余爱好者（amateur），保持了纯粹的热爱之心，赛出了比职业选手（professional）更好的成绩。袁同礼在他的英文信件中数次使用“a labor of love”这一短语，我想，这部《年谱》也配用“爱的劳作”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