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数据公布，610.6万的结婚对数，创下近40年来新低，比2023年少了将近160万对。

　　广东这几年一直在领跑全国的婚育数据，其中粤东的潮汕地区则是很多人印象里，广东的“生育冠军”。

　　但过去五年来，整个潮汕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了1/3以上，特别是潮州，2023年只生了2018一半数量的孩子。2024年潮汕各个城市的结婚登记对数，更是全省倒数。

　　潮汕在婚育数据上的急剧变化，让它成为我们观察当代青年婚育观转变的一个样本。这次我们采访了十二位潮汕青年，从他们那儿或许能窥见这一代潮汕人的不同选择。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所示，广东省的出生人口高达103万，超过了江浙沪的总和。广东只占全国8.9%的常住人口，却贡献了11.4%的出生率。

　　这其中，离不开粤东潮汕地区的贡献。广东省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前五名——东莞、汕头、佛山、广州、揭阳中，潮汕占了两席。

　　很长一段时间，潮汕的生育率都维持在高位。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粤东出生率为12.6‰，远高于全国的7.52‰，也高于全省11.1‰的平均水平。

　　不过变化来得也很快。在24年婚育数据上，潮汕的各个城市，结婚登记对数都跌出了全省前七，同时在生育率上也低于广州、深圳以及粤西的湛江，只是高生育的刻板印象依然没变。

　　当潮汕在频频因为英歌舞、“拜老爷”的传统文化魅力而出圈，在传统的另一面——宗族观念强、重视子嗣传承、“多子多福”，这些潮汕人坚固的价值，是否正在被当代潮汕青年所击穿？

　　她从小生活在市区，成长于市场化浪潮的洗礼下，接受相对开明的教育，因此对“多子多福”的叙事已经厌烦。她自己并不排斥小孩，目前对婚姻和生育都没有向往。

　　1990年生的汕头女生安可，年少时生活在小镇，毕业后她在汕头生活。她是一个明确的不婚主义者。

　　Coral在潮汕长大，在广州读大学、就业，曾短暂回乡工作一年。她在婚育议题上属于中立派，会考虑因为想要一个女孩而结婚。

　　通过组建家庭来营造小共同体是李钰和肖雪的想法，她们都喜欢小朋友，倾向于把生育看做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方式。

　　橘子已经订婚，她身边倒是有些朋友表示想生男孩，并不是因为觉得男孩比女孩好，而是为了以后能够减少亲戚催生的压力。

　　某种意义上，生男孩在潮汕一直是一种执念。柏麒家有三个孩子，他是哥哥，有两个妹妹。父亲在有了他之后，原本还想再要一个男孩，结果母亲生了个女儿，父亲很喜欢这个女儿，就留了下来。阴差阳错，柏麟则是跟太太很想要一个女儿，结果生出来是个男孩。

　　作为家中的二儿子，35岁的汕头澄海人杨振在大学毕业后，去欧洲学人类学，之后留在巴黎定居、教书，也是名“不婚者”。每年过年前后他会回到老家村里，一年一度的返乡是他的“田野观察”时刻。

　　“与市区相比，农村地区在观念和个人抉择的压力上都会更保守。”在杨振看来，这种保守不完全是经济差异导致，“在村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不一样”。

　　催生，特别是生男孩，“是一个从社会到家庭，层层压力传导的结果，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被个人高度内化的选项”。

　　杨振的父母一直在村里开一间“祖传下来的”中药铺，“就像《俗女养成记》里那种，老街，老铺子，我们全家就住在药店的楼上。”

　　这是村里一个特别的公共空间，也是信息交流的场所。“昨天就有人来给我介绍对象。你几乎无法避免亲戚、邻居来聊天、见你，自然就会谈到‘催生’的话题。”

　　在杨振看来，从父辈到这代潮汕男性，特别是长子，大部分人无法摆脱这种“传宗接代”文化，甚至不会去做“摆脱”的设想，“比如我哥，他会觉得这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杨家的这份重担由杨振的大哥来承担，他目前育有一男一女，在市里的中学做体育老师，这让每年只是短暂归家的杨振获得一份相对的轻松。

　　对于今年31岁、原本是独生女的大头而言，“生男孩”意味着一场陡然的家庭变故。她在汕头的一个体制内家庭长大。九十年代的潮汕，恐怕只有公务员无法躲避计划生育，大头的父亲只好暂时压抑了自己想生儿子的愿望。

　　大头上高中时，父母离婚，父亲再娶，生下一个比大头小18岁的男孩。“他那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已经40多快50了，我觉得他是专门要的。”得知此事的大头已经考上华南理工大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可能（在父亲那儿）女儿还是没有儿子重要，即使他的女儿已经考上了华工……”

　　重男轻女的根源是宗族观念。在潮汕父辈看来，每个宗族都需要一个儿子在祠堂里拜祖，族谱才能续写下去。处理白事时，需要一个儿子抬香炉。

　　在安可的观察里，汕头市区跟一线城市的观念较为接近，家庭会更平等地对待子女。而在县区和乡镇地区，像潮阳、澄海、濠江，重男轻女的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宗族氛围浓厚，女性地位较低，家庭中的女性多是家庭主妇，甚至汕头市潮阳区有女性必须生儿子才能领结婚证的习俗。

　　不过在杨振的观察中，因为年轻一代的不断出走，现在宗族文化也在变，但“可能不是解体或者消失那么简单”。

　　“以前村里、家族，拜神、祭祖，一年各种活动能有几十场，现在减少到快个位数了。”年轻人都去市区以及更远的大湾区了，随着大家回乡的频率越来越低，祭祖也有了新方法。

　　“现在我们这里很多人会把祖宗的骨灰带一点点去庙里，所有人的骨灰都放到同一个香炉里去供着，再由庙里的师傅到了固定的时间统一帮大家‘代理’祭拜。”

　　对许多潮汕人来说，妈妈是一个家庭里最不能缺的大人物。妈妈被视作奉献者而得到礼赞，妈妈也因为太辛苦而被子女同情。

　　小羽警惕这一套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潮汕妈妈奉献叙事”。为什么一定要是妈妈奉献，而不是爸爸？为什么在潮汕家庭里普遍存在多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搭配？如果牺牲自我是赞美的前提，如果大家一边赞美妈妈，一边又参与对妈妈的剥削，这种赞美究竟是真诚，还是在维持一套古老的秩序？

　　大头把“潮汕妈妈”视为维系潮汕传统家庭的关键。一个标准的“潮汕妈妈”每天会给家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专属早餐，“我小时候以为天下所有的妈妈都是这样的”。大头结婚后不愿再像妈妈那样，“找男朋友的时候，我专门要找一个会做饭的。”在她看来，当一个女性选择不做“潮汕妈妈”之后，绝大多数所谓“潮汕传统”都会从家庭里消失。

　　这其中的原因是，围绕宗族进行的祭祖和拜神、族群内的活动，也是由“潮汕妈妈”来承担。杨振介绍到，“男性一般负责实际事务，比如对族人的帮扶。而文化层面的、仪式性工作反而是外姓的媳妇在做。”比方说：过年过节要祭祖，需要女性做粿、叠纸钱……种种繁复工作使得潮汕女性跟男性的回乡体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很多时候“潮汕妈妈”从头忙到尾，却未必得到家人尊重。潮汕女生阿宁分享了一个身边的例子：“一位邻居过年时忙到忘记吃降血压药，脑出血直接进了ICU，可丈夫消极应对，最后想筹款治疗，医生说错过手术时机，女人至今未醒，丈夫却不乐意把她接回家照顾，而是靠着娘家兄弟姐妹接济医疗费。”

　　桃李是一位“非典型”潮汕男生，他警惕那种以爱之名建立的捆绑，渴望探索更平等、松弛的关系。在他看来，潮汕地区固然重男轻女，但它更像是中国的缩影ip代理用静态好还是动态好，而不是一个极为突出的地带。

　　“在潮汕，重男轻女更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贴童男童女的时候，童男略高童女一点。女性操持祭典所需的一切，而主持的权力则交由男性。宗族文化中，女性只有成为媳妇的身份才拥有话语权。但与此同时，女性掌握经济后，宗族也逐渐会有女性的声音。”

　　青年导演周樊曾拍摄出一部13分钟短片，叫做《我的潮汕妈妈》。片子的剧情介绍页写道：“我的妈妈，刘锐君，一生从未离开潮汕。2023年元旦，我找到一个借口，终于带她离开了那块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土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有了三天新的瞬间。”

　　这部短片拍摄于2022年春节期间，周樊以返乡为契机，重新去呈现自己过去看似熟悉、实则忽略了的母亲生活里的细节。

　　比方说：母亲愈发严格的精打细算、看电视会不自觉地打瞌睡、拜老爷永远只会保佑家人。还有三个家庭在小姨开的肠粉店闲聊、阿妈挑橘子、拜神的时候请教上香的具体数量和分布……这些细节凝结成一位潮汕妈妈的常规生活。

　　周樊说：“我的妈妈，应该和许多的潮汕妈妈一样，把自己短暂的青春，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家庭。”

　　2022年，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上映。它讲述一位潮汕青年带着外地女友回家见父母，遭遇冲突、成见，又最终走向理解与接纳。“观潮”为这部电影举行了露天放映。功铭记得：那天吸引了很多路过的人，还有人是站着看完的。

　　功铭和柏麒是留在家乡的潮汕青年。他们共同运营潮汕文化社群“观潮”，这个组织以放映电影为主，举办徒步活动为辅，它于2015年开始策划，至今已有十年。每年春节，观潮都会组织“电影活动观潮Kwanteo”，仅仅是首届影展就吸引了近百位青年影视创作者。

　　潮汕这片土地本就是移民之乡，清末民初以来，大量潮汕人迁徙到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澳洲、北美，潮汕人成为全球最丰富的海外华人群体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因素、方言隔阂、宗族力量和社群传统，潮汕沿袭了不少古老的文化，一些在中原已经消逝的痕迹，在潮汕地区仍有所保留。

　　面对潮汕文化，观潮组织者选择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取的部分，是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情感、最有渊源的一些东西去入手。舍的部分，是去掉大家普遍看不惯，对弱者具有压迫气息的东西。

　　电影讲述一位想要辍学去广州打工的女生，跟着她的好友——另一位已经在广州打工的女生，在家乡小镇上无所事事地呆过了最后的一周。在这一周中，她们碰见一位老朋友已经在带娃，不置可否。

　　功铭对此回忆：“在映后环节，会有观众因此产生共鸣，认为在一些乡村角落，女孩子的受教育权利以及人生规划的自由度都非常受限，从而常有‘无所事事’之感。也有观众是家里的男孩，排行最尾，前面都是姐姐，所以很能理解这些村里女性的生存状态。”

　　相比“潮汕电影”，这些年潮汕更出圈的符号是传统民俗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传统又是以新媒体的方式激活的。在潮汕，如果一个人要做垂直类自媒体，除了饮食，最适合的方向就是民俗。

　　许多潮汕青年其实也在通过自媒体、短视频来重新了解自己的故乡。当民俗文化成为热点，部分潮汕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象征，批量生产符合游客预期的潮汕景观。

　　在杨振看来，包括美食、“英歌舞”在内的文化热，其实很让人忽视潮汕内部的差异性，“我们每个村子其实过年都有自己的节日，普通话翻译过来叫‘闹热’，村和村之间的节日时间会差开，免得大家时间安排不过来……”

　　如此，观察和呈现潮汕文化的细部，是一种对“潮汕热”的反思，也是回应和补充。柏麒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作为他持续观察潮汕文化的初衷：

　　“身心的错置、文化的游离、关系的消散绝非是潮汕独有的处境，但或许，潮汕作为一个幸存的样本提供了观看的角度和实践的方法。”

　　2025年春节，“电影活动观潮Kwanteo”明显有了出圈迹象。越来越多非潮汕的观察家也注意到这里。何以为家？对于家的反思，是否只有出走这一种选择？柏麒和功铭选择的是——在家的内部改造家。

　　柏麒在做客播客《回南天》时辨析道：部分人以为“观潮”的叙事里有美化潮汕故土、宗族的倾向，其实他们自己没少批判自己的家，他们要做的不是粉饰旧有的家，而是在家的土地上，再造一个新家，创造不以血缘为纽带的新型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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