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顾问理事 Mehri Madarshahi 教授认为，多国政坛动荡的复合影响可能外溢至全球经济和等国家正经历战略调整，中国可以抓住权力真空期，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领导者。通过制定战略目标、壮大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议程，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影响力。

　　自从去年九月份发表关于“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及其在重塑未来道路中的作用”的文章以来，我目睹了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在不可避免的风暴和飓风中，我看到了世界如何愚蠢地在沙滩上建造充满希望的城堡，却又被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浪潮冲垮。正如克里斯·海斯（Chris Hayes）最近在《纽约时报》观点栏目撰写的客座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

　　2024年，这个已被历史埋葬的年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事件、经济冲击和政治动荡，留下了需要多年才能愈合的深刻伤痕。在短短十二个月内，全球近70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举行了选举。

　　2024“全球选举年”美国、德国等国家多次发生政治暴力事件，其背后是难以遏制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贫富差距问题。图源：新华社

　　这些选举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由高通胀和疫情后经济失调引发的经济不满。这些因素导致了反在任者情绪的激增。

　　2024年，全球一半的人口对经济不稳定感到厌倦，并被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激怒，拒绝了他们的现任政府。曼彻斯特大学的罗布·福特（Rob Ford）将这一趋势称为“选举长新冠”，描述了疫情的长期影响如何加剧了政治不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均为3.3%，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图源：新华社

　　这股反现任浪潮席卷了印度、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这些国家一直在应对因疫情引发的健康、教育、社会和经济失调，并因俄乌战争、大规模流离失所和中东冲突而进一步恶化。

　　非洲也不例外。失业率上升和经济不平等导致南非的非洲国民大会党（ANC）——纳尔逊·曼德拉的政党——支持率历史性下降。这一变化引发了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加纳、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的大规模抗议，长期执政的政党被推翻。

　　与此同时，乌拉圭的左翼反对派赢得了总统选举，而在印度，纳伦德拉·莫迪的执政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

　　在欧洲，动荡仍在继续。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时代，首相石破茂的自由民主党（LDP）自1955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执政，但在这次选举中却因财务丑闻而遭受重大挫败。

　　与此同时，在法国，反移民的“国民联盟”党在6月的议会选举第一轮中获胜，但中间派和左翼力量的战术投票在第二轮中将他们推至第三位。结果？一个分裂的立法机构和脆弱的政府在12月4日的不信任投票后第三次垮台。

　　2024年6月的法国议会选举结果显示，18岁至24岁选民中投票支持国民联盟的人数出现了较大增幅，该党的反移民纲领正在年轻群体中引发广泛共鸣。图源：新华社

　　在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在反对派抵制的选举中第四次连任。然而，在持续数月的学生抗议活动（期间数百人被杀）后，她被迫于8月下台。

　　在斯里兰卡，选民在9月选举了马克思主义者阿努拉·库马拉·迪萨纳亚克（Anura Kumara Dissanayake）为总统。这是两年前推翻长期执政的拉贾帕克萨家族被公众推翻后，斯里兰卡政治又一次戏剧性转变。

　　裙带关系仍然是几个选举结果的标志。在巴基斯坦，经过2月的混乱选举后，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Shehbaz Sharif）——三任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的兄弟——上台。同样，在印度尼西亚，前独裁者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上台。

　　乔治亚大学的卡斯·穆德（Cas Mudde）教授将2024年总结为“极右翼的伟大一年，现任者的糟糕一年，民主的麻烦一年”。

　　极右翼的崛起在罗马尼亚尤为明显，政治素人C. Georgescu 得益于TikTok驱动的竞选活动，在11月的总统选举第一轮中获胜。然而，在“俄罗斯干预”的指控下，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在总统决选前两天取消了选举——这一决定动摇了该国的民主制度。

　　同样，在格鲁吉亚，亲莫斯科的“格鲁吉亚梦想”党在10月的选举中获胜，暂停了加入欧盟的谈判。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Salome Zourabichvili）指责执政党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操纵了选举。

　　极右翼的亲俄“自由党”在9月的奥地利选举中获胜——这一结果并不令观察家感到意外。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奥地利总统委托该党组建政府。

　　在许多选举中，对秘密干预和在线虚假信息的担忧日益增加。Meta——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的母公司——报告称，仅在2024年就删除了20个与选举相关的秘密影响力操作。

　　然而，打击虚假信息的努力常常被政治化和武器化，降低了其有效性，并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民粹主义领导人在这种环境中茁壮成长，利用经济焦虑指责全球化，并将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作为替罪羊。他们指责贸易协议、外国竞争和跨国公司造成了经济困境。他们承诺带回工作机会并保护本地产业，引起了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的共鸣。

　　或许2024年最具震撼性的政治进程是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特朗普掌握了国会、司法、最高法院、财政部和安全机构的全面控制wechat whatsapp 美国，迅速实施了他的议程。

　　唐纳德·特朗普击败了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第二次非连续担任美国总统。他的竞选活动聚焦于经济和移民问题，其胜利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民主未来的担忧。

　　在就职典礼结束后的几分钟内，特朗普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驱逐了数百万无证工人，解雇了相当一部分美国公务员，废除了对少数群体的关键法律保护，并利用关税作为惩罚全球贸易伙伴的武器。

　　通过颠覆实践的法律和秩序（作为民主的灯塔），他将关税视为“美国优先”战略的胜利，用来惩罚所有他想要惩罚的对象。就职一周后，一系列行政命令、夸夸其谈的声明和偶尔的倒退塑造了他的新任期。

　　特朗普对移民的强硬立场、对气候科学的怀疑以及对保护少数群体（包括LGBT群体）法律的反对，都构成了对政治权利的攻击。他像一个“美国凯撒”——一个强人、一个准君主，将政治系统弯曲到他的意志之下，即使这意味着践踏民主制度中本应制约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制衡。

　　尽管他在竞选期间否认，但特朗普似乎正在实施右翼的“2025计划”，以拆解并重塑联邦政府，清除官僚机构中可能不听话的官员，并在权力杠杆上安插更多忠诚者。

　　特朗普在打破西方传统经济和政治共识方面表现得更加大胆。他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竞选口号已经让位于美国历史上最富有、充满了前CEO和超级富豪金融家的内阁，他们与特朗普和马斯克一样热衷于去监管。

　　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越来越多地影响公共议程，从太空政策到言论自由辩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案例展示了资本家对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他塑造能源政策、太空探索、全球连接和公共议程的能力，既展示了集中私人权力在民主社会中的机遇，也揭示了其风险。马斯克的影响力可能会继续增长，引发关于问责、治理和资本家在塑造未来中的角色的关键问题。

　　特朗普当地时间2月7日表示，已指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审查美国国防部在内多个政府机构的支出情况。图源：Wikimedia Commons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合作的瓦解。他的政府削弱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UN）等国际机构，为其他大国（如中国）扩大其全球影响力铺平了道路。

　　唐纳德·特朗普强调亲商政策，如减税、去监管和自由市场改革。这引起了那些认为全球化优先考虑企业利益而非本地经济的选民的共鸣，这一趋势在过去几年中尤为明显，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在全球北方（包括美国、巴西、英国、荷兰、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力量不断增强。它们也成为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破坏性力量。尽管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缔造者和倡导者，共同努力降低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市场准入。

　　以特朗普为引领者，今天我们目睹了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削弱，现在崛起的极右翼正试图重塑话语体系。这一新运动依赖于那些被外部力量抛在后面的弱势人群日益增长的社会孤立感。他们在传统行业中的工作被技术、创新和离岸外包所取代。现代化的快速步伐打乱了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解构了他们古老的信仰结构，并引发了困惑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在极右翼运动和意识形态中找到了替代的舒适区。

　　在法国，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联盟”指责全球化侵蚀了法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经济安全，推动反欧盟和反移民政策。

　　东欧领导人，如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拒绝欧盟关于移民和多元文化的规范，强调民族身份认同。

　　在欧洲，民主的坎坷之路似乎还将继续，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现任领导人面临着诸多挑战，他们也将被这股趋势裹挟前行。

　　在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12月16日的不信任投票中失利，触发了可能在2月提前举行的选举。

　　日前，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表示，欧盟必须在经济上变得更强大、工业上更具竞争力，减少官僚主义才能应对的全球挑战。图源：新华社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发起的临时议会选举导致了议会陷入僵局，形成了一个无法达成多数共识的“悬浮议会”。由此产生的政治动荡持续至今，助长了极右翼在2027年总统选举后上台的预期。

　　这些事件的复合影响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塑造2025年及以后的发展轨迹。民主和民主规则可能很快成为历史的一章，但在现在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空白必须很快被替代方案填补。

　　尽管不应夸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和现有全球治理机构的反弹，但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变似乎正在进行。无论他总统任期的未来如何，民族主义或主权主义对全球治理的破坏性影响今天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大、更直接。

　　随着美国从多边主义退缩，中国可以抓住机会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领导者。美国对国际合作的新方式——以民族主义、对多边协议的怀疑和对联盟的交易性看法为标志——可能允许中国，根据其战略目标、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议程，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影响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可以继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随着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可以介入，增强区域经济领导力，并通过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扩大“一带一路”倡议（BRI），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贸易的领导者。

　　当地时间2月6日，巴拿马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中方回应称，对美国通过施压胁迫的手段，抹黑、破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行径表示坚决反对。图源：新华社

　　特朗普退出或对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UN）等组织的敌意，可能为中国在这些机构中获得影响力并增加其在其他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全球发展倡议（GDI）和全球安全倡议（GSI））中的控制权敞开大门，为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结构提供替代方案。

　　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也为中国提供将自己定位为绿色能源和气候外交领导者的机会。中国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金融方面投入巨资，将自身塑造为负责任的环境大国。

　　对非洲的支持是中美关系的另一条分歧线。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在去年北京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后，中国再次承诺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并将自身定位为非洲领导人更可靠的发展伙伴，非洲国家已经依赖北京的贷款和其他支持。

　　在军事方面，随着特朗普专注于“美国优先”议程并质疑北约、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等联盟，中国加深了与俄罗斯、中亚和全球南方的战略联系，可能重塑地缘政治格局。

　　至于技术创新领导力，我们必须说，中国已经通过5G扩展、人工智能（特别是争议性的 DeepSeek）、数字人民币和替代金融系统（如通过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绕过SWIFT）塑造了远远领先于美国的全球技术治理。

　　中国政治中的这些新增强策略可能会引发全球的怀疑态度、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以及内部经济和政治约束。然而，真正的考验在于，中国是否愿意提供一个真正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多极化可能会取代单极化，因为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将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财富与政治权力的交织给民主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尽管民主本应基于人民主权的原则运行，即民选代表服务于人民的意愿，但资本家、寡头和企业精英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已经重塑了决策过程，使其更倾向于维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而不是更广泛的公众利益。

　　民主规范的侵蚀以及迎合精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民主制度的不满以及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正在挑战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自由民主制度最初建立在制衡的理念之上，其中的机构和政治代表对权力过度集中起到限制作用。然而，在近几十年来，资本家们越来越多地绕过了传统的民主机制，常常利用他们的金融和技术资源来施加与其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当民主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生存威胁时，资本家和寡头对自由治理的影响正在从内部侵蚀民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警告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在引发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以及民主规范的侵蚀

　　随着我们进入2025年，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全球自由主义衰退所留下的空白将由什么来填补？多极世界秩序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几代人的全球治理、民主和经济稳定的轨迹。

　　*本文作者：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顾问理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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