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强调，这种非正规经济以其独特的社会秩序和社区联系，在吸纳就业和提供生计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肯尼亚和南非的案例研究，文章揭示了非正规经济的积极影响，还挑战了传统的基于需求的发展方法，转而提倡一种“基于资产”的方法。作者指出，非正规经济的参与者并非仅仅是需要帮助的非优势群体，而是拥有独特能力和资源的行动者，他们通过集体解决方案和社区支持展现出了韧性与创新能力。这种方法与社会工作领域的优势视角理论相呼应，强调关注个体或群体的内在动力和优势，而非仅仅聚焦于问题和不足。

　　非洲城市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ies）蓬勃发展。从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到喀麦隆的雅温得，这些城市丰富的生态系统中遍布着食品小贩、出租车司机、家具制造商、理发师、街头小贩和废品回收者等。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这些非正规经济吸纳了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2050 年1，非洲城市预计将新增 9 亿居民，其重要性还会进一步凸显。

　　由于非正规部门的经济活动往往处于监管之外——也就是说，它们不受税收约束且缺乏正规的保护——这使得非正规劳动者和创业者极易受到犯罪、腐败、雇主剥削劳动力以及客户欠帐等情况的影响。与此同时，尽管非正规经济的作用经常被低估，它实际上为城市居民和难以找到稳定工作的移民提供了重要的工作机会，加强了社区联系，并创造了可持续的生计。因此，城市非正规经济充当着关键的安全网，防止非优势群体陷入赤贫。

　　然而，西方对非正规经济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这些经济体是无序且不道德的领域，阻碍了经济发展和进步。相比之下，作为研究非洲经济发展的商学院学者，我们了解到，这些经济体——特别是其中的商业活动——实际上是基于一种经常被忽视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而运作和维系的。更具体地说，我们对肯尼亚和南非非正规企业的研究明确指出，在国家职能缺失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安排（cooperative arrangements）承担起了关键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功能。支撑这一社会秩序的是长期存在的社会规范（norms）、价值观（values）和人际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s），它们催生了极具适应性的商业实践和行为。2

　　我们还有一个深刻但令人担忧的发现，那就是这些本地的合作安排始终面临着与现行发展政策范式的冲突，这些范式试图以西方的正规经济模式来取代非正规经济。通常，经济发展侧重于创业、创新、创造就业岗位以及经济增长，并以非正规经济的转型为导向，以填补人们所认为的缺失部分。然而，这些干预措施有可能会破坏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为了避免造成损害——并强化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发展专业人士必须更加深入地了解城市非正规经济的动态。我们从分享对肯尼亚和南非两个案例的研究洞察开始，展示了这些情境中被忽视的社会秩序，它们如何面临被传统基于需求的（needs-based）发展模式所改变的风险，以及基于资产的（asset-based）方法在加强城市非正规经济方面所持有的全新视角。

　　非正规商业（Informal businesses）遵循一种社会秩序。在内罗毕，我们研究了一个名为达戈雷蒂角（Dagoretti Corner）的街区如何成为 105 家汽车修理企业的所在地。3这些企业从外观上看颇为简陋，有着压实的泥土地板、波纹金属墙壁和一个存放工具的棚屋。它们在其他方面也显得格外相似：提供相同的服务、位于同一个街区，而且组织形式似乎也一模一样。尽管存在这些看似冗余的情况，但该地区汽车修理企业的数量却大幅增长，从 2001 年的 12 家增加到近二十年后的 105 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企业如此大规模地聚集在同一地点呢？

　　在传统的经济学解释中，企业集群化（clustering）在城市中提供了一个战略要地，人们可以在这里方便地比较特定服务的各种供应情况。但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此地，因为内罗毕有许多这样的汽车修理场所——有些甚至就在达戈雷蒂角附近。更关键的是，需要汽车保养或修理的顾客往往不会主动上门并货比三家。相反，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现有客户的关系推荐，选择与特定汽车修理商有联系的店铺。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达戈雷蒂角的企业集群化因为缺乏专业化和差异化而停滞不前。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并蓬勃发展，正是因为它们的集中布局以及彼此间的相似性，这使得它们能够创建一个非正规的社会福利体系。由于它们选择相互协作而非彼此竞争，企业主们以独特的方式相互支持。我们开始察觉到企业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秩序——一种将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互利纽带，即便它们身处犯罪、腐败以及公共部门缺失的环境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防止创业者、员工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地方性解决方案。

　　例如，汽车修理企业之间并不会通过压低价格等方式相互竞争。事实上，企业主们会对相互竞争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管，其中一位企业主解释说：“我们有这样一条尊重他人的准则——不要去抢别人的客户。” 相反，企业主们会共同储蓄和投资。他们为肯尼亚农村的辍学生提供学徒机会。当学徒毕业后，他们还会创造商业机会。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企业主们建立了一个非正规的保险体系，不仅覆盖企业主和汽修工，还包括了他们的家庭成员。简而言之，这些企业及其经营者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了集体当中，而不只是着眼于自身。这样一来，企业主们就确保了在有需要时能够得到支持。

　　两个例子凸显了整合资源的重要性。首先，达戈雷蒂角的汽车修理企业会共同储蓄和投资。一位店主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类似于‘chama’（一个非正规的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上的民间筹资互助模式）的团体，专为汽修厂老板们设立。我们拥有大概 50 名成员。” 尽管类似“chama”的组织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尤其在农村地区以及女性群体中，但这里的“chama”很独特，因为它是由企业主们联合起来集中资源而组成的。成员们会定期向集体协会贡献数额不菲的资金，以此来扩充资源、相互获取信贷额度，并投资汽车修理之外的商业活动，比如购置房产以增加集体财富。

　　其次，这些企业创建了一个非正规的保险方案，以防止成员及其家庭陷入贫困。家庭成员生病、突发医疗状况以及死亡等情况都是灾难性成本，可能会使这些非优势群体陷入经济困境。由于正规的保险方案费用高昂，汽修工们会互相帮助，这在肯尼亚是一种被称为“Harambee”（意为“让我们齐心协力”）的精神。一位企业主告诉我们：“如果有捐款册传过来，我们肯定需要贡献。今天是他们需要帮助，明天可能就轮到你了……你是老板，所以你必须出份力。” 这里的“捐款册”是一种登记册，用来记录每家汽修厂的捐款情况，随后这些捐款会发放给那些遭遇不幸的人。这种一次性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劳动者们能够获得原本无法获取的资源。这些保险金不像贷款那样需要支付利息来偿还。相反，它们是一种前馈式的互助——即捐款者相信如果自己遭遇不幸，其他人也会伸出援手。如果没有这种信任，社会福利体系就会崩塌，随之瓦解的还有支撑这 105 家企业的互利纽带。

　　这种社会秩序是自发形成的，目的是确保这些企业能够在非正规经济通常所面临的严峻条件下生存并蓬勃发展。它并非由诸如酋长或民选代表之类的权威机构来管理；相反，它是去中心化的，并通过企业之间群体互利规范和团结互助的做法来维系。4

　　我们在达戈雷蒂角开展研究期间，还考察了南非开普敦郊区的城镇代尔夫特（Delft）的非正规经济的情况。这项研究的初衷是记录那些在正规统计中被遗漏的企业。在南非，城镇是主要城市周边的聚居区，大多是在种族隔离时期建造起来的，用于安置南非的黑人和混血人种。由于种族隔离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持续存在的社会经济排斥——再加上来自非洲其他地区的大量移民——该城镇的许多创业者每天都要面对犯罪和排外现象的发生。代尔夫特经常位列南非国内谋杀率最高的市镇之一。

　　尽管存在这些脆弱性，该镇也有着蓬勃发展且不断壮大的非正规经济。与官方统计中令人沮丧的失业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镇的一个大区代尔夫特南区（Delft South）每平方公里就有 560 家企业——是大纽约都会区的 18 倍。事实上，在 2011 年和 2015 年对代尔夫特进行的两次主要调查期间，在两平方公里范围内，微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一倍多，即从 824 家增加到了 1798 家。5许多企业主经营着成功的企业——有些还在发展壮大，甚至涉足其他行业——但他们仍选择留在代尔夫特。

　　我们与位于开普敦的非营利组织可持续生计基金会（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undation，SLF）合作，对在代尔夫特经营的 1600 名城镇创业者（township entrepreneurs）进行了调研，以了解他们的企业如何生存并克服所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6可持续生计基金会开创了一种名为“小区域普查（small-area census）”的方法，该方法将调查、访谈、地理空间（geospatial，包含地理位置和分布信息的数据）以及摄影数据相结合，用以生成城镇经济的全景图。在 2010 年至 2021 年间进行的多轮数据收集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动态变化，如企业休眠（企业在需求低迷时期暂停运营，直至经济状况改善）以及短期住宿租赁等新兴产业出现。为验证调研结果，数据收集工作由当地社区成员或与代尔夫特有联系的人来执行。

　　利用这些信息，我们试图记录下代尔夫特的经济活动状况。我们惊讶地发现，许多这类企业都隐匿于公众视野之外。例如，许多“shebeens ”（地下酒馆）没有招牌及其他商业标识，反而是通过草坪上的瓶盖来识别。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非正规企业而言，这种隐匿做法是明智的：更高的曝光度会增加企业沦为犯罪分子和/或排外邻居打击目标的风险。但如果它们一直隐匿着，这些企业又如何生存和发展呢？

　　答案在于社区支持。那些隐匿自己的企业主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与所在地区、种族和宗教社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不需要额外宣传自己的企业。他们多半是年长的南非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代尔夫特，因此深深融入了社区。他们中大多是女性，由于家庭照护责任和性别暴力威胁，她们不太愿意冒险离开代尔夫特建立自己的企业。这些企业主集中在家里经营可行但隐蔽的企业，不设招牌、营业时间短，并且很少或根本不招募员工。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依托社区的支持，并得到保护，避免遭受犯罪和腐败的影响。正是依靠这种社区的隐性保护，这些身处险境的企业主才能建立起可持续的生计，因为他们扎根于一个旨在隐蔽和保护他们的社区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采访了一位混血南非女性，她在代尔夫特南部自家的客厅里经营着没有招牌的婚庆用品租赁生意。她年近六十，和丈夫及子女一同经营着这家企业。她还在家开办每周一次的救济厨房（soup kitchen），供应自家后院种植的蔬菜。此外，她还是代尔夫特伊斯玛仪派（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社区的活跃成员。因为她属于这些社区和人际网络，所以无需主动出击寻找客户。她说：“通过口口相传，社区里的人就能够了解到我，这使我周末总是忙于各种活动。”

　　在代尔夫特那些经营状况最稳健的企业中，人际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曾采访的一位资深南非汽修工从不缺客户，因为他和他的子女在汽车旋转飘移（spinning，旋转飘移在南非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赛车运动，是种族隔离时代纪念阵亡黑帮的仪式，被称为“人民的赛车运动”，结合了漂移技巧和个人表演，车手在汽车旋转时进行惊险动作，如爬出车外、倒挂车窗等）圈子里很有名气。他的顾客通过 WhatsApp 上的旋转飘移群组以及他店铺附近的教堂联系他。同样，代尔夫特一位颇受欢迎的牧师在他所在的教堂内经营着一家面包店、一家裁缝店以及一个技术支持中心，这些店铺从外面看没有任何标识，但教众们都知道，并且会来光顾。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扎根社区对于扶持企业和降低风险起着关键作用。

　　那些缺乏社区支持的企业则更容易遭到盗窃、被警察没收商品或者遭到黑帮勒索。一位尼日利亚移民在一条人流量很大的街道上经营着一个摊位，售卖袜子、内衣和指甲刀等日用杂货。他唯一的社区联系就是位于另一个街区的福音派教堂。他试图让自己的生意能被顾客看到，但同时也担心遭到袭击或盗窃：“我以前要给一个黑帮成员付（保护费）。如果我不付钱，他就会拿走我的商品……他（最近）被杀害了，但随时可能有人取代他的位置。”在此期间，由于摊位所处位置人流量大，他每天能挣 2 到 5 美元。

　　与达戈雷蒂角的企业关系所构建的社会福利体系有所不同，在代尔夫特，创业者们与其各自所在的社会、宗教以及地域社区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保护了企业免受外部威胁。尽管这些企业的能见度有所降低，但企业主们扎根社区的情况确保了稳定的客源，使得创业者们能够为自己及家庭谋求生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关注。

　　我们在达戈雷蒂角和代尔夫特的调研发现，这些非正规经济的运行遵循着一种社会秩序，而这往往被传统的发展实践者所忽略。实际上，这些经济体得以存在的关键，并非个体企业主的单打独斗，而在于他们与其他企业以及所属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种相互支持和社区归属感，为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及其经营者构筑了一道“保护网”，支撑着他们的生存与发展。

　　这些洞见向我们揭示，这些非正规经济体系常常与公共部门、援助机构及营利性组织所推行的主流发展政策存在冲突，并且始终面临着被这些政策干扰甚至破坏的风险。这类政策深深植根于西方的社会经济进步观念和测量标准，其干预措施主要针对创业者及其企业，通过促进企业成长、差异化和正规化来实现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并希望通过税收增加来促进社会进步。虽然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类期望往往建立在一些隐含假设之上，即预设了这些情境下经济活动的“理想”或“应有”模式，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填补的种种“短板”。这种基于需求分析的方法也忽略了非正规经济的社会结构，极有可能破坏保障非正规劳动者和企业主的互助关系以及社区纽带。

　　非正规经济中“需求”的构建（construction of “needs”）为如发展专家提出的变革理论这样的外部干预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的预期受益对象通常是个体创业者及其企业。7例如，由世界银行牵头的创业发展项目侧重于找到可规模化的模式，将非正规企业主视为需要发现商机并实现产品差异化的创业者，以便他们能够雇佣更多员工并创造更高的销售额和利润。8衡量成功的标准往往局限于个人思维方式的变化和企业营收增长等指标。9

　　这些干预措施对企业间关系及其与社区联系的影响很少被评估，因此人们对此的了解也不够充分。这类关系常被视作进步的阻碍，因为它们限制了个体成为市场驱动和竞争性的主体。相反，随机对照试验（发展经济学家眼中的黄金标准）为部分企业主和企业提供支持或实施干预，而忽视了其他企业。尽管从测试干预措施有效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但未受支持的对照组可能会承担被遗忘的社会成本。这种动态可能在社区中造成社会裂痕，而且那些为了运营成功而保持低调的企业可能永远不会得到支持，因为发展领域的行动者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结果就是，这些出于好意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因为引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不对称因素，而破坏企业之间的社会秩序。

　　除此之外，大规模推动企业正规化并引入产权等规范制度的做法，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例如，一项针对阿根廷非法占居者的研究显示，那些被随机赋予土地所有权（即产权）的群体，相较于未获得产权的同类人群，更容易形成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市场观念，比如认为个人无需依靠社区支持就能取得成功。10换句话说，在这种特定情境下，引入以个人为导向的市场规范和产权制度，（实际上）削弱了该地区的集体主义精神。

　　同样，在加纳的城市地区，现代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正在取代加纳传统的“市场女王”（market queens）制度。“市场女王”指的是那些负责管理从西红柿到纺织品等诸多行业的女性。11正规市场摊位的设立导致了摊位稀缺，限制了能在新市场内经营的商贩数量，迫使他们分散到多个地点。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市场女王”管理商贩的能力。同样，跨国公司在加纳农村地区推行电信和消费品市场正规化的策略，挤占了售卖手机通话时长或单件商品的当地非正规市场中介。12因此，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外部发展性干预措施（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往往忽视并破坏了当地形成的集体性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原本能让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和劳动者有效开展业务。

　　达戈雷蒂角和代尔夫特都容易受到发展性干预措施的影响。从西方（经济学）视角来看，达戈雷蒂角聚集了105 家汽车修理企业，这种集中似乎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按照产业组织和战略管理教材中的原则，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建议汽修工们更均匀地分散到城市各处，以避免直接竞争，或许还会建议他们进行合并以形成规模经济，又或者建议他们专门提供特定服务或服务于某一汽车制造商，从而使自己有别于其他同行。追求在汽车品牌专长或成本上的差异化，可能为专业化、提升效率以及最终的盈利和增长打下基础，从而为摆脱贫困开辟一条可能的路径。表面上看，产业集群正规化似乎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它能为增长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向潜在顾客进一步展示其合法性。然而，推行这样一项全面的发展议程，很可能会破坏非正规社会福利体系及其经济和社会保障措施。虽然会有少数汽修工能从这种安排中受益，但大多数人将面临更高的个人贫困风险。

　　类似的风险也存在于代尔夫特的企业中，在那里，基于需求的方法会将企业缺乏知名度误解为根本不存在商业活动。推动正规化的干预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在城镇地区实现正规化需要经历成本高昂的官僚程序（如土地重新分区和建筑审批）13，这些程序会让企业更容易进入公共部门的视野。这一过程还会向其他利益相关方（如竞争对手）释放出一个信号，即该创业者已经足够成功，能够承担脱离非正规经济所需的行政成本。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建议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追求增长（如寻求更多客户或雇佣更多员工）会引起心怀嫉妒的毗邻企业的关注，也会引起犯罪分子或腐败执法人员等企图榨取资源的利益相关方的注意，他们可能会索要保护费。这样的干预措施会招来不必要的关注，让企业主的处境变得更糟。

　　正是由于这种以个体和企业为中心的基于需求的发展方法存在缺陷，如果我们改为关注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社区间的关系纽带，即所谓的“中间环节”，情况又会如何呢？

　　基于资产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14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社区发展领域兴起以来，这种方法就对当时盛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美国的社区充满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等待救助的受害者，发起了挑战。相反，基于资产视角的支持者采取了一种以调查为核心的方法：社区做了哪些事让情况有所改善？通过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关注点从由外到内的问题化视角——这种视角为外部干预提供了理由——转向了一种由内而外、识别并利用社区内现有优势、资源以及能力的视角。该方法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应用于解决从犯罪到城市衰败等一系列问题。15

　　尽管社区内存在多种未得到充分重视的资源（如个体的人力资本、故事和空间），但基于资产的视角侧重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即构建并强化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与信任。社区网络及协会的形成使得居民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解决问题。当关注点放在关系而非个体行为者时，外部干预的角色将从直接干预转变为促进和支持现有的社会安排及举措。

　　基于资产的方法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视角，它能够评估城市非正规经济以及构成这些经济的企业是如何维持自身运转的。将其应用于像达戈雷蒂角和代尔夫特这样的环境中时，基于资产的视角会促使我们去识别并改善现有的解决方案，同时揭示在这些情境下塑造企业发展的社会秩序。例如，那些在城市非正规经济中确保企业生存的独特商业实践，不应简单地被视作发展的阻碍，而应被看作是可能的保护措施，它们甚至能在最艰难的条件下防止人们陷入贫困。同样，基于资产的视角会审视创业者们是如何因扎根社区而获得助力，而非受到限制。当我们不再纠结于“应该怎样”（what should be）时，就会对“实际是怎样”（what is）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实践中，基于资产的方法对达戈雷蒂角进行评估并实施干预的方式，与更为传统的基于需求的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能够识别企业在该地的运营方式，从而全面捕捉企业间所形成的互助关系，然后找出进一步强化这些关系的途径。基于资产的方法会认识到汽车修理企业是协同发展的，因此，任何提升组织和营销技能的干预措施都需要保持企业之间的非竞争规范，并确保所有企业都能从中受益。干预措施可以着眼于让非正规保险方案更加稳健，以增强其快速支持困难企业主、汽修工及其家庭的能力。近期的一些实验表明，肯尼亚人即便能免费获得正规的医疗保险政策，也不会去使用，所以这种非正规的社会福利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资产的方法还可以帮助企业识别自身的弱点，并找到应对那些利用社会性福利制度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s）或欺凌汽修工的顾客的方法。例如，在达戈雷蒂角，声誉是一把双刃剑：汽修工们在集体处理从盗窃、劣质修理再到醉酒工作等不当行为方面非常有效，这样可以保持达戈雷蒂角作为“高质量工艺避风港”的声誉。但同时，汽修工的车间里常常停放着布满厚厚灰尘的废弃汽车，有时这些汽车占据了他们一半以上的工作空间。这些汽车虽然已经被修理好，但车主却从未前来取车。由于与顾客的关系，企业主即使在合法的情况下也不愿出售这些汽车。基于资产的方法建议制定集体规则，以一种能维护达戈雷蒂角声誉、合法性和诚信的方式处理这些车辆。

　　在代尔夫特，基于资产的方法将侧重于加强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不是单纯提高个体创业者和企业的经济生存能力。例如，一个名为“社区政策论坛”（Community Policy Forum，CPF）的邻里监督协会成立，负责夜间巡逻代尔夫特的街道，以预防冲突升级成暴力事件。在采访中，该协会的成员表示，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入室盗窃的目标，因为当地的帮派认识并尊重他们。这种基于社区的正义和治理机制有潜力进一步得到支持和规模化。

　　基于资产的发展观强调与非正规经济的现有优势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这意味着重视并增强已经存在的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非正规保险机制和基于社区的支持结构。同时，这还包括认识到企业的成功往往是一种集体成就，而不仅仅是个人成就。因此，遵循基于资产的方法，发展议程必须确保充分理解这些集体资产。

　　基于资产的方法不寻求那些承诺能迅速使人们摆脱贫困的激进创新举措。相反，这种方法会识别并强化——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鼓励——那些已经在大规模地增强韧性（resilience）的当地实践、流程和安排进行渐进式改进。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基于资产的方法如何为城市非正规经济的现有发展模式提供新的思考和机遇。在此过程中，我们力求增强这些环境中保障经济活动和为居民创造生计的现有能力。

　　近年来，经济发展实践开始采用一种组合方法，即并行实施多种干预措施，而不是专注单一的改变方案。这种思路认识到非正规经济是动态的、相互关联的系统，每个环境都有其独特性，而且当地社区的参与对转型过程至关重要。

　　这种观点——尽管还处于初期阶段——与基于资产的方法是一致的，后者认识到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和社区是相互依存的，并且生活经历塑造着商业活动。

　　然而，即便在这种范式中，组合方法的基本理念也是基于未被满足的需求，即将非正规经济视为存在问题和缺陷的系统，需要多管齐下的干预措施。

　　尽管当地社区也参与其中，但外部机构仍然是主导者，例如，它们会进行快速的民族志研究（即在几周内完成短期实地观察，而不是典型民族志研究所需的数月或数年时间），目的是推动转型性的改变。

　　提供了机会。以企业发展所需的信贷获取为例，这在非正规经济中是一个长期存在且根深蒂固的问题。传统的组合方法不仅会推动企业主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还会倡导对他们进行金融和会计知识培训。相反，基于资产的方法能识别出当地已经存在的金融解决方案，比如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ROSCAs），这种形式在一些非洲国家很常见（在肯尼亚被称为“chamas”，在南非被称为“stokvels”）。尽管其中一些方案的利率较高，但我们遇到的许多社区的企业主更倾向于选择这些非正规的金融解决方案，而不是开设正规银行账户，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正规金融机构缺乏信任。

　　因此，就获取资金而言，基于资产视角的做法并非建立新的借贷机构，而是首先强化现有的金融安排，并找到与之互动的有效方式。在此方面的干预措施可以集中于识别并尝试建立更稳健的治理结构骗whatsapp验证码，这种结构既能提升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满足成员金融需求的能力，又能降低风险和利率。另外，在像肯尼亚这样对移动金融更为信任的国家，数字技术可以发挥作用，它允许成员监控共同移动银行账户中的支付情况，对取款设置制衡机制，从而为所有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的成员提供更高的安全保障。在这里，发展干预措施与现有安排相互配合，而非取而代之。

　　此外，与其避开现有资产，通过另行设立的实体来调配资金和开展能力建设，不如以同等（即便不是更有效）的方式利用现有资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hawala系统”，这是一种在穆斯林群体中广泛使用的非正规资金分配系统。援助机构曾利用它在阿富汗发放大笔款项，而不是去构建自身的能力及报告要求。18城市非正规经济中现有的资金汇集和分配系统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减少“搭便车”和窃取机会的情况来增强其稳定性，而不是被完全取代。

　　基于资产的方法有助于理解非正规经济如何提升参与者的技能。达戈雷蒂角代表着一种非正规的经济模式，几十年来，它一直在吸纳并培训大量来自农村地区的非技术移民，为他们提供创立和维持新企业的机会。这个社区的发展部分得益于学徒制度，通过该制度，农村地区的人们得以与内罗毕的汽车修理工建立联系。在这里，“大家庭式”的非正规网络有助于将无技能劳动力与培训机会相匹配。学徒们随后会在职接受两到三年的培训，为开办自己的企业或到其他汽修厂当修理工做准备。在代尔夫特，类似的网络也存在于索马里等外国侨民中，他们利用亲属关系网络为新来的索马里人创造学徒机会或建立低成本的供应链。19

　　加强城市非正规经济吸纳大量涌入非洲城市的移民的能力，可能意味着要对非正规学徒制度展开研究，并找出提升其培训和容纳更多工人能力的方法。这一理念尤为重要，因为正规部门的准入门槛很高，就业机会稀缺。一种提升其能力的方式可能是支持现场培训的机会，根据学徒所处的实际情况开展培训，而不是去建立成本高昂的技术院校并让他们入学。在非正规经济中，学习是通过在工作中“实践”（doing）来实现的，而非在陌生的教育环境中 “被教授”（taught）各种概念。将知识带给学徒以及他们工作的场所，可能是一种大规模深化和提升知识的低成本模式。

　　从基本层面来说，基于资产的方法在实施任何类型的干预措施之前，会先对非正规经济中的能力（abilities）、技能（skills）及其他资产进行评估。可持续生计基金会（SLF）通过召集代尔夫特的创业者们进行“手绘资产图”活动做到了这一点。参与者在纸上描摹双手的轮廓，并在一只手的每根手指上写下五项技能，在另一只手的每根手指上写下五项有助于其企业发展的价值观。通过这一活动，参与者能够认识到自己已经拥有的资产、技能和价值观，而不是反思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这类做法有助于增强创业者对自己正在实践的有效策略的信心。

　　传统的数据收集工作主要由国家机构或签订合同的专家顾问实施，他们通常会以高调的方式（例如，乘坐配有武装安保人员的越野车）进入贫困地区，或将研究参与者带离他们所在的社区。然而，鉴于非正规经济中的居民常常被边缘化且处于脆弱的境地，他们对外来者——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可能代表国家的群体非常不信任。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些环境中寻找新型的合作方式。

　　我们发现了通过研究驱动、基于社区的组织（research-driven,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来发展长期研究能力的机遇。例如，与受捐赠机构狭隘、短期的项目提案周期所限制的非营利组织不同，可持续生计基金会开始通过归纳法来研究城镇经济的动态，不受捐赠方议程的约束。该非营利组织采用了谨慎的方法进入城镇开展“小区域普查”，雇佣并培训当地人系统性地逐街开展实地工作。20即使是最小的细节，比如该基金会进入当地的方式，也非常重要：其研究人员骑着自行车进行调查，并且身着基金会的服装，以便在受访者眼中不构成威胁。重要的是，可持续生计基金会随后的许多项目都是与城镇居民积极共同创建的，秉持尊重当地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理念，允许社区成员来界定什么是“解决方案”（solution）或“成功”（success）。

　　可持续生计基金会不仅识别出了代尔夫特现有的资产，还共同创造了代尔夫特民众认为有价值的新解决方案。例如，该基金会参与了一个名为“安全地下酒馆”（Safe Shebeens）的项目，与酒馆老板们合作解决地下酒馆中由酒精引发的犯罪和暴力问题（比如制定酒馆规则，并为每条规则配上一个易于识别的标识）。与基于资产的方法的目标一致，参与此项目的酒馆老板们还培养出了团结精神（通过分享最佳经营实践）和集体责任感（相互督促以维持各自酒馆的秩序）。

　　可持续生计基金会在多个城镇开展的工作表明，每个城市的非正规经济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认识与许多发展工作和研究形成对比，后者倾向于与高技能研究实验室合作并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目的是产生在不同环境中普遍适用的洞见。基于资产的方法会重新调整部分工作重点，以支持那些以研究为驱动的社区组织，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对城市非正规经济社会秩序的具体情境洞察。由于非洲大陆上已经存在许多这样的组织，因此发展工作必须支持这些组织建立归纳研究能力，这种方式可能比广泛的、多地点的干预措施更具成本效益，而且重要的是，还能产生具有思辨性和创新性的见解。

　　在达戈雷蒂角，想要扩大经营的企业主会离开该地区去创办自己的正规企业。同样，在代尔夫特，以发展为导向的创业者也会到城镇之外寻找客户。例如，我们采访过一位刚出狱的木工，他在“脸书市集”（Facebook Marketplace）上发布并销售自己的产品。还有一位制作串珠首饰的手工艺人选择离开代尔夫特，在周末前往开普敦的海滨木板步道上售卖她的商品。这些例子展示了已经存在的发展路径，这些路径不仅不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冲突，反而与之相辅相成。当这些路径得到加强时，非正规企业向规模化发展的过渡就会变得更容易，而且现有的福利体系也能保持完好。

　　基于需求的发展理念以“提高上限”（raising the ceiling）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消除那些阻碍有创业精神的个体摆脱贫困的限制因素。而基于资产的方法则始于“加固下限”（reinforcing the floor），即改善那些防止非优势群体陷入贫困的保障措施。这两种方法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协同实施。例如，我们设想一种分阶段的方法，在选择方法之前，我们可以首先提问：“人们和企业是如何相互保障，以避免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的？”

　　这种分析视角的转变让人们更加理解，企业及其所在社区是如何在恶劣条件下生存并蓬勃发展的。一旦对现有的解决方案形成了全面且贴合实际情况的理解，并尝试能够进一步强化这些解决方案的措施，传统的发展政策就能找到促进向上流动和资源积累的方法。因此，强化城市非正规经济的工作要从增强现有安全网和福利体系的韧性开始，而后再采取干预措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