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印度政府强势打压，中资电商企业在应对调查时需要关注中印法治生态的不同，如对待政府调查、司法审查等方面的差异。

　　2.美资电商平台亚马逊和Flipkart在应对印度竞争委员会的反不正当竞争调查时，采用了分散诉讼、质疑调查程序合法性等策略。

　　3.由于印度最高法院的支持，亚马逊和Flipkart的诉讼最终被集中移交给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审理。

　　4.与此同时，印度竞争委员会也驳回了亚马逊、Flipkart及卖家请求最高法院撤销针对他们开展的反不正当竞争调查的请求。

　　5.中资企业在出海印度时，应在战略决策中重视对印度治理逻辑的认知，并在财务预算中体现出对法律服务的重视。

　　出海印度，很多企业都对印度政府的各种调查心存忌惮。这不仅仅是中资要面对的，各国在印度投资的企业都会面对。面对调查，企业的应对，往往从已有经验出发，但如果缺乏比较视角，这种应对很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自伤性。因此，对于中资而言，我们首先要明白中印法治生态的不同，做到知己知彼；另外，还要留意在印度环境下其他国家企业在应对调查中的策略和经验。

　　不论公开讲座还是私下沟通，我都对企业强调一个观点：出海印度，至少要了解中印法治生态的三大不同。

　　首先是如何对待印度政府调查。各国政府都有可能对涉嫌违法或犯罪的企业开展调查，但是，企业需要在法治生态中去理解和应对这种调查。比如，在中国和印度，政府都有可能对企业开展调查，如涉嫌税、洗钱、外汇、反垄断等。但在中国背景下，政府的调查与最终结论往往差距不大。但在印度，政府调查只是起点，如果你愿意陪着政府走程序，结论则由法院说了算，可能会大不同。据印度媒体统计发现，政府对企业发起的税收调查，政府胜诉率不足20%。反洗钱调查也是，据《印度快报》统计，2005-2019期间政府发起的2400反洗钱调查，只有8件被定罪，还有近900件悬置，其他也是证据不足，程序终止。

　　因此，一旦调查程序开启，被调查公司要重视印度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司法审查，这是第二点不同。需要了解的是，中国有审限，而且审理期限比较短，你的诉讼目标可以围绕诉讼结果展开。但在印度，司法程序没有审限，所以，短期诉讼目标不要锁定在最后诉讼结果上。在印度，一个诉讼持续十年到二十年很正常。因此，你的诉讼目标应该分阶段展开，短期应该围绕着临时法庭命令展开，即要拿到有利的、不影响生产、生活的法庭命令，如账户解冻、财产解封、调查中止等临时法庭命令。

　　最后一点，与中国略有不同的是，印度最好的律师不在大的商业律师事务所，而是在印度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出庭的独立执业的资深大律师。其中前三、四十位的顶级资深大律师，他们的收费不比美国同行低。他们的优势不仅仅是在法律服务层面的技能优势，而是熟稔印度的治理逻辑，可在更高维度上帮企业寻求应对印度政府调查的策略。这些资深大律师是印度司法共同体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所在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尊重，有很强话语权，他们也是各大商业律师所为自己办理客户重大案件所追逐的对象。

　　明白中印法治生态的这三大不同，出海印度将少走很多弯路。这样的基础认知，也会帮助我们找到两大美资电商平台（亚马逊、flipkart）智对印度竞争委员会调查的门道。

　　2019年，印度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简称CCI）对印度的两大电商平台：亚马逊和Flipkart(2018年被沃尔玛收购)开展了反不正当竞争调查。不得不说，亚马逊和Flipkart联合其平台上大卖家的应对策略非常有效。他们跟印度竞争委员会开展了诉讼策略对决，让发起调查的印度竞争委员会从主动变被动。虽然最终结果尚未可知，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策略是略胜一筹的。

　　2019年，与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相关联的德里的一家名为Vyapar Mahasangh的商贸协会，向印度竞争委员会提交了针对亚马逊和Flipkart的投诉，指控这些电商平台偏袒特定卖家。

　　一是审查这两家电子商务平台与卖家之间的独家协议，依据是2002年《竞争法》第3条的规定。该条禁止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协议，例如独家供应和定价协议或反竞争协议。

　　二是评估两大电商平台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印度《竞争法》第4条规定了滥用支配地位或针对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掠夺性价格和拒绝市场准入。亚马逊和Flipkart被认为滥用了其在印度电子商务领域的支配地位。

　　针对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调查，亚马逊和Flipkart上的多家卖家在不同高等法院提起了诉讼，质疑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调查。

　　2020年2月，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积极回应亚马逊和Flipkart对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调查权限的质疑，下达了暂时中止调查的命令。此后，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以及马德拉斯的高等法院也暂停了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调查。

　　2021年6月，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允许调查恢复。2021年8月，这些公司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请求被驳回，调查得以继续进行。

　　经过漫长的拉锯，2004年8月，印度竞争委员会（CCI）终于完成了对亚马逊和Flipkart的反不正当竞争调查，并在调查中发现两家公司在运营中，存在偏袒特定卖家、优先展示某些商品、提供大幅折扣损害其他企业利益等行为，认为这违反2002年印度《竞争法》的规定。

　　印度竞争委员会针对亚马逊的调查，发布了1027页报告，指出三星、小米、摩托罗拉、Realme和一加的印度子公司存在“与亚马逊共谋进行独家手机发布”的违法行为。

　　针对Flipkart，印度竞争委员会发布了1696页报告，显示三星、小米、摩托罗拉、Vivo、联想和Realme的印度公司实施了类似操作。

　　印度竞争委员会的报告还提到，这两家电商平台“刻意淡化问题严重性”，实际上，这些违规行为已普遍存在。

　　印度竞争委员会还指控两家电商平台利用外资，通过仓储服务和营销补贴等方式为特定卖家提供优惠，认为这违反了外商投资的相关规定whatsapp电脑版安装失败。

　　如果调查成立，亚马逊和Flipkart将面临重罚。针对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在印度已有很多先例。如最近Meta所属的whatsapp，因为其用户隐私政策中有“不接受就离开”（take it or leave it）的内容，而被认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因此被处罚2437.16万美元（213.41 crore卢比）。当然，Meta也没有因此束手就擒。2025年1月23日，Meta已经拿到了国家公司法上诉法庭（National Company Law Appellate Tribunal）临时中止执行的命令。关于whatsapp跟印度政府的斗智斗勇，是另一个生动的故事，我在前面写过，打算过几天更新最新进展，并分析其“斗争”策略。

　　在本案中，印度竞争委员会认为两大平台这种违规操作已经非常严重，如果认定成立，他们面临的处罚要比whatsapp高很多。根据《竞争法》第27条规定，罚款可能相当于公司前三个财政年度平均营业额的很大一部分。

　　印度知名大律所Khurana & Khurana认为，如果调查成立，印度竞争委员会可能要求亚马逊和Flipkart修改其现有的商业模式和政策，以促进公平竞争。具体可包括：

　　一是禁止独家协议。平台可能被禁止与卖家或其品牌达成独家协议，这将有利于使平台上的卖家和产品更加多样化，同时促进更广泛的市场准入。

　　二是提升算法透明度。亚马逊和Flipkart可能被迫披露他们如何进行产品排名的算法，以确保他们不会偏袒附属商家或首选卖家，这被认为有助于促进较小卖家在同一基础上竞争。

　　三是保障所有卖家的平等访问权。让平台实施和引入新政策，以落实强制性平等访问市场功能，例如搜索结果中的可见性、促销工具和客户外显等。

　　印度竞争委员会发布调查结果，并听取亚马逊、Flipkart、零售商协会及相关手机公司对调查结果的异议。

　　印度竞争委员会认为卖家的起诉，试图在限制其调查权力的行使。然而，卖家辩称，他们本来在调查中是“第三方”身份，但印度竞争委员会在未事先通知或举行听证会的背景下，于2024年7月将他们擅自改为“被调查方”，这是违法的。

　　2024年9月27日，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暂时中止了调查程序，理由是印度竞争委员会（CCI）在调查过程中存在程序失误，包括未经授权将卖家从“第三方”身份改为“被调查当事人”。

　　印度竞争委员会2024年8月28日发布了调查结论后，亚马逊、Flipkart及大卖家在印度不同高等法院发起了二十多项针对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诉讼，并且取得了中止调查的临时命令。

　　为了节省应诉经历，印度竞争委员会请求印度最高法院将目前在阿拉哈巴德、马德拉斯、泰伦加纳、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德里和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立案的诉讼移交给最高法院审理，或者指定德里高等法院集中管辖。印度最高法院于12月13日就此举行了听证。

　　在听证过程中，印度竞争委员会和电商卖家之间就应由哪家高等法院集中管辖产生了分歧。印度竞争委员会指控亚马逊和Flipkart利用卖家在全国范围内的诉讼来挑战其调查。电商和卖家则反过来指控印度竞争委员会“挑选法院”（forum shopping）。挑选法院是指一方根据哪家法院或司法管辖能为其带来最有利的结果而选择案件审理场所的做法。

　　代表印度竞争委员会的政府首席律师温克塔阮曼尼（R Venkataramani）试图将亚马逊、Flipkart及其供应商在各高等法院提起的27个诉讼集中到德里高等法院管辖，以避免多重诉讼带来的应诉挑战。之所以选择德里高等法院，估计出于节约应诉成本以及获得有利裁决的考虑。

　　而卖家的代理律师，也即高级大律师阿布舍克·马奴·辛格维（Abhishek Manu Singhvi）和穆库尔·罗哈吉（Mukul Rohatgi），建议由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继续审理此案。辛格维是前国大党新闻发言人、印度议员，2022年在金德尔全球法学院捐2000万卢比设立学术发展基金；而罗哈吉是前印度政府首席律师，两人都是印度非常有影响力的在印度最高法院出庭的资深大律师。（要想更多了解印度的法律服务市场，可参考张文娟，“印度律师的自治转型”，高鸿钧、鲁楠主编《印度法原论》，商务出版社，2024年，第712-733页。）

　　就集中管辖法院的选择，代表印度竞争委员会的政府首席律师温克塔阮曼尼提出了一个妥协性方案：已经提起的，由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审理；等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完成已有案件的审理，在其他高等法院提起的诉讼都将移交德里高等法院。然而，最高法院拒绝了这一建议，称这可能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最高法院指示政府首席律师明确征求印度竞争委员会的意见，是否同意将案件移交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集中管辖。虽然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审理不如德里高等法院审理便利，但考虑到合并比分散应诉要强，印度竞争委员会还是接受了这一提议。

　　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2024年年12月13日最高法院在听证会上口头表示，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将成为审理此案的唯一高等法院。然而，当时最高法院并未发布最终命令，并暂停了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的审理程序，让其等待最高法院发布最终命令。

　　2025年1月6日，最高法院发布了最终命令，将这些诉讼集中移交给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审理。这意味着，电商平台律师有关管辖法院的建议被最终采纳。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驳回了亚马逊、Flipkart及卖家请求最高法院撤销印度竞争委员会针对他们开展的反不正当竞争调查的请求。

　　从上述案件的进展，我们看到，亚马逊和Flipkart被调查后，他们不是寻求外交斡旋，或者通过媒体控诉，而是聘请了印度最高法院最资深的大律师中的两位，跟印度竞争委员会在印度治理框架下进行策略性“斗争”。他们的策略有很多：如聘请到在印度很有影响力的在最高法院出庭的两位资深大律师代理他们在此案中出庭；将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调查提前纳入司法审查；抓住调查程序问题，联合主要卖家在多个邦分散诉讼；同时在合并管辖时，说服最高法院支持了己方的管辖法院建议等。

　　印度政府对亚马逊和Flipkart的调查是否正当合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那需要另一篇文章展开分析。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企业被印度政府开展调查后的应对策略而展开。翻看一下印度媒体就会发现，Meta、苹果等都在印度面临着此起彼伏的政府调查。他们在印度治理框架下与政府斗智斗勇的策略，很值得中资参考和借鉴。道理很简单，你可以选择不去印度投资，但一旦选择了，就要学会在这种法治生态下的体面的生存之道。

　　从中资角度看，很多中资出海时，在战略决策中不重视治理逻辑和法律服务部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时，更加忽视这一点。但到印度投资，这个还真得重视。有一次跟一位中资企业在印度的负责人沟通，他提到，他们公司同时在印度和美国落地，在印度花的律师费要比美国多，这让他很吃惊。这应该不是个案。因此，出海印度的企业，一定在战略决策中重视对印度治理逻辑的认知，并在财务预算中体现出对法律服务的重视。